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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国
“入佛界易，进魔界难”是理解川端康成创作的一把重要钥匙,作为二十世纪日本的杰出作家,川端康成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迷.无论是其作品还是其本人,都让我们感到“佛”的空灵、空虚相互交织而氤氲着的悲凉色彩以及“魔”的诡异和飘忽无常。在这种佛魔两重性下的川端，向世人展示出了日本独特的审美心理。而正如已故的日本文学大师井上靖所说，“川端的美的方程式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用一根绳子就可以把它捉住的”。这不禁让人想起一衣带水之邦的张爱玲，张在一片人情世故的世界探索出了另一种世事洞明般的悲凉，“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正是这种散散淡淡的忧郁的基调让我们看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漠，看到了尘世中芸芸众生虽渺小却背负着几千年的世俗在凡界中踯躅前行留下的孤独背影。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尘世的小说，表达的是凡夫俗子的渴求和心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世界是张爱玲最不喜欢的,也决不能入她的小说的.看她笔下对香港沦陷时的描写,看她对战争和生死的无视,人们都会体会到一份离世的凄清与冷漠.”①川端和张爱玲的佛界、魔界和凡界都带着或多或少的悲凉，这正是本文两人以及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的缘由。
一 “ 佛”、“魔、”“凡”背后的社会比较
日本是一个背着沉重的两重性的国度，复杂、细腻、敏感。而川端则几乎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四分之三世纪的社会现实，而他本人从１８９９年出生到１９７２年故去的这段时间，日本经历了战争，废墟，重建以及高速发展，他也不断经历着个人的变故和世事的苍凉，尤其是到了晚年，陷入到佛教禅宗的轮回学说，试图从中找出对人生空幻的一些慰藉。“诚然，川端的作品反映的社会面十分狭窄，很少描写广阔的生活画面，在读者面前展现的不是自己、自己的家人就是接触的小圈子里的人物，且囿于自我意识的表现、纯粹个人主观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完全无视创作应该受生活实践的制约”，所以“他往往忽视历史时代的大方向，忽视时代生活的大洪流，孤立地并一往情深地沉湎到自己身边的细微琐事和男女情爱中”，然而正是这种离世感，让人从纷乱中看出日本社会隐藏着的空虚，无论战前战后，讲究忠君以及序列关系的日本在这种依附性的关系里也似乎涌动着变异的因素，个人安身立命之舟竟然一直系在风雨飘摇的国家或家族战车上，在这个社会里往往只看到了一个整体，那么个人那里去了？是消融在集体的洪流里了吗？川端无疑从一个侧面让人嗅出这个社会的丝丝凉意。
张爱玲即反映了高度世俗化了的中国，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到《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张爱玲以惊人的才华创造了一片具有强烈幻灭感的“凡界”，以《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典型，那一股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压抑，仿佛在品尝一杯已冷却的苦茶，让人从头到脚感受着世俗的冰凉。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正值战乱，张爱玲偏安上海，却以她独到的眼光看到了千年礼教在晃动的影子，在熙熙攘攘的大上海，张爱玲勾勒出了普通人生活的样子。她笔下的社会是边缘性的，因为几乎脱离了战争和政治等背景；却有可以说是主流性的，因为他们承载着国人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变异了的，架空了的礼仪习俗，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苍凉缩影。
川端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往往是带着或隐或现的悲剧性，应该说是属于“冷笔”的范围，无疑，也就具有一种纯粹到极致的冷美，因为纯粹而独特，正是这种独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浮离于主流批判的视角，从而对这个社会有不切肤但却更深刻的感受。
二 审美心理的差异
“川端审美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美的物哀色彩，美的幽玄理念和自然美的形式”。②日本的文学传统有着一股浓郁的悲哀美的倾向，川端极为欣赏《源氏物语》里面的那种“不仅仅是作为悲哀、悲伤、悲惨的解析，而且还包含着哀怜、怜悯、感动、感慨、同情、壮美的物哀美”，川端对这种美是十分执着的，他说过：“我强烈地自觉做一个日本式的作家，希望继承日本美的传统，除了这种自觉和希望以外，别无其他的东西”。“我把战后的生命作为余生，余生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而是日本美的传统的体现”。③因而川端的审美情趣更多地继承了日本“物哀”、“风雅”的精神，因而“他的作品当中的悲哀大多数地表现了同情、朴素，深切而感动地表露了对渺小人物的赞赏、亲爱、同情和怜悯”。④同时川端有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在有与无的对立思考中，他常常感受着虚无感，其“永生不灭，轮回转生”的思想影响着他的作品以及人生观，“空、虚、否定之肯定”的幽玄理念贯穿川端的美学意识，一方面，想进佛界，展现艺术的真善美，另一方面有想进魔界，却有怀有害怕的心理，只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同时他又非常欣赏泰戈尔的思想：“灵魂的永远自由，存在于爱之中；伟大的东西存在于细微之中；无限是从形态的羁绊中发现的”。⑤至于自然美，则更多地体现在其散文中，其文美在“清淡与朦胧”，并夹杂着些许的忧伤，展现了东方的，特别是日本的独特的美。
张爱玲的作品则没有体现出一种细致的深刻的持之以恒，并能反映传统的或是西方的美学风格，与其说是审美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的投射，而其作品特别是小说也没有更多的挖掘出美的影象。从张爱玲的散文来看，仔细留意却是可以从中找出许多的美，普普通通的细节透过张的眼睛后也仿佛清脆、生气勃勃起来了。张爱玲正是从一片平民情怀的世界里找出一串串的闪光点，连起来发觉是那么的可爱，那平凡被一抹抹的可爱点缀美丽起来。
综观川端和张二人，川端的审美带着坚固弥久的传统又印上他一贯的感伤色彩，并且上升到一个比较深的境界，正是佛与魔超脱于世俗的束缚，而在一种新的高度演绎他们之间的斗争。而张即深深地扎根在凡界中，没有太多传统的美，没有深奥的哲学，只是一种淡淡的悠悠的末世感散漫在各个角落以及一种“虚空的虚空，即是一切的虚空”的漫无目的的幻灭感，这却也反映了国人的审美心理，过于脚踏实地却忘了抬头望前方以及星空。
三 殊途同归的悲哀
张爱玲酷爱古老的《诗经》里的一句话：“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称它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从这种激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既意识到生活悲哀的一面，同时又积极肯定现世生存的复杂的内心世界。⑥张爱玲以个体的窃窃私语的方式认真地洞察着世俗人生，“从寻常生活中获取点滴的乐趣”。而另一方面，又从人生琐事中感到无可奈何的服从。因而张爱玲不仅以探索美的眼光观照世态，还以丑的直觉光介人生，正如前面提到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包容着生活中的美与丑，“张爱玲可以说是晚清的中国士大夫的乐感文化的历史遗留，同时又生存于贵族文化的没落时期而携上了浓重的末世情调，这种末世情调，又与战争年代个人生存的危机意识以及对人类文明行将毁灭的强烈预感交织在一起”。张爱玲的悲是世俗的，社会的，而悲中却又常透露出几点温暖的意境，让人捕捉到生活中的美。
川端的文学以晚年尤为典型。川端晚年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日本室町时代中期的汉诗人，禅师一修的一句禅谒-——“佛界易入，魔界难进”。佛界表现超脱于滚滚红尘的清净，解脱于道德藩篱的自由，其福址是人生的真善美境界，而魔界却是要不断与恐惧作斗争的，“它就是与真、善、美相对立而又互为因果的人生的丑的宿命”。《睡美人》所表现的也就是人生丑的宿命，它敏感地拨向生命里最脆弱的那根弦，“在这篇貌似色情的作品里，我们几乎体验不到官能的性刺激，而是深刻地体验了丑的宿命的深沉痛苦和这些痛苦寻求救济的渴望”。如果说《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等还展现了美的世界，展现了佛的慈悲为怀，那么《睡美人》即展示了魔界的可怕与无望。“这个以模拟的死证明生命的真的希望越浓，真实的生命就越稀薄，当希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生命走到死亡的门口的时候”。这时最绝望的悲哀隐隐约约地沉下去了，又真真切切地升上来，来地那么结实，一切的抗争都意味着无谓的徒劳。川端的悲哀是人性的，个体的，生命的。美之中隐含的是丑的宿命以及无可奈何。
川端和张捕捉这，体验着“悲”，方式不一，却是殊途同归。川端对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的依恋以及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追求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境界，既融合西方的现代意识和技巧，又固守着日本的传统的价值，用川端本人的话来说，“既是日本的，也是东方的，同时又是西方的”。撇开作品的内容不论，这反映了日本近代文化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日本的近代文化的发展是借鉴西方文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又直接继承了其传统文化。⑦在东西结合的过程中川端也就走向了他创作的高度。而张爱玲却是创造了一种“逸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性语境”。这里没有时代的政治命题，只有平民百姓的生存境遇，却从一种貌似随意、闲适的琐事中品尝出几许出世和入世的冷清的喜悦。“她似乎漫步在人生的边缘上，一边是小菜场、杂货店、街谈巷语和留声机放出的悲凉的剧曲，一边是远处的万家灯火，历史俯瞰之下的浮游人生”。看来辜鸿铭用“delicacy”（妙悟）形容中国人似乎恰乎其分，深得其中三味。中国文化就这样随意地走进千家万姓，在胡适的“差不多”先生带领下，自取其乐，却又乐得得意忘形。
结束语 关于川端与张个人身世的一点分析
1972年4月6日晚上，川端在逗子玛丽娜公寓的工作室里口含煤气管自杀。川端未留下只字的遗书，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难以猜透的谜。人们纷纷从川端的生死观、川端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失意、文学创作源泉的枯竭以及他的个人身世来分析他的死因。川端的“无言的死”确实留下了“无限的话”，我以为川端在思想上达到了一种艺术的“无余涅磐”的境界，一方面“无所逃于上帝的仁慈和垂爱，无所逃于魔鬼的蛊惑和加害”，“上帝与魔鬼同源”正为川端孤寂的心灵所悄然印证，或许，他已经站在了天上，世俗的社会已另他无能为力，也无心应付，这时个人孤独的凄凉的身世却又敲击着他，他缺乏着恰恰是张爱玲所描绘的那些世俗的可爱，“人生要是不能日常生活的角度审视自己，大概不能说是、享受到人生的乐趣”，像阎连科所说：“先生（指川端）终生孤寂，但他缺少的不是热闹，不是崇高，而是一个凡人应该有的温馨。先生是为他的缺少而死的”。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死于西洛杉矶市10911 Rocherster Ave 206室，根据警方判断，张爱玲离世大约有六七天的时间了。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张是孤独的，在内地几乎销声匿迹。当人们再次重读张爱玲，仿佛已恍乎了半个多世纪的烟云依然挥之不去，孤独的仍然孤独，张的婚恋在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无论是胡兰成还是65岁的赖雅，张本人似乎也没有体验到家庭的普通幸福，但张偏偏在这种独恃中，以她的智慧和达观，发现人生许许多多的哲趣。“瞧，——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情地掠过。在这一瞬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中就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这种自在确实高明到了极其飘忽的境界，而张却抓住了。所以张是孤寂的，又是入世的，是悲凉的，又是幸福的。
佛界，魔界和凡界都各自有其独到的意境，而川端与张，刚好从这两个维度上展现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真切感受，也奏出了一阙华美凄清的乐章。
参考文献
① 史义军 《百年文学漫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第293页
② 叶谓渠 《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309、31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川端康成 《美的存在与发现》, 《川端康成全集》,第28卷,第398页
⑥ 余凌 《张爱玲的感性世界—析<流言>》, 《读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期。
⑦ 高增杰 《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谈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和平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 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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