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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
我的小书《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出版后，有的同志问起它酝酿的过程和写作的意图。本来我觉得一切都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但是再一想，既然有的同志想知道，那就简单地讲一讲吧。
上世纪70年代末，组织上分配我搞苏联文学现状的研究。从那时起我就和现状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今天已有20多年了。大家知道，这个时期正是苏联和俄罗斯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先是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搞垮了苏联；后来叶利钦搞全面私有化，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我“躬逢其盛”，见到了许多在正常发展时期难以见到的奇特现象，真是开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改革”开始后苏联作家队伍的分化引起了我的注意。相当多过去在创作上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的著名作家突然转了向，开始与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站在一起，对苏联的革命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和否定，言词的激烈使我感到吃惊。当然，也有一批著名作家对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进行了抵制和批判，我从内心里敬重他们。从这时起，我就把记录和研究作家们的各种表现以及他们思想上的变化作为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着手收集各派较有影响的作家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以及对他们的评论，注意他们的活动，为他们建立了个人“档案”，这样的作家有将近100人。当时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积累材料，还没有要专门写他们的变化的想法。
苏联解体后，作家队伍中的许多人思想上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次变化最大的是一些原来拥护“改革”的自由派人士以及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有的人（例如索尔仁尼琴）变化之大出乎我的意料。这时我就想，如果把这些变化写出来，也许对我国读者会有启迪和借鉴作用。这个想法得到《作品与争呜》杂志的同志们的支持，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从众多作家中选出了13个影响较大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每人写一篇，先在《作品与争呜》上连载。这次汇集成书时，恢复了过去在杂志上发表时因受篇幅限制而删去的文字，加上了注释，同时根据俄罗斯最近新发表的材料作了些增补。这就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这本书。
我们搞外国文学研究的人的主要任务，是向国内介绍外国文学发展的情况，为同志们了解和研究外国文学提供翔实可靠的材料。我深知做好这项工作也很不容易，这要求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还要有较强的识别能力，否则在介绍作家时就容易主观片面，甚至把不足为训的人作为榜样大加赞颂，误导读者；而在介绍作品时有可能把不健康的东西作为“精品”加以推荐，甚至把洋垃圾当作宝贝弄到国内来。在这方面，不是没有教训的。譬如我们国内某些人在介绍“回归”的作家(即过去由于各种原因其作品未在国内面世的作家)方面就存在着片面性，有时过分抬高他们，这无助于国内的读者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些作家。这几年也引进了一些不好的书。例如我在《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一书的附录里曾提到有人把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作为“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学术性著作”推荐给读者，并约请雅科夫列夫为中译本撰写《致中国读者》一文，为他提供直接向我国读者进行反动说教的机会，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又如前几年国内翻译出版了俄罗斯剧作家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一书（中译本将其改名为《斯大林秘闻》），这是一本主要根据各种传说和流言蜚语写成的书，其中包含着大量史实的错讹，而出版者却说它披露了“大量确凿的档案史料”，把它作为提供珍贵资料的史书（为了说明这是史书，还把作者说成“著名历史学家”）向“我国党政领导，研究单位和学者”推荐。这样做不知是由于无知，还是另有所图。我在看到这些不正常现象后就常常提醒自己，要对读者负责，要根据事实说话，尽可能做到客观和全面。当然，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一定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但是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在写《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时，也把主要目标定在如实介绍所选定的13位作家思想和创作上发生的变化上，力求做到客观、全面和符合实际。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对不同作家的不同表现没有明确的态度。概括地说，我写他们这些人的变化是想提供一面镜子、提出一个问题和颂扬一种精神。我写4位前持不同政见者和4位自由派作家在苏联剧变后的反思和不同程度的悔悟，是想提供一面镜子，让国内有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但是心里还想着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的人好好照一照，他们也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写两位在“改革”后“反水”的作家的表现，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文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受益者会成为这个制度的批判者和否定者，再扩大一点说，为什么许多本应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和捍卫者的政界的“精英”会成为这个制度的掘墓人？我写3位传统派作家，除了介绍他们的思想观点外，还想颂扬一种精神，这就是反潮流精神，这种精神在邦达列夫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读者在读我的这本小书时各人会有各人的理解和感受，但是如果他们能看出我的这个意图，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读者可以看到，我在书中讲一些著名作家在苏联解体后的反思和悔悟时用了较多的篇幅，这是因为这种现象很重要，它实际上是近年来俄罗斯整个社会情绪所发生的变化的反映。目前许多俄罗斯人在经历了10余年动乱和吃够了复辟资本主义的苦头后，逐渐变得冷静起来，他们抚今思昔，进行今昔对比，已不再笼统地否定过去的一切，对苏维埃时代开始采取分析的态度，社会上甚至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怀旧情绪。另一方面，随着档案材料的陆续解密以及许多有史料价值的材料和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不少过去被搞乱了的事实已经澄清或正在澄清，许多过去散布的谎言已不攻自破，历史真相正在逐步恢复。这一点在斯大林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和态度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俄罗斯知识界的许多人正在这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认真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
可是我们国内的某些“苏联问题专家”却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俄罗斯国内的变化，不理会近年来公布的大量新材料，仍根据多少年前西方散布的和“改革”年代自由派报刊抛出来的东西继续散布早已被事实否定的谎言，肆意攻击斯大林和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把苏联的覆灭说成是制度本身造成的。最近读到的《学术界》2000年第5期上欧远方的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兼与魏巍同志商榷》就是一个例子。文章采用的基本上是过去流传的未经核实过的老材料和老数字，而且这位先生连一些基本事实也没有弄清楚，出了不少常识性的笑话。文章的立论也很奇怪，它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说成是革命成功后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文章作者大谈无产阶级专政，却居然不知道马克思是在哪一年首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并且直接违背马克思的论断，对无产阶级专政作自以为是的解释。他也没有读懂列宁的有关论述，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照他的说法，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成功后就不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会导致自身的灭亡。尤其荒唐的是，作者对这种灭亡大唱赞歌，称这“可以说是在烈火中的新生”，并向俄罗斯人民和中国读者许愿说：“在这个新的民主政治体制的成果上，有了九十年的建设基础，俄罗斯的经济、科学、文化的更大发展也是可以预见的。”我们把这篇“奇文”同在苏联解体的严酷现实面前不同程度地有所悔悟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派俄罗斯作家的言论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奇文”同现实的距离究竟有多大。
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搞苏联问题研究的同志们可以利用上面提到的有利形势和有利条件，努力占有新发表的实际材料，进行认真的比较和核实，破除过去流传的种种谣诼和谎言，弄清事实真相，在这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进行认真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的认识逐步深入和更加符合实际，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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