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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无字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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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陈锐先生在为《隐士儒家马一浮》一书所做的“代跋”中引用了马大师的几句诗，以说明马大师对“语言”的观念，这里权做小文之题目。马一浮《益蜀戏斋诗编年集》中尚有类似的诗句，“深观无相相，唯有不言言”，又言“凡世间典藉，皆是筌蹄”，“犹筌蹄为渔猪之具”，即是说，典藉——语言文字与其论说，都是一种工具，用之，是手段，不是目的。用后，“过而存之，实无一字也”。这是马一浮的无字境界。与马大师同代的三位儒学巨擘之一的熊十力，对于语言的论说与马大师同。不过，他所关注的，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或狭说是先秦诸子运用语言的特点，也是不以文字为万能之工具，点到为止，领会得了，即可达“无字”境界；领会不了，也只能再领会。因为，这样的文字，本不可望文生义。何以中国古典哲学的“论说”传统，恰恰在于不事论说，不实行西方理论的推导和论证呢？这是一直深藏于笔者脑中的谜。近读《十力语要》，在《答马格里尼》一节中，熊大师一席高论，笔者顿然胸怀开通，为之释然。而在陈星此著中，也有一段有关的记述，提供了《答》文的背景。陈星说，“1935 年10 月，熊十力出版《十力论学语辑略》，马一浮为之题“十力语要”四字于首页；1937 年10 月，熊十力出版《佛家名相通释》，仍由马一浮题签。同年春，熊十力曾以答意大利米兰大学教授罗雪亚诺·马格里尼的论中国传统哲学特色的长函副本寄马一浮。马一浮又以为他料简西洋哲学之失，抉发中土圣言之要，极为精彩。”这里提到熊十力为马一浮提供的未见面礼《新唯识论》已被马大师赞读之。
那么，熊十力究竟如何解释中国哲学的这种特点呢？他说——
中国哲学以重体认之故（“体认者，能觉入所觉，浑然一体而不可分……”熊十力），不事罗辑，其见之著述者，亦无系统，虽各哲学家之思想，莫不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然不肯以其胸中之所蕴发而为示学，即偶有笔札流传亦皆不务组织，但随机应物……，绝非有意为著述事也。
他引用了孔子、老子、庄子的类似观点如“大辨不言”等以做阐发——
自来中国哲人皆务心得而轻著述。以为哲学者，所以穷大化而究其原，通众理而会其极，然必实体之身心践履之间，密验之幽独隐微之地。此理昭著，近则炯然一念，远则弥纶六合，唯在己有收摄保聚之功也。……如其役心于述作之事，则恐辨说腾而大道丧，文采多而实得德寡。
这时，十力先生讲到了他的哲学的核心语言——
须知，哲学所究者为真理，而真理必须躬行实践而始显，非可以真理为心外之物，而恃吾人之知解以知之也。质言之，吾人必须有内心的修养，直至明觉澄然，即是真理呈显。……然此等学术之传授，恒在精神观感之际，而文字记述盖其末也。
这和马一浮先生的无字境界基础上是同一的、通融的。马一浮先生以诗为“论”，熊十力先生以“述”为“论”，固然，他们都有穿透文字的能力与天赋。需要说明的是，“无字”境界也好，“文字记述其末”也好，其指向都是内向自身的。如果按照张中行先生的观点，内向自身的新儒学，应该转而向外，“……相信西‘儒’罗素的想法，……以科学为基础……”。罗素当然是“搞科学”的，对于这种多少神秘兮兮的无字说不以为然。比如他就不赞赏崇尚直觉的柏格森，说他不懂数学。而柏格森，却是多少有一些整体看待事物的观念的。由此引出的一个观点是，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在审视内心世界时是落墨与无字境界的，而注重人定胜天的另一种思想，如西方哲学（包括一部中国哲学）中的一些思想，却是审视外在世界的。但是，这种思想在当代许多哲人心目中，也多强调了他们的“无字境界”。这种境界不能不说是西学东渐或东学西渐的双向汇流，其前景是否会出现马一浮所谓儒学可统辖东方，也要统辖西方的局面还不好说，但毕竟产生了比较的意义。而比较一说本身，就已经是将东西方看做一个整体，无论这个整体是内圣还是外王，是东方人加西方人的那种同一的内圣，抑或是西方人加东方人的那种同一的外王，但此契机毕竟是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也许，施本格勒之东方永远是东方，西方永远是西方一说，从今以后会有改观，也未可知！
西方先哲苏格拉底据说是不愿意“役心于述作之事”，而只注重口头宣讲的。而当代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引用了亚里士多德《解释篇》中的一段话：“口说的话是内心经验的表征、书写的话是口说的话的表征。”在此意义上，西方人产生了注重口语的“论说”这一论说与马、熊二大师之所谓的“收摄保聚之功”多有不同，前者认为——一如德里达之谓，颠倒了口语与书面语的“二元对立”关系，即可产生“解构”之望——口语是可以反映人们的内在经验的；而马、熊之观念，则在于不论口语或书面语，只要不事伤神，“不使心力驰散而下坠”，即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个知，是对内在的事物抑或是对外在的事物，则并不十分的清晰。然而对于西方哲学而言，一维性状的语言，针对几维性状的世界而言，是勉为其难的：这种观点当然是对外在世界的。（见罗兰·巴特的著作）
然而，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无字境界的走向都是诗，中外思想界莫不如是。究其因缘，是因诗的功能不要求客观地解读外在世界，而是内在境界的一种诉状。陈锐说，“诗比抽象的概念更适合马一浮的心灵”是也。在这个角度上深而言之，就会出现理性与非理性孰优孰劣的问题。“抽象的概念”当然归属理性，而“诗”，则多归非理性，只不过更带神秘性。如果说得远一点，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是深得柏格森“绵延”——“记忆”这精要的，也就是说，他是非常懂得非理性在解释“人”的内在世界时，比之理性更加来得准确和艺术。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说，“是生活通过一桩桩的事情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对心灵或思想至关重要的东西并非通过推理而是通过别样的潜能学来的。”这种“潜能”，又使我们记起熊十力先生的话，“然必实体之身心践履之间，密验之幽独隐微之地。”成然，当普鲁斯特将潜入“密验之幽独”的境地而怀念他的女友情妇阿尔蒂娜小姐的时候，他发现和体验了无数的“幽独隐微”，不可言说而喻的内情——并移情到外在世界；但是同时，人们也会同样为他那精彩而准确的情感分析而惊叹、折服——而这又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训练。同理，如果引用马大师之诗，少见其观念精要，无字玄境，或禅机灵至，但是诗的形式、韵节、格律难道不是一种坚实的理性，一种“有字”的境界吗！于是乎，行文至此，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理性的，思想的东西，和非理性的、艺术的、领悟之域的东西，应受到同等的怀疑与重视。理性不是解救这个世界的万应灵丹，一如非理性残暴地涂炭过这个世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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