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湘的文化身份
纪念朱湘逝世70周年、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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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卫
［摘要］朱湘是现代著名诗人，他对现代新诗的救赎精神与美学维度的营构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他的文化身份是复杂的。精美朱湘，焦虑朱湘，边缘朱湘，悲剧朱湘，这些才是真实朱湘的有机构成，也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认知朱湘的人、诗、人与诗的悖逆及悲剧价值的法门。
［关键词］朱湘；文化身份；精美；焦虑；边缘；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朱湘逝世70周年、诞辰100周年来临之际，重新检索朱湘的诗艺人生与诗艺建构，我们会发现朱湘对现代新诗的贡献，特别是对现代新诗的救赎精神与美学维度的营构是他人难以企及的。本文侧重探讨朱湘的文化身份，并标注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坐标点，从而还广大读者一个真实的朱湘。
一、精美朱湘
朱湘，字子沅，现代著名诗人。1904年生于湖南省沅陵县，故以湘为名，以子沅为字。1933年12月5日在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客轮上投江自杀，投江时带了一本《德国诗选》和心爱的诗集《草莽》。朱湘是现代诗坛上一划而过的流星，但绝对是耀眼的，恰如柳无忌所说的“他的名字并不是写在水上的”。
以“精美朱湘”来概括朱湘，主要是从诗人气质与诗作风度来说的。朱湘是“新月派中最讲究形式美的人，强调音韵格律与‘文学的典则’，诗作有鲜明的音乐感，同时又刻意营造一种古典美。”同时朱湘“对音乐美的追求在现代诗歌中堪称独步” 。从诗论上看，朱湘是当时“新诗形式运动”的一员健将。由于他有着深厚的“西方外来他者”的话语背景，发现了西洋诗有着“最美的古典”，也有着“音韵与格律”，加之“传统他者”的内蕴积淀，朱湘确立了自己的诗艺目标——“那个目标，是新的诗律，形式与音韵的重建” ，即追求自由的有格律的新诗。所以，后人称朱湘为“中国的济慈”、“纯粹的诗人”、“完全的诗人”和“诗人的诗人”，大致是对“精美朱湘”的经典诠释吧。
纵观朱湘的诗作，整体印象是“唯有清丽秀雅，恬淡平静，形式唯美，才是朱湘自己”，还有“刻意求工的感觉”，这种直观投射恰恰印证了“精美朱湘”的准确性。比如《夏天》追求自然美与艺术美，有化不开的唯美倾向。《草莽》风格典丽清秀，音调柔婉，形式工整，最具特色的作品如《采莲曲》、《催妆曲》、《晓朝曲》、《摇篮歌》、《昭君出塞》、《婚歌》等都写得美丽轻盈。特别是脍炙人口的《采莲曲》，唱出了一片宁静迷人的境界，诗里“左行，右撑”、“拍紧，拍松”等处，便是以先重后轻的自然天韵，表现出采莲小舟过路时上下浮动的一种感觉。《石门集》和《永言集》诗风虽转为沉郁苍劲，幽愤凄苦，但对多种西洋体诗的运用却是光华闪闪、成绩斐然，恰如柳无忌所说的，朱湘的“七十余首十四行诗是他诗集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这些都体现了诗人朱湘对现代新诗的精美建构。所以，在现代新诗从破坏到重建并向诗艺诗味诗美的境界前行，在现代新诗从自由诗向格律诗转型的道路上，“精美朱湘”是一座不可忽视的山峰。
二、焦虑朱湘
朱寿桐认为，包括朱湘在内的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典型的绅士文化群体” ，并指出这种绅士风情大致有着自由、宽容、忍让、稳健、理性和“费厄泼赖”的品质，而唯独只有朱湘是一个另类，尽管他更多地是以其诗歌创作来体现新月派统一的绅士风情并从另一意义上参与了新月派绅士风情的建构，而不是凭附为人与个性。这是因为朱湘是一位完全的“焦虑的人”，也是一个对诗艺的建构认真得出奇的“楚狂”。
梁实秋指出：“新月一批人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别人之后。”朱湘更是突出。严家炎曾在《论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载《现代中国》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五四作家在人文精神方面，最重要的是接受了个体本位价值观念，或者叫做个性主义思想。”同样，接受了“个体本位价值观念”的朱湘也就任意地张扬着个性化十足的“本真焦虑”。“本真焦虑”是“焦虑朱湘”的基本构成。具体而言，朱湘性情孤傲，恃才傲物，本性狂狷，生无媚骨，加之不谙于世俗的交际与应酬，于是便成了主流话语圈的“局外人”，也成了非主流话语圈的“边缘人”。他在诗中自喻“我是一个惫殆的游人”、“我是一只孤独的雁雏”，低吟“剩下我一人，在这空的冬天”，甚至还说“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
“焦虑朱湘”的另一个构成是“生活焦虑”。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烟色性，妻子儿女，每一件都是诗人现实中必须面对的“残酷”。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并把生理的需要确证为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当人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便不可避免地滋生出无限的“生活焦虑”。朱湘也是如此。当然，朱湘的“生活焦虑”又可细分为无数的“亚生活焦虑”，比如双亲早逝、家道不兴、兄长暴虐、无端受谤、朋友远离、婚姻不幸、失业漂泊、同道相讥、卖文难刊等等，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朱湘的生活是一个失败。这种生活挤压，生活的焦虑，以及滋生的体验痛苦，使得朱湘后来感慨而激愤地说：做文章误了他的一生！
然而朱湘一生中最自傲的，也是文人的称号，换言之，就是他品格卓绝的诗。看来，“焦虑朱湘”关键的构成应是“诗艺焦虑”，这是朱湘的心理阴影与焦虑的内驱力，也是失败朱湘、悲剧朱湘的“目的因”。朱湘一生以救赎现代新诗为已任，并表示尽管生活中有愁丝、郁盘，有痛苦、凄惨，但仍要“凭了这一枝笔，我要呼唤玄妙的憧憬”。为了这“一个浪漫事”，为了钟爱的诗神，诗人对现代新诗的孜孜营构化为常人难以体悟的“诗艺焦虑”。罗念生在朱湘死后所编的《朱湘书信集》的《序言》中说，朱湘为诗十分苛刻认真，不管是对已还是对人，都是如此，他甚至会因为别人的诗写得不好或者说不够精美而直接写信去骂这个人。在《诗镌》第三期的发稿问题上，朱湘与闻一多意见不合，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评闻君一多的诗》，把闻一多的诗批得体无完肤，毫不客气。在此之前，他还发表过《评徐君志摩的诗》，对《志摩的诗》加以严格批评。朱湘致友人的信中说，大家都说他脾气不好，其实那是片面之谈，他说他和徐志摩决裂，后又同闻一多不和，并非没有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除了意气、妒忌与不服气外，也许是“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吧。
一般而言，生存的苦难意识表现为贫困的生活和孤独的处境，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精神痛苦、心灵创伤的展示。笔者认为，“本真焦虑”与“生活焦虑”远不如“诗艺焦虑”给诗人朱湘带来的痛苦大；“诗艺焦虑”才是“焦虑朱湘”的主色调，才是诗人“投江自杀”的终极因。也许只有“彼岸”的诗神的“救赎”，才是诗人所有焦虑的解脱法门。
三、边缘朱湘
朱湘的文化身份是游移的，也是多重的，其文化身份有着强烈的组合性与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朱湘意识形态话语的局外性与个人文化身份的边缘性。这是朱湘“掩藏的症候”的显在指归，也是朱湘潜在意义结构的显在表征。从理论上说，作家是复合的心理个体，创作是复合的心理过程，作品是复合的心理产品，因而对文学活动不仅需要从社会结构而且也需要从心理结构，不仅需要从意识层面而且也需要从无意识层面，不仅需要从表层系统而且也需要从深层系统加以说明和解释。离开了这种说明和阐释，对文学的理解，对作家的品评，即便不是一个错误，但也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不深刻的。
首先，“边缘朱湘”表现为在绅士气息与平民意识之间，换言之，就是说朱湘是另类的新月绅士，是局外的现世平民。早在1919年朱湘就加入了由梁实秋、闻一多组织的清华文学社。1926年春夏，闻一多、徐志摩等在《晨报·副镌》办了《诗镌》周刊，这是新月诗派的形成期。朱湘不仅参加了闻一多家里的谈诗会，并在《诗镌》上发表作品，还参与过发稿会。后来，陈梦家受徐志摩之托编选《新月诗选》时，朱湘的大名赫然在册。看来，朱湘是新月人已是无疑。但朱湘却没有新月人显在的绅士气息，他是一个另类。罗念生曾认为，心高气傲的朱湘很厌恶新月社“这批人的贵族生活作风”，“恰恰是徐志摩等人的这种浓郁的绅士味使得朱湘离开了新月社”。 正因为缺乏新月绅士容忍、宽容、稳健、理性的绅士风度，所以梁实秋后来曾在《忆“新月”》（载台湾《文星》第11卷第3期）一文中认为“朱湘与新月毫无关系”，并说“把朱湘列入新月派殊为不妥”。
在新月派中，朱湘也许是最有可能走向平民化的一个，因为他感情上嫉恨绅士化的生活，与徐志摩、闻一多等在生活情趣、处世方略以及其它方面颇多轩轾甚至掣肘。他写过一些平民题材的诗篇，如《寄思潜》，诗中叩天问地，仰天浩叹，对扼杀英才的黑暗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控诉；《哭孙中山》表明诗人对国事与时局的关注；《弹三弦的瞎子》、《残灰》是对世事不公和人间不平的感叹；长诗《猫诰》对人世间贪婪、卑污、狡诈、怯懦作了入木三分的针砭与讽刺；长诗《还乡》表达了对征人父亡妻死、老母哭瞎的不幸遭遇的同情，也抨击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尽管如此，朱湘其它平民题材的诗篇却较多地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洒脱感，流溢着一种浓郁的绅士风情，每作“农家乐”式的绅士感兴抒发，如《宁静的夏晚》、《小河》、《弹三弦的瞎子》、《有忆》等，诗中情境的设置有掩不住的悠闲，更有遮不住的“五柳遗风”。从这个角度来看，朱湘既是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作，也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更遑论作为老百姓写作了。因此，朱湘的平民意识是一种雾里看花，或者说是戴了绅士眼镜的平民世界，是一个局外的现世平民。
这样，朱湘就成了一个“做绅士”而不愿，“做平民”而不能，平民题材的诗作却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暧昧的绅士风情，潜在的绅士气息颠覆和瓦解了显在的平民意识的自为，边缘意识便与他风雨同行了。
其次，“边缘朱湘”表现为营构友谊与颠覆友谊的悖逆。友谊对朱湘是十分重要的，诗人不只一次地吟咏过友谊的温馨。如《寄一多基相》中写道：“你们的心是一间茅屋，/小窗中射出友谊的红光；/我的灵魂呵，火边歇下罢，/这正是你长眠的地方。”再如《南归——答赠恩沱了一三友》中唱道：“我是一只孤独的雁雏，/朔方冰雪中我冻的垂死；/忽然一晨亮起友情的春阳，/将我已冷的赤心又复暖起，/我的双翼回温而有力，仿佛雪中人入了炭盆的室中……”但朱湘耿直，狂妄，苛刻，严肃而有点自私，有时显得过于敏感，过于自尊，有时多疑，太计较小事，加之浓郁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又亲手把“友谊的阁楼”拆得七零八落。罗念生在《朱湘书信集》序言里说朱湘很需要朋友，又得罪朋友。所以，他与闻一多闹翻，与徐志摩决裂，与柳无忌疏淡，与苏雪林难堪，与罗念生只做“愉快的书信朋友”，他是“最尊敬的畏友”。
柳无忌曾评价过朱湘：“不懂得子沅的人时常奚落他，认为他是怪，是孤傲；熟识子沅的人，方始知道子沅的人是这样的清高，这样的直爽，他待友人的心情是这样的忠厚。但是诗人都不免有一样吃亏的地方，太易感触，太多猜疑了。诗人对于情绪和外界的事物特别易受刺激，对于一点不如意的事故，也容易生出不快的情感，这种诗人的特质也许是子沅不能做成事业的一个致命伤吧。”罗念生亦说朱湘性情倔强、暴烈、傲慢、孤僻，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里热情似火。对友人的真情真性，可从《梦苇的死》中读出。
再次，“边缘朱湘”表现为现实俗人与浪漫诗人的二律背反，换言之，就是俗性与诗性的异质同构，也是现世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同一。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说过：“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 格里芬也指出，“世俗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点。学者徐岱解释说：“虽然世俗主义一般地表现为经济活动的非道德性、政治上的投机性和日常生活里的实利性，但它的核心是精神上的在世性和由此而来的对感官身体的重视。” 生活于形而下的现实俗世，不可能完全涤除现实俗性的侵蚀。朱湘也是如此。
朱湘的俗性是十分浓的。他多次说要在美国混个名声回去，好让家人脸上光荣。有时又说考博士，让夫人成为博士太太。有时说大丈夫要作一番事业，光耀门庭，荫妻福子。有时对霓君说，他一定要想出许多办法来让霓君高兴。有时说挣出名声后，与夫人一起回故乡去热闹一番。此处，《海外寄霓君》的朱湘，显得那么琐碎，唠叨，俗气，太缺乏男子气，甚至有点肉麻；所谈都是汇款、稿费、衣服、做饭、肉体的温存，或者就是对霓君那些无端的干忧所作的无尽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寄霓君》难以同《爱眉小札》相比美。因为《爱眉小札》是性灵的、诗意的，而《海外寄霓君》似乎没有感情的升华，是生活状态的，也是俗性的。
作为生活人的朱湘愈是焦虑、愈是俗性，作为诗人的朱湘则愈是平静秀美、愈是诗性浪漫。这是一种清醒的悖逆，也是一种血淋淋的撕裂。那么，朱湘的浪漫诗性又有何表现呢？其一，朱湘是现代诗坛最有诗人气质的人，有人称之为“纯粹的诗人”，有人称之为“完全的诗人”，也有人称之为“诗人的诗人”，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济慈，歌唱着青春的热情，游子的哀愁，愤世者的孤高”，还有人说他“能以清明无邪的眼，观察一切；无渣滓的心，领会一切。大千世界的光色，皆以悦目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各样的音籁，皆以悦耳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其二是朱湘对现代新诗的精美建构，特别是对音乐性的追求在现代诗坛是更是堪称独步，为新诗的唯美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前期诗秀丽娴雅、恬淡平静，后期诗庄肃严峻、凄苦幽愤，品其诗较多地关涉艺术美而给人以真正的审美愉悦与享受。其三，朱湘一生都在追求写诗这个“浪漫事”而少有旁骛，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诗美情结”。最后是朱湘一生以救赎现代新诗为已任，到头来不惜牺牲个体生命向诗神“献祭”，以期引起后人对“诗艺疗救”的关注。
生活中的朱湘是在世的，可怜的，被动的，无可奈何的，俗气的，实际的，功利的；而作为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翻译家的朱湘是超世的，可敬的，主动的，才华横溢的，诗性的，唯美的。这就是朱湘，只有洞明他这别样的边缘性，朱湘的存在意义才有可能真正澄明地敞开。
四、悲剧朱湘
悲剧总是美的，也是有价值的。鲁迅曾说过：“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悲剧朱湘”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呢？从理论上说，文学价值应区别为文学史的价值与文学本体的价值，譬如有些作家作品仅仅只有史的价值而没有文学本体美的价值，随着话语环境的转换，其意义便由曾经的辉煌蜕变为“史的符号”。与此相反，建立在《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文学闲谈》、《中书集》、《海外寄霓君》、《朱湘书信集》和《永言集》基础之上的“悲剧朱湘”却愈加焕发文学本体美的价值。此外，文学的价值还可界定为文学之外的价值与文学之内的价值，自为价值与自在价值，功利价值与唯美价值，短期价值与长期价值等。但不论从何种视角来看，“悲剧朱湘”的价值都是后者。
首先，“悲剧朱湘”在于对生活悲剧的超越。朱湘的生活是悲剧，然而诗人用一种诗性的调色板把生活的悲剧转化为艺术的和谐秀美，甚至营构了许多“狂欢文本”。这种清醒的悖逆与痛苦的超越，使朱湘的生活与作品的内容、风格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由作品推测作者或由作者推测作品，都是不可能的，所谓“文如其人”在朱湘的人与诗面前便只有“失语”了。关于这一点，沈从文认为，朱湘的生活焦躁，而诗则平静到使人吃惊；生活使作者性情乖僻，他的作品却并不显示纷乱。所以沈从文认为朱湘的诗文学成就很高。苏雪林也高度称赞朱湘的诗“技巧熟练，表现细腻，丰神秀丽，气韵娴雅”。事实上，湖湘文化有儒雅的一面也有野性的一面，表现在文学中则分别以沈从文与周立波为代表，而朱湘则是儒雅与野性二者兼修，在二者之间游移，只不过是儒雅之于诗歌、野性之于生活罢了。
其次，“悲剧朱湘”在于文本建构的“狂欢化”。“狂欢化”，或者说是节日的狂欢精神，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从现实性的角度还是假定性的角度，都不是一种社会形态、一种文化模式，而恰恰是一种文学模式、一种文体和语言形式。那问题就是，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朱湘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狂欢化文本”呢？或者说，朱湘为什么要追踪“为艺术”而摈弃“为人生”？为什么在平民意识的作品中每作“农家乐”的修饰呢？难道诗人没有体验到残酷的现实与水深火热的生活？这只能从“从仁者爱人”说起了。“爱人”不是在伤口上撒盐，而是给人以彼岸的慰藉，为了他人的“诗意的栖居”而把一切的痛苦与焦虑埋进自己的心海。换言之，在一种“狂欢化”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基础上，产生“狂欢文本”，这并不奇怪，也是水到渠成的；而在残酷现实（其中充满了严肃、阴暗和恐怖）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基础上，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欢乐文本”或“狂欢文本”，这才是令人深思的，这才具有真正的“民间性”的气质与魅力。朱湘也是如此。正因为这种内在的“狂欢化冲动”与对建构“狂欢文本”的执着，也因为这种悖逆式的症候模式，从而赋予朱湘以独特性，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这个”。其实，朱湘的“狂欢”本质上是一种“拒绝孤独的狂欢”，比如他的“民间态度”和“民间写作”。因为“民间从来就是一股不事张扬的底层力量，无名似乎是它的归宿” 同样，在意识形态话语当政的语境中，朱湘以个人写作为表征的“民间写作”，只能是“无名”式的悲剧和拒绝孤独的个人狂欢了。
最后，“悲剧朱湘”集中表现于对现代新诗的救赎和对诗神的献祭。作为救赎者，朱湘是问心无愧的；作为献祭者，朱湘是心甘情愿的。笔者认为，朱湘的投江自杀是他对现代新诗的救赎失败后而向诗神献祭的“有意味的形式”。他追怀屈原，感慨身世：“在你诞生的地方，呱呱我堕地。/随了秋水，秋风的意向，我漫游。”他说屈原留下了“‘伟大’的源泉”，祝贺他“能有所为而死亡”。朱湘的内心深处潜在地把死亡的归宿等同于缪斯女神的圣殿。他说：“有一首诗怀在这颗心里。/教我甘心输引春的滋长/与秋的成熟来拿他培养，/培养着她的天真与美丽。”诗人还写道要“凭了这一枝笔，我要呼唤玄妙的憧憬”。他在《十四行英体·七：我的诗神》中还写道：“我的诗神！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在这紧急的关头，/你却没有冷，反而更亲切些，/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我的诗神！这样你也是应该——/看一看我的牺牲罢，那么多！/醒，睡与动，静，就只有你在怀；/为了你，牺牲一切，牺牲我！/全是自取的；我决不发怨声，/我也不夸，我爱你，我的诗神！”为了诗神，诗人朱湘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牺牲我”个体的生命，把“牺牲我”作为献祭诗神的祭品，这样一种强烈的内驱力成了“朱湘之死”的“文化主导”，演绎成屈原的“楚历”精神的二千年又一轮回。看来，现实的痛苦、生活的痛苦、漂泊的痛苦、家庭的痛苦，还不是诗人“投江自杀”的终极因，而是“玄妙的憧憬”破灭，“家园意识”的“缺席”与“不在场”， 诗神的“救赎”，才是朱湘自杀的终极因。投江自杀，成了朱湘在经历了漫长的精神苦旅之后一种绝望的自觉选择，它毁灭了诗人的肉体，却升华了诗人的精神，从而使“悲剧朱湘”真正有了悲剧的诗学价值与存在空间。
所以，为诗歌贡献生命、牺牲一切的朱湘，“活跃于想象的文学领域内，沉醉于诗歌的美妙音调，形象，气氛，与意境中，朱湘超越了也脱离了实际的人生，不断与现实相搏斗；结果，他被打倒，丧失了生命……这是一个美丽的悲剧”，也是“为诗歌所美化与纯化的悲剧” 。我们确信，他没有白白的活着，也不会白白的死去，身虽与水逐，但他的名字、人品、诗品却“并不是写在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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