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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州
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私史
——王文兴现代主义力作《背海的人》中的“爷”
朱立立
埃德温·缪尔说：“卡夫卡的困难是可笑的，但它们同时也是令人绝望的。”① 读王文兴现代主义小说《背海的人》有同样的感觉，《背海的人》中的“爷”就是卡夫卡式的困难的人。“爷”的困难充满悖谬,既滑稽可笑,又让人窒息绝望。王文兴耗时数十年苦心经营,创作出一部汉语文学史上奇异的文本。这部作品在语言文字及叙述结构上的创新实验在在令人惊讶,可圈可点可议可叹之处甚多,而形式的标新立异对于《背海的人》来说绝不是纯形式主义的文字表演,而是在语言文字的艰苦修行中积淀着丰富的内容。仅从作品主人公“爷”这个奇特的人物身上即可解读出许多颇有意味的话题。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无名者形象：阿Ｑ, 在我看来,王文兴笔下的“爷”是阿Ｑ形象的当代传人，他同样无名无姓无产无业无家可归，身陷困境，在无法自主的命运摆布下盲目挣扎，最终被无边的黑暗彻底吞噬。只是这个台湾版的阿Ｑ身份显得更加暧昧，他不仅是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居无定所,满口污言秽语\胡言乱语（其中不乏真率智慧之语），而且还曾做过诗人,风头健时同时在几份刊物上发表过诗作,目不识丁的阿Ｑ就从未有过如此的荣耀了。“爷”还曾经当过兵,并且在台北混迹过相当长的时光,比起阿Ｑ更加见多识广；阿Ｑ一直处于天真无知的浑朴状态,虽然也会鹦鹉学舌地说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腐儒之语,然更多时却只会象对吴妈示爱一样粗口直陈,本能地吃本能地自我保护,维持着生存最底线的可怜需求,本能地爱本能地恨恶本能地惧怕本能地想革命,因为一切言行皆只出乎本能,故无思无想如同一只地洞中求生的鼠类。鲁迅不无悲悯地让我们看土谷祠里阿Ｑ张大嘴巴呼呼大睡的丑态,以示其未觉醒的昏聩；而王文兴的“爷”却不然,他虽也同样为命运所播弄,却具有强烈的探知欲望,他天性好奇,对未知世界充满疑惑与渴望, 对于宿命、神处于信与疑、敬与讽之间的矛盾状态,不甘心屈服于强权恶势,也不愿意拜倒在神坛之下。与阿Ｑ的缺乏自我意识不同,“爷”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反省能力和批判意识,但他又是个道地的边缘人,在台北身无立足之地,而后被逐至深坑澳：一个虚假的自由之地,（最终成为他的葬身之地。）阿Ｑ直至临死才似有所悟,悟出自己置身的世界是非人的,周围遍布饿狼,鲁迅让知识分子的狂人在疯狂的边际呐喊出理性启蒙的话语,又让蒙昧庸众的代表阿Ｑ以死亡为代价换来临终一瞬间的觉悟；王文兴则使“爷”兼融狂人与阿Ｑ于一身，在蒙昧与先觉之间做困难而滑稽的挣扎。一方面“爷”如同一叶浮萍活得盲目而没有希望，另一面这个独眼人“单星子”又狂妄得自以为窥破天机，预言中死难的应验这偶然一次看相的成功让他生意兴隆了好一阵，仿佛这闭塞的深坑澳来了个先知，而“爷”恍惚间也对自己的通灵异秉惊奇复自得起来。不幸的是这位 “先知”终究未能预知自己的厄运：面对死神的偷袭，他的反应完全是常人的措手不及。
小说以诘屈聱牙而又一泻千里、愤世嫉俗而又粗俗不堪的破口大骂开篇，奠定了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爷”命运的基调:因为见弃于世而与整个世界为敌。这个颇具刺激力的开篇将流氓无赖气的粗话和文人气的语汇别扭而自信地组串在一起,形成了最不雅观最难听的国骂及作者自创的国骂变体进行曲。在一种痛快淋漓疙里疙瘩浑沌而粗放的渲泻性节奏里,开始了汉语文学史中最为晦涩又最为奇特的叙述历程。王德威认为小说的开头“令有教养的读者难以招架”，而这种强烈的反智气氛几乎贯穿全书；但与此相悖的是此书又是一名知识分子反讽式的自嘲，“整体而言，它提供了一嘲弄式百科全书（mockencyclopedia）视景。”②《背海的人》全书所纪录的不过是“爷”两个夜晚的内心独白，“爷”的叙述却涵括了哲学、神学、文学、政治、数学、风水、相命、情色、性等话题，尤其在上册，“爷”尚未完全堕入绝境，他精力过分充沛，似乎对一切形上形下的话题都充满辩驳的兴趣，虽然他的实际处境困窘孤独，但并不妨碍他知识论式的耍宝。王文兴的叙述策略规定了“爷”既非纯悲剧性人物亦非纯喜剧性人物,“爷”的存在映证了个体存在的尴尬：现代意义上的反讽性生存悖论，“爷”生活的卑微不堪、身份的混乱暧昧、情绪的驳杂叛逆以及思想的似是而非组成了一个骚动喧哗的个体内在世界。小说立足于“爷”的有限视角，展示了心灵广大宽阔幽暗深邃阴晦暴烈错乱突悌脆弱无序的复杂层面，“爷”的叙述既是面向整个世界的孤注一掷的抗辩，又是一个遭弃绝者无能无力故而格外无所顾忌破罐子破摔的撒泼耍赖，因为他所抗辩撒泼的对象丝毫不会在意他的存在，他的叙述实际上只能是寂寞的自言自语，反刍、宣泄、胡闹、表演，全是自我意识分裂的想象中的对话、虚幻的痛快，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遭暗杀，“爷”的滔滔不绝、“比狗屁不通还要不通”③的夹叙夹议会如何收场。王文兴为他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的主人公画上了一个永远的句号：死亡，而且是那样一种没有尊严的可怜复可笑的死法，阿Q尚且有示众的机会容他无师自通地嚷出一句：“二十年后又是……”“爷”却落得个如此寂寞荒谬的下场，正当他沉溺于他的几次情色冒险史，以试图淡忘日趋迫人的生存焦虑，几个歹徒粗暴地闯进来不声不响地杀了他，在黑暗中他喊出了当初阿Q没来得及喊出的“救命！”然而即便是写到死亡，作者仍然保持着自始至终的嘲讽态度，带着王文兴式的不避腥臭的恶心劲儿，描写“爷”临死前最后一回自由联想，将连续不断的放屁比作“礼炮”，礼炮阵阵激起“爷”万千思绪，不过不论是诗情翩翩还是恶心兮兮的遐思畅想，都不得不终结了，所谓的礼炮原来是对“爷”饱受命运嘲弄的一生的最后一次戏谑性的嘲讽。
王文兴在”Wang Wen-hsing onWang Wen-hsing”一文中谈及《背海的人》时说：“这（本小说）根本就是嘲弄。”（“Basically,this is a burlesque.”）④作者出离了早期那种古典悲剧式的严肃紧张，而更倾向于在狂欢化的场景和对话中进行谐谑嘲讽。王德威曾经将《背海的人》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类比，就体例内容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实验创新程度而言，这样的类比是很自然的，值得进一步深究。而王德威想强调的是：从《背海的人》可看出王文兴“更沉浸于‘自我解构’（self-deconstructive）的乐趣中，他不断谑仿及戏弄（undercut）自己小说所源出的传统和典范，较乔伊斯有过之而不及，比如他的英雄（或反英雄），就是一个西方自浪漫到存在主义文学英雄雏形的讽刺模仿组合。”⑤这里提到的英雄（或反英雄）显然指的是“爷”，在西方现代文学线路图上寻觅“爷”身上纠缠不清的线索之源确实有效，因为出身外文系的王文兴一向钟情外国文学，在创作上更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深远，他被称为彻底的西化派，他本人对于人们将他的创作归为现代主义也基本默认（如他在接受单德兴访谈时说：“就我创作的性质来看，可以归到现代主义的范围内。”）在思考“爷”这个人物的性质时几乎无法不考虑这一层面。不妨简略回顾一下王文兴的创作历史，王自五零年代后期开始在《文学杂志》发表小说，六零年代与白先勇等台大才俊创办《现代文学》，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浓厚趣味以及改变台湾文学现状的强烈意愿，卡夫卡、托马斯·曼、乔依斯、亨利·詹姆斯、加缪、海明威等人给他提供了强大的文学启蒙力量。仅从他塑造的文学形象看，我以为在早期作品里王文兴感兴趣的人物几乎都体现了现代主义精神，一种绝望中困难的反抗，一种在意义缺失的世界里本能的挣扎和痉挛，一种在深渊中的哭泣，一种面对荒谬存在的漠然的笑。早期王文兴困顿于人性的两极：一面是纯真少年怀着巨大而无助的恐惧面对成长的烦恼和死亡的阴影，另一面则是黑暗邪恶的恨世者无法自控地播撒仇恨与恐怖，总体上看，两极合一，书写的主旨乃是：个体生命的恐惧与颤栗。这无边的恐惧朝向两个方向，生与死。生的意义何在？若是为了快乐，为何连世人称为最快乐的事也不过尔尔，快乐之后却是难堪的空虚，以致于一瞬间竟失了生趣？（象《最快乐的事》中作爱后了无生趣而跳楼的孤绝者。）成长中的快乐竟包含着如许惊人的污秽和邪恶，令人饱尝快乐的虚妄和邪恶折磨的苦痛，（《寒流》里那个为保持纯洁抵抗性冲动而裸身于寒流的可怜少年。）在朝向生命的逼视里，我感到早期王文兴那种偏执的精神洁僻症几乎到了困兽之斗的地步了。而朝向死亡，则唯有虚空，王文兴让一个孩子面对人永远的最大畏惧，以天真而极端的方式表示对必然的反抗。（《生命的轨迹》）这些作品中，纯粹的个体承担着过于沉重抽象的存在主义命题，人物个性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共同点，孤独（或孤僻）、敏感、内向（近于自闭）、倔强、富于叛逆性，这些人物无法融入他人的世界，内心往往充斥着莫名的焦虑或恨意，或与他人为敌成为令人讨厌的对象，或沉湎于内在激烈的自我搏斗而让人怜悯，他们对命运的抗争（如《生命的轨迹》）尚带有希腊悲剧式的悲壮严正色彩，而与非理性原欲的苦斗（如《寒流》）、以及他们所体现的个体的孤独、人性的乖张丑陋（如《玩具手枪》、《黑衣》）等主题就更多地属于现代主义探讨的范畴了；七零年代的《家变》提供了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叛逆者形象：范晔，这个人物所激起的讨论既关涉形式实验的价值和限度，也深深触及现代中国个体与传统伦理间的紧张关系，作者通过范晔将西方化的个体意识与古中国家庭伦理间的龃龉和对立推向一个极端，从个性特征看，范晔延续了王文兴早期小说人物的个性传统，但人物所反抗的不再是幽玄诡谲的命运，也不再是深渊般的肉体原欲，亦不再是意义丧失后的广漠的空虚，范晔以西方化的现代观念对抗肉身赖以成长的家庭，逼迫老父出走，从而改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离家出走的“逆子”模式，而范晔也因此成为彻底西化派的文学典型，一个台湾现代主义的精神产儿。
到了《背海的人》，作者赋予文本更为复杂的主题，纯正悲剧的古典意趣消失了，现代主义的紧张冷峻品味也不复从前那般剑拔弩张，严肃庄正的主题隐藏在谐谑滑稽里。喜剧因素的渗透成为作者有意识的追求,小说呈现出一种悲喜杂糅亦庄亦谐的含混风格,体现了现代怀疑论基调上的对存在复杂性的经验意识。彼得·福克纳论述现代主义现象时指出：“现代西方世界对自己的价值颇为怀疑，这种怀疑超过了我们所熟悉的往昔文化对自己价值怀疑；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成为普通的日常经验。现代怀疑论，换言之，对复杂性的认识，在深度上超过以往的文化。”⑥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拒绝整体性和稳妥性的乔依斯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尤利西斯》体现了现代主义力求将自身建立于矛盾和悖论之上的决心。”⑦这句话用来评价《背海的人》也完全适用，王文兴在这部现代奇书中力图展示的主题正是道德的相对性和存在的困窘与悖论。具体体现在人物形象上, 小说除却充分表现叙述者“爷”境遇的尴尬怪诞、言行的乖张荒谬和心理的错杂混乱外，还以阴森诡异的笔法绘描了“现代中国小说中最富想象力的官僚生活群像”（王德威语）：“近整处”（一个名为“近百年方言区域民俗资料整理研究考察汇编列案分类管理局深坑澳分处”的官僚机构）里的一群奇形怪状的异化人，如同鬼魅，这群人全都有病，全是被排挤出台北的老弱病残，一群落魄失魂腐朽没落的官僚职员，然而却在一种逼真的氛围里上演着一幕幕夸张放肆的闹剧。这里既弥漫着沉沦与死亡的气息，又散发着贫民窟自然主义式的病态的活力，时而令人窒息，时而激起莫名的爆笑，完全是黑色幽默的笑，苦涩至极，不笑不足以感应其苦趣。“近整处”里形形色色的小丑傻瓜们履行着杂语喧哗的喜剧化功能，衬托着“爷”的私室独白的孤单落寞，“近整处”中尽是边缘人，而连这么一个群体也不肯接纳“爷”。“爷”实在堪称可怜。但作者显然并不擅长于流露任何感伤的悲哀，当有人问起他对“爷”的死有何感受，他说没有特别的感受，只是separation,“如同送人出国，没有任何sentimental sorrow在内。”⑧作者与人物间始终有效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用嘲弄、夸张、戏仿等方式消解对人物可能的同情，让人在滋生同情的同时产生笑的冲动，使得同情变成空洞无效的滥情而自行消失，从而控制着读者与人物的距离。王文兴以自我解构的叙述方式实现了悲剧的扭曲变异，同情则被冷嘲渗透。他自认为“《背海的人》是comedy,或者顶多是tragicomedy,不会缺少喜剧的成分，”⑨“爷”作为一个兼含悲喜剧因素的形象存在，他的身份足够暧昧，甚至过于暧昧了些，通过他充满反私室激情的激情自白，我们得以了解他昏暗无序的个人历史，他曾经是军人，曾经是个“名诗人”（当过六个诗社的创办人，其诗曾收入五本诗集，却嫌诗人这行当太穷，）曾经做过不三不四的杂货店生意，（却因违法经营而遭警察追捕，）曾经冷酷地抛弃了一个老实本分且爱着他的贫寒女人，（后来在深坑澳被丑陋的红头发妓女嘲弄、被貌似观音的妓女恶整似乎都是报应，）曾经在出版社工作过（却鬼使神差地偷了保险柜里的两千块钱而被逐，）曾经怀着侥幸心理去赌博却输个精光反欠了一大笔赌债，（因而被黑社会势力威胁，）原因不详地瞎了一只眼睛，遂自号“单星子”，并以“只眼居士”为笔名……在设计和叙述“爷”的个人历史时，作者显然违逆了一般自传体情不自禁的自我辩护立场，人物的长篇自叙并未诱导读者与人物贴近，读者的眼光更无法与人物的相重叠，按弗莱的划分“爷”这样的人物应属于低于读者的讽刺喜剧型作品，但如此解读“爷”又未免失于轻率，在我们产生优于人物的感觉时，另一种力量又会动摇这种高高在上的自信。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鄙视“爷”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理由从“爷”那里得到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启示，对他的鄙视或漠视也可视为对人本身的鄙视和漠视；如果说我们从对他的鄙视里获得了快感的话，那么我们从他的境遇与言行中体察到的尴尬和困窘并不比快感少。“爷”激发的感触是复杂难言的，他的自私冷酷无赖品行让人厌恶，但让他为自己的处境负全部责任却又不够公平；“爷”的穷途末路如果不足以引发同情，也至少能让我们明了命运的嘲讽与恶意，因此对“爷”的背德无义丧失责难的勇气；我们不会喜欢与这样一个人为伍，既害怕跌入他那样走投无路的惨境，更害怕从这面污秽残破的镜子里照见人性的一种真相。“爷”是一个随波逐流的脆弱个体，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爷”是丑陋怪异的丑角，在地狱的边缘发出毛骨悚然的狂吠；“爷”又是一个纯然的笑料，他的荒唐举止和滑稽言行将他自贬为闹剧主角；“爷”还是一种关于人性的试练：卑贱是否存在底线？道德的限度何在？善恶的分界有何意义？王文兴借“爷”这一形象传达了自己关于人的存在复杂性的暧昧认识，对人性邪恶低贱本性的揭露尤为冷峻触目。与白先勇佛性的慈悲刚好相反，王文兴的文学世界里缺乏柔情与怜悯，早期他笔下的少年尚因纯洁而孤绝的气质让人同情，范晔就已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虐父逐父之举而拒绝了可能的同情，到了“爷”这里，范晔式的自譬自解也毫无踪影了，人物把自身降级为低于人类的存在物：狗。小说开头便通过“爷”的自叙，宣告了接下来的全部叙述都形同犬“吠”。“我叫出来的话就像汪汪的狗的啸号之声,是底,毫无意义的犬吠,立刻消散飘遁在浩浩黑夜之中,存不下一痕一线的踪迹。”（第2页）用犬吠之喻来剥除尊严自我贬抑，将愤世与自嘲推到极限；小说的结局部分，与之相呼应，作者精心设计了一个屠狗的场景，在围截的过程中，狗的凶悍勇猛与人的胆怯委琐构成讽刺性对比，狗在将死的关头象人一样直立起来，屠狗实际上成了杀人的隐喻，有意味的是，最后操刀杀死狗的恰是“爷”。就仿佛一次预演，当晚“爷”便在吃完狗肉不久后被杀死。鲁迅先生有关吃人与被人吃的寓言又有了新的版本。所不同的是狂人竟得以“善终”，痊愈“赴某地候补”，重被纳入他当初反抗的体制；而“爷”不曾踢过陈年流水簿子一脚，却在“近整处”大闹天宫了一场，终于未能被深坑澳唯一的官方机构接纳，他原因不明地被杀，似乎与他这番英勇事迹没有直接关系。
作为一个混迹江湖的浪子，“爷”虽还远够不上罪大恶极，也算得上劣迹斑斑了。从某种角度看他的死不过是罪有应得。但这部作品决不是为了仅仅写一个罪与罚的故事。从作品的叙述特征看，“爷”长篇大论的私室自白是一个被排挤到世界边缘的绝望者愤世的宣言，也是一个生活底层漂泊失根人混世的呓语。必须指出的是“爷”的流浪汉加泼皮无赖的品格作为并不能掩盖他的知识分子真相。粗鄙的语言、自成体系的别扭文体和梅尼谱体式的闹剧狂欢场景皆不能遮蔽“爷”这一形象的反省批判功能，虽然“爷”的批判性在王文兴刻意经营的结巴罗嗦反美感反感伤反崇高反英雄的文体语境中被扭曲变形了，整体的反讽更是把可笑的“爷”身上蕴涵的反思给淡化了，但依然可以感受到小丑的面具背后深藏着知识分子式的精神私史。刘易斯·科塞认为：“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⑩“爷”的自白里明显的反智色彩每每造成误读，让人忽略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他与普通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温文儒雅形象实在是相距甚远，而他本人对这一身份也怀着极为矛盾的看法，时而滑稽地自傲自矜，甚至在择偶标准上自以为是地摆臭架子：“我们知识分子！我们知识分子，焉能够，标准过低来也？”（见《联合文学》第１５卷第５期上刊载的《背海的人》下册，第２７页）时而恨之入骨，对之嘲讽有加，如在上册第９５页至第９９页，“爷”对诗人身份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虽然书中交代“爷”的学历并不高，讽刺他以知识分子自诩的可笑，但按科塞的观点看，“爷”骨子里却是个对一切理念和假设持质疑讽刺态度的知识分子，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处境，当他被迫落脚于深坑澳住在一间昏暗逼仄“四步长度，两步宽度”的无水的浴室，“爷”戏谑地自慰，这样的封闭独居正好可满足他酷爱孤独的怪癖，“是的，孤独，禁闭，牢房，放逐，其实一模一样的一篙子事情，——而爷就极其喜欢被放逐！放逐是反而得使爷感到自由无牵，一身畅快不绁。放逐在过去的时候是迫害的代名词，在现代二十世纪则殊属可能变成自由的代名词的了。”（见上册第２４页）中外文学都存在放逐母题，“爷”所议论的放逐理念基本立足于西方精神史，自《圣经》里人类祖先第一次遭放逐，至中世纪的异教徒被逐杀迫害，放逐一直是被动无奈的肉身苦役。相对而言，自觉放逐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普遍自我意识的表征，尤其在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放逐则更是失落了上帝后的自我抛离，人从自然中、从上帝那里、复从他人那里相继抛离出来，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同时也开始体验前所未有的孤独。这种存在主义式的自由很快变成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爷”对自己的放逐状态所许诺的自由明白无误，而他对这种自由的代价的佯装不懂使得叙述语境充满反讽性，自由的表象与人生绝境的实质构成反讽。焦虑被虚假的轻松暂时取代，可是焦虑并未真正消除，而是转化成愤世嫉俗的天问离骚，一个下里巴人的戏仿性的屈原，中国最早遭受放逐的伟大诗人被敷演成现代末路英雄或反英雄。“爷”的知识分子身份不仅可从他的谋生方式上窥出，（他靠看相混日子，后在“近整处”因为厕所题字被人赏识而企图谋职，）更能从他的“闲情逸趣的好奇心”（Veblen语）得以辨识，（“爷”既对直接的食色需求和欲望兴趣浓厚，又对终极性理念充满非工具性的认识激情。）“爷”的知识范围堪称广博，但他耍宝式的炫耀不是为了证明真理在握，而只是以丑角的形式戏弄真理的虚妄。科塞说：“现代知识分子类似于弄臣，不只是因为他为自己要求不受限制的批评自由，还因为他表现出一种态度，……我们姑且称之为‘戏谑’（playfulness）。”⑾“爷”对诗人的讽刺、对命运之谜的迷惑与追究、对世风的抨击以及对自由意志的崇尚，处处流露出对正义与真理的由衷关切；而他关于佛禅的高谈阔论、向天主教神父装腔做势的求教、对红头毛妓女的谐仿浪漫派的求爱方式又在在传达着一种戏讽趣味。王文兴没有也不可能把“爷”写成现实主义化的义正词严的斗士，在现代主义视野里，“爷”只能尽可能扮好一个破碎世界中灵魂破碎的空心人角色，他根本不可能自信地在干涸的荒原（小说以无鱼季节的海边为隐喻）找到人间天堂，强大的现实时刻嘲弄他转眼即失的乌托邦幻想。世界对于他永远是一个热闹而空洞的恶作剧，他对于这不可爱的世界来说即便拼命也无能成为挑战者，顶多如他自己所说只算是毫无意义的犬吠。
若想解读“爷”的知识分子层面，翻翻他简陋的行囊也许不是多余的。我们发现，“爷”的百宝箱里倒是颇为可观，既有他称之为“物质食粮”的相书（因为相命可以谋生），也有他戏称为“精神食粮”的一叠春宫相片，还有一本抄录了“爷”十几年来创作的白话新诗集子，此外便是“爷”东“摸”西“借”来破烂不堪仍珍藏如宝的几本书：纪德的《地粮》、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托翁的《复活》。这似乎不经意的交代却不是闲笔，相书和春宫照片与小说中人物有关食色的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爷形而下的生活内容：生存的危机和混乱无序；而诗集和四本名著则隐晦曲折地烛照了人物由于价值的冲突和意义的缺席造成的痛苦矛盾压抑的精神世界。
“爷”的诗人身份耐人寻味，而他弃诗从商的个人行为也不难追究其后的社会转型及价值转换因素，他自嘲写诗容易出名是因为不会招人眼红，“有名，但是没有钱，有什么鸟用它来的个的的的的的？”（《背海的人》上册第９５页）他粗俗却直率地道出诗人没落的根本原因乃是社会经济体制。他表面上已视诗和诗人如敝屣，他刻薄地批评台湾的白话诗“要不是害的是不举，就是举后不坚。”（同上第９８页）但他内心又对自己停笔始终难以释怀，当他津津乐道以内行自居大侃诗创作的不可思议的痛苦时，既为自己脱离苦海而庆幸，又不自觉地流露了一丝失落的惆怅。仅从他落入山穷水尽之境还依然随身带着手抄本诗集就足以看出他心灵的矛盾，诗，俨然已成为一种不可能存活的高贵，她将人撕成两半，一半沉沦于苦难卑微的生存之渊，一半升华至纯粹高华的精神境界。意识的分裂是现代诗人注定的命运。“爷”对伪劣诗及媚俗诗人的痛击猛嘲或许含有纳西索斯的自恋意味，而他多年来的私密珍藏无意间暴露的心灵真相倒是令人在黯然神伤之际感到震惊，那是主人公满卷聒噪喧哗突然停息的瞬间静寂带来的错愕惊奇，那是卑琐堕落的生存表象与精神深处残存的高贵陡然相逢的眩晕不适。这本诗集暗示了人物精神层面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向度。它是一个标尺：标刻着“爷”沉沦的底线，在失去了道德自律的“自由”落体中，尚存一线救赎的心念。
“爷”携带的几本现代名著显然不是作为装饰出现的，它们引导我们走进人物精神世界的迷宫。这几部著作与《背海的人》之间有着深度的互文关系，启示我们深入理解后者的主题。尼采让查拉图斯特拉从隐遁的山林来到人间，这个强健而激情的传信者猛烈地抨击基督教传统的怯懦道德，呼唤人们“告别奴隶的幸福”，他用两个寓言向世人宣告上帝之死的消息：上帝死于怜悯心太重或是死于嫉妒心太强，可见尼采是从道德价值的名下行使否定上帝之职。他以超人的勇猛在宗教与道德的禁地摧枯拉朽，向一切颓废的、弱者的文化价值挑战，高扬狮子的道德。与此比照，“爷”的诅咒既承袭了尼采藐视世俗与传统的狂人气概，矛盾的是，“爷”的底气终有些不足；“爷”不愿做上帝的羔羊反倒从神父那里骗了一回钱，可他也决不是狮子，至多是条狂吠的落水狗；“爷”从尼采那儿获得了嘲笑世俗的勇气，但也多半只停留在行动匮乏的观念和独白性话语层次。尼采“解放了存在于一切道德之中的任意性：由此破坏了人们赋予道德的神圣权威。……然而，当他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时，一方面，却把一切道德推向虚幻之中。”⑿纪德和尼采一样起初都是虔诚的新教徒，后来又笃信非道德主义，但不同于尼采的道德家立场，纪德从未把自己看成是超人道德的捍卫者，他的“背德”完全出于生命的需要:一种尊重感官、沉迷于艺术的内在原则，他从福音书中引出审美的真理，在美的祈祷和艺术的信仰里憧憬着极乐至福。《地粮》是这位在五十岁之前一直默默无闻的艺术家的代表作之一，它表明了纪德精细而饱满的感觉力量，“每种当下的感觉，他都让它保持不变，就像优质的镜子反射图象那样。……每一视觉都保持着当初的纯真状态，它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忘掉过去与不知未来这两种虚无之间。”⒀然而《地粮》的感官沉醉也被非难为赤裸裸的情欲和虚无主义（卢卡契语），甚至有人指斥纪德是“魔鬼附身的人”（亨利·马西斯）。“爷”与纪德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后者从宗教信仰走向生命艺术的朝拜，“爷”却从诗的殿堂逃离，彷徨于歧路，最终与信仰擦身而过；纪德感官沉醉的纯美与神秘也许是“爷”曾经梦想过的，但注定已与他无缘，“爷”的堕落里缺乏解放的快感和放纵的狂热，常常演出的是剥落尊严的滑稽戏；纪德喜欢耶稣的一句话：“要想救他自己的人，反而失掉了他自己；但是，要想弃掉了自己的人，反而得救。”他像《圣经》里的浪子弃绝了世俗的幸福安逸到旷野里找寻自己，遍尝苦果换来心灵的自由空旷和诗意，在荒野中他发现自己从未忘怀上帝，王文兴的“爷”也是自我放逐的背德浪子，但作者没有模仿这个模式让“爷”在吃尽苦头后获得救赎，“爷”的放逐是彻底的沉沦，“爷”敏感地意识到了深坑澳这个名字的象征性，它是深渊的代名词。纪德的象征主义美学应当让王文兴心仪，这一点另当别论。与“爷”的精神联系最为密切的大约要算陀氏的《地下室手记》了，深坑澳里阴暗的蜗居就是爷的地下室，“爷”就是地下室人。他们同样无名无姓，疾病缠身，自弃自虐，自我放逐，地下室人用来表达自己对别人态度的基础可概括为一个公式：“我就是一个人，他们就是所有的人。”⒁爷性喜孤独，亦自外于他人，他们的叙述立场惊人的一致，鄙弃历史上粉饰做作的自传回忆录传统，地下室人宣称：“我就是要试验一下：人们哪怕只是对于自己，能够开诚布公和不怕说出全部实情吗？”“爷”在长篇回忆之初也嘲弄了一翻回忆录文体的虚假荒唐：“回忆录，确实是一种奇怪的写作方式，全不靠的‘以后’的努力，而倒是靠的以前的努力――很有点像是整拿一笔人寿保险额一样的。”两人在思想上都持怀疑论倾向，在内省和辩驳过程中体验痛苦与狂喜，地下室人虽自知不能以头撞墙，但却坚持抗拒二二得四的自明真理和必然性对人类意志的压迫，“爷”对何为真正的自由如何实现自由等问题的思考也可谓殚精竭虑；这二人都呈现出典型的双重人格，二者的关联可见张新颖的有关论述，⒂此不赘言。托翁的《复活》触及社会批判、道德反思和宗教信仰等主题，对于“爷”而言，托翁的命题同样是他安身立命的动力，“爷”虽无聂赫留朵夫的贵族身份，但他却私下保持了诗人的精神贵族意识，最有意味的是，王文兴又让“爷”以世俗化的金钱渴望作践昔日的诗歌梦想，“爷”的后悔对于《复活》的忏悔意识毋宁构成了深刻的反讽。托翁笔下的人物在经历了苦难罪孽的炼狱后终于获得救赎，“爷”却无可救药地沉陷于地狱（深坑澳）。
《背海的人》里提及的四本书是我们理解“爷”的四条线索，四本书都深入探讨了现代人精神和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存在的困境。每个作者都从各自的角度企图对这种充满矛盾的复杂性进行统合，尼采以激进的方式重估一切价值，纪德以燃烧感性生命的形式抵达信仰，陀氏则让相互冲突的不同思想处于激烈的交锋状态以展示精神的分裂，而可敬的托翁把难于解决的所有问题最后交托给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实际上几位大师的意义不在于解决了问题，而在于将人的复杂性更加丰满也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出来。王文兴从他们那里吸取思想和艺术资源，但并未亦步亦趋机械模仿，而是立足于台湾知识分子切身处境，通过“爷”这么一个思想驳杂境遇尴尬的台湾外省人形象的塑造，表达作者广阔的人文视野和终极关怀。“爷”在书中自剖：“矛盾！――矛盾！――爷这一个人就是一个大大大大而又大的矛盾！――爷就是‘矛盾’。”（上册第31页）这就是王文兴这本书里最想说的一句话，而这团矛盾终究难以解决，于是王文兴诚实地把“爷”交给了死神，他别无选择！用“爷”的死为这部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私史画上了一个苍凉无奈的句号。
注释：
[1]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三联书店1987.
[2][5]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p187-213.三联书店 1998
[3]吕正惠〈王文兴的悲剧――生错了地方，还是受错了教育〉，《小说与社会》，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8.
[4]郑恒雄〈文体的语言基础――论王文兴的《背海的人》〉
[6][7]彼德·福克纳《现代主义》p27,p79.昆仑出版社1989
[8][9]单德兴〈偶开天眼觑红尘〉《中外文学》第28卷第12期，2000.5
[10][11]刘易斯·科塞《理念人》p4-5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
[12][13]张若名《纪德的态度》p25.p29-30三联书店1997.8
[14]赖因哈德·劳特《陀斯妥耶夫斯基哲学》p58东方出版社 1996.10
[15]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p190-193学林出版社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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