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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识的缺憾与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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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雷
在中国文学的四大体裁中，除了诗歌、散文、小说以外，戏剧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中国传统戏剧就文体而论是一种诗剧，宋元时代把这种新兴的诗体称之为“曲”，并有南曲戏文和北曲杂剧之分，表明它是通过演唱来体现其艺术特色的，所以我国民族形式的戏剧又称为戏曲。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戏剧”与“戏曲”的概念本来是相同的。“戏剧”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晚唐文人的诗文中，近代王国维撰《戏曲考源》和《宋元戏曲史》，便开始把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戏剧定名为戏曲。由于近代西学东渐，西洋的戏剧样式传入中国。“五四”以来，受西洋剧艺影响而产生的话剧在剧坛上异军突起。为此，文化界经过长期磨合而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共识：那就是把古代本属同义词的戏剧与戏曲稍加区分，扩大“戏剧”一词的现代概念；在现代戏剧的大概念下，既包括民族形式的戏曲，也包括话剧、歌剧、舞剧等受外来影响而出现的新剧；大可包小，小不包大，现代戏剧包括传统戏曲与新剧话剧等 ，但戏曲不包括话剧，话剧也不能代替戏曲。这种文学观念的变迁反映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著述中，就成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中国戏曲形成于宋代，所以在各家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对古代的戏剧文体都十分重视，有的文学史从宋杂剧和金院本写起，一般都开辟了元明清戏曲文学的专章，论及宋元南戏、金元北剧、明清传奇和清代的花部乱弹。但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各家编著的“现当代文学史”竟出现了戏剧观念的断层，他们只写“五四”以来新兴的话剧，却将民族戏曲略而不论，或稍为涉及即一笔带过。即使是专题的“现代戏剧史”，也取消了戏曲的地位，在广大青年读者中造成了现代戏剧只是话剧的错误概念，似乎戏曲已不属戏剧之列了。
戏剧观念的迷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因中西文化的交汇而导致了新旧“戏剧观”的大碰撞。激进的新派文化界人士对传统旧戏大张挞伐，全盘否定，力主追随世界戏剧的潮流，废弃戏曲，创建新剧话剧 。后来经过宋春舫、欧阳予倩、齐如山等人持平论说，排难解纷，提出了戏曲与话剧并存、改良戏曲与创建话剧同进的建议。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戏曲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当今全国计有３６０多个戏曲剧种，涌现了不少戏曲编剧人才（剧作家）和杰出的戏曲作品。但是，为什么如今新编的《现当代文学史》中，仍然没有戏曲文学的一席之地呢我认为，这是文化意识的缺憾！
以期以来，文化工作者的文化意识并不都是圆满的，他们往往因偏爱而出现偏激情绪，又往往因个人好恶而以偏概全。自从西学东渐后，轻视传统戏曲的文化意识至今尚未廓清，有些人认为戏曲是落后的小道，导致戏曲编剧得不到重视，以致于现代戏曲的文学地位也就落寞了。有些人力争把武侠小说捧上文学史中，但却忽视群众基础极为深广的现代戏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我认为：文化意识应该圆满无缺，中国现代戏剧不单是话剧，而应该涵盖民族戏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戏曲章节应该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得到承续，古今贯通；在新编“现当代文学史”的规划中，应该给戏曲文学以一席之地。在上承清代花部乱弹的章节以后，应开辟现代戏曲和当代戏曲两章，以求上通下达，圆满贯通。
那么，怎样来进行贯通呢？我认为在论述现代戏曲时，首先应将清代花部与雅部争胜的情况勾勒一下，以便与清代文学史中“花部乱弹”的章节衔接起来。然后重点是论述皮黄剧（京戏平剧）的文本，其中在文学史上有价值的作品，如齐如山和李释戡为梅兰芳编创的新戏《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洛神》和《太真外传》等；此外如程砚秋编创的新戏《荒山泪》、《春闺梦》，欧阳予倩编创的新戏《潘金莲》，周信芳编创的新戏《明末遗恨》等，都值得审视和解读。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延安平剧院编演的《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是旧剧改革的典型范例，理应得到专题论述。至于其他地方戏，由于种类繁多，不必以秦腔、梆子、花鼓、滩簧、汉、川、滇、粤等地域腔调来分述，而是以地方戏中已有定论的作家和作品来论列，如成兆才是评剧作家，代表作是《花为媒》和《杨三姐告状》等（见《成兆才评剧剧本选集》）；黄吉安是川剧作家，代表作是《缇萦教父》、《金牌诏》等（见《黄吉安剧本选》）；马健翎是秦腔作家，代表作是《好男儿》、《一家人》等（见《马健翎现代戏曲选集》）。其他的作家作品还很多，当然只能有选择地进行论述。
关于当代戏曲文学的描述，由于当今戏曲多达３６０种以上，面广量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以剧种来分述，而可以选择不同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作为论述对象。好在《中国戏曲志》各省分卷均已出齐，其中载有戏曲文学方面的内容，材料丰富。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戏曲的百花园中涌现了一批已有定评的代表作，如《刘巧儿》（评剧）、《罗汉钱》（沪剧）、《李二嫂改嫁》（吕剧）、《满江红》（京剧）、《红花曲》（锡剧）、《搜书院》（粤剧）、《百岁挂帅》（扬剧）、《朝阳沟》（豫剧）、《天仙配》（黄梅戏）、《陈三五娘》（梨园戏）、《春草闯堂》（莆仙戏）等等，都可以从剧作者和戏曲文学的成就上做出评论。新时期以来，京剧作家马少波、陈西汀等，越剧作家顾锡东、胡小孩等，赣剧作家黄文锡、梨园戏作家王仁杰等，都各有名作；而新一代的戏曲作家群则以川剧《变脸》的作者魏明伦、昆剧《南唐遗事》的作者郭启宏、京剧《曹操与杨修》的作者陈亚先等一批名家为代表，他们后来居上，能结合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创作戏曲剧本，扭转了戏曲文学失落的局面，值得在当代文学史中择优论列，填补那空白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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