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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
八十年代留给人们的记忆是如此强烈，事过境迁，以致于人们怀疑是否真有过这样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存在？确实，那是一个崇尚新思想、新概念和新知识的年代，人们会不远万里，从偏远的南方北方，从东部西部汇聚到某个地方，就是为了争论一些名词概念，一些命题或论断。当人们置身于于九十年代以后崇尚实利的社会氛围时，回想当年那些视为生命攸关的思想观念，不过几年就变得无人问津――确实有隔世之感。就象大海退潮后的海滩，在阳光下妩媚伸展，何曾留下风浪的痕迹？中国的社会变故是剧烈的，剧烈到没有任何障碍，人们就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外在的结构形式，似乎恒古不变；然而，人们的心态和思想却是不断地改变。对于西方来说，可能中古时期或启蒙年代的一些精神价值还被顽强地保持下来；而对于被西方人理解为保守顽固的中国人来说，从陈胜、吴广式的农民，变为革命战士却是易如反掌的事。也许就是因为压制过强，求变的心理就更急迫，看似麻木不仁，得过且过，但一旦有机遇，则要寻求激进的变革。"革命"是中国现代以来持续不断的未竟事业，因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总是以断裂的形式向前运行。这当然有西方的压力在作祟，但中国本土的政治与文化对社会顽强施加的压制力量也不能不说是内在原因。一旦有机会变革，人们当然走向激进的变革之路。中国的社会革命总算在最近二十年告一段落，但中国人的观念和价值选择的变化则显得更为剧烈。在整个二十世纪，人们随时可以听到各种响亮的声音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这也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一直就处在不断重新开始的状态――也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开始。
确实，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社会对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的追寻达到的高潮，也可能就是极限冲刺。人们渴望变革，改变持续了几十年代的思想禁锢，只有西方最新的理论资源，打开了崭新的视野。事后人们会对那种幼稚的热情表示轻视，但当代思想能走到现在的老道圆滑，无疑得益于八十年代的思想狂热。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学说的追寻，并不单纯是学界的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风气。它带给人们不只是一些知识和概念，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情，一种冲动，一种态度。这使人们自觉进入一个迥然不同的思想时代。
从整体来说，八十年代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其主流思想还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主义哲学，因为这种哲学与占权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构成直接对话。也是在人道主义思想的带动下，存在主义和弗罗依德学说也才风行一时。象结构主义这种过分繁琐的形式主义理论，在中国不具有丰厚的思想含量，它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分年青学人。结构主义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有限影响确实与它自身的理论规定有关，它远不如后结构主义那样更具有内在张力。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虽然也不见得有什么惊人的成果，但它的影响必将是深远的。只要年轻一代的学人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并且开始与西方的学界保持同步对话，后结构主义就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下一阶段的人文学科的基础。当然，这样下断语还为时过早，但随后的历史终究会证明这一点。例如，当今风行欧美学界的文化研究，就可以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因此，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后－后结构主义"时代来临。因此，现在重新理解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无疑很有必要。
一、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背景与思想目标
在专业领域内，结构主义的新奇过去不久，传统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对结构主义也不无微辞，特别是在文学理论领域，新批评的遗风依然在大学占据半壁江山。不少人指责结构主义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来处置文学，如语言学、人类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等等，结构主义把各种阐释均放在同等位置，只关注指意的关系及其产生过程，从而完全忽略了作品的真实含义，这实际也取消了文学艺术作品的独特存在，作品只是理论分析的一种原材料，这容易导致先入之见随心所欲阐释作品。结构主义变成一项普遍化的知识运动，它已经明显有教条主义的嫌疑。突破结构主义的呆板、生硬和缺乏社会批判性，这就引发了后结构主义的崛起。后结构主义无疑是以反结构主义为确立自身的理论方法的。结构主义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可转换的语法关系，尽可能把各种要素拼合成一个和谐模式，以此来呈现作品内在关系的丰富性。而后结构主义者致力于发掘文本内部隐含的差异要素养，去揭示这些差异性构成文本内部自我颠覆的过程。"结构主义者相信系统的知识是可能的；后结构主义则声称，所知的唯是这一知识的不可能性。"[1]七十年代，敏感的批评家已经觉察出所谓结构主义阵营已经面临解体，而从结构主义内部分裂出来的后结构主义开始引导新的思想潮流。1976年，希利斯·米勒在描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分歧时就指出，批评家的阵营可以划出清晰的界线，他以苏格拉底式的理论型为一边，另一边则以阿波罗/狄俄尼苏斯的盲乱型为一边。他显然把后者称之为时代的先知型的批评家。称赞他们有能力"洞穿文学语言以及语言本身真实性状"。
后结构主义是针对结构主义先时把握真理幻觉的清醒剂，一部分反结构主义过于理论化的结构主义主义者，就摇身一变成了后结构主义者，以至于在相当长时期内，人们对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还很难作出区别。有研究表明，后结构主义对符号、再现和主题的批判，在早年的结构主义的理论中也存在过，但这并不能抹去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根本区别。当然，不少后结构主义者始终交织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历史之网中。例如罗朗·巴特就是如此，他的代表作S/Z就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自相矛盾拼合的结果。再如，拉康在结构主义全盛时期就被看成是典型的结构主义者，但后来却又同样被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的宿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结构主义和反结构主义的双重特征。所谓后结构主义就是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和知识系谱学、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学以及后来形形色的各种变体构成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在某种意义，后结构主义比结构主义对当代人文学科领域，对当代各种思想文化转变都起到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可以这样说，后结构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理论的基础的基础，已经没有人可以绕开这一理论或思想方法去讨论问题和发现问题。
试图对后结构主义作出理论概括可能比结构主义的难度更大，不少后结构主义理论就拒绝整体性描述，并且后结构主义大师们的观点和方法都相去甚远，不象结构主义至少可以在索绪尔语言学那里找到基本的根基。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德里达创立的解构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复杂的方法论活动，解构理论的宗旨及其解构步骤和程序令人难以捉摸。作为一个后结构主义的一个主导形式，解构理论正如J·米勒所说的那样，--它是继结构主义之后到来，并以打破它那系统性方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运动。解构式分析将结构主义的科学野心揭示为不可能的梦想，并对结构主义用以描述和掌握文化生产的"二元对立"提出疑问。通过揭示本文的神秘非理性特征和它驳倒或颠覆人们认为它所表现的系统或立场的能力，解构理论摧毁了结构主义者对"理性的信念"。卡勒说道："通过这些见解，解构理论揭示任何文学科学或话语科学的不可能性，从而将批评研究带回到阐释的任务上来。例如批评家可以不用文学作品来提出一种叙事诗学，而是去研究某些个别小说，以便弄清它们是如何阻碍或颠覆叙事逻辑的。曾经被结构主义编入广泛、系统化方案的人文科学现在被敦促回到细读，回到’将本文内部意指作用的各种冲突力量细心区别开来’。"[2]
解构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对等级论的结构进行分解，德里达反复解释说，它也是一个关于根基的问题、关于根基与构成根基的事物之间关系的问题，它也是关于结构关闭的问题，关于整个哲学结构的问题。解构不仅涉及到这种或那种的建构活动，也涉及到等级论主题（architectonic motif）。解构首先是与等级有关。这并不意味着解构击跨了等级，而是它敞开了排列或集合的可能性。在德里达的具体解构批评实践中，可以看到，解构理论对一系列等级对立进行解构并不是简单地摧毁它，而是将其解开与替换，安置于不同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归结解构理论的要领而揭示出几个可以区分的步骤：第一，解构理论首先把对立看成一个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性的强加，证明方式是通过：①提出它的各种前提和它在形而上学价值系统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对许多本文作广泛的分析--和②表明它是如何在那些阐述和依赖它的本文中被解开的。但是，第二，解构理论同时也通过如下途径来坚持这种对立，即通过：①在论点中使用它，即对言语及写作、文学与哲学的特征描述不是应被拒绝的错误，而是论点的基本来源。②颠倒它的位置，以给它以一种不同的地位和效力。乔纳森·卡勒分析说，当言语与写作被区分为一种普遍化原始写作的两种形式时，这种对立具有的含义有所不同。对字面与修辞所作的区分在讨论语言的功用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当解构式颠倒并没有把修辞看作对适宜、规范文学意义的偏差，而是辨别出字面语言即是修辞语言，只不过它的修辞性已经被人忘记，这种对立的作用方式也就发生了变化。[3]
尽管解构理论的一整套策略繁复多变，但其宗旨却是明确的，那就是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解构策略更为具体的和根本的目标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presence），因为"在场"是建立本体论、目的论从而达到实在真理的根源，"在场"是中心、实体、整体的基石。在德里达看来，永远会有某种东西越出或溢出这个中心实体，永远存在有补充、边缘、确席、延搁、空间，在其中书写着哲学本文，这个空间构成了哲学可理解性和可能性的条件。在哲学本文（当然文学本文也是如此）之外不存在空白的、未被触及的、空虚的边缘，而存在有另一个本文，一个不具有当前参照中心的力的区分的织体。这种本文正好是德里达解构方法论活动的领域，因而他让我们去思考这样一种写作，它不具有现存、欠缺、历史、原因、始原、目的，这种写作绝对地颠覆一切等级对立、一切神学、一切目的论、一切本体论。[4]
试图把解构理论加以规范化的理解不仅是危险的也是困难的。解构理论本身就包含着一个矛盾：解构理论离不开它所批驳的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系统，解构理论事实上也在自由运用它以前的术语和概念。为了填补先前的各种理论缺口，解构理论实际已经受到它所反对的传统的损害，被阉割了的解构理论很容易同化于学院派的主流之中。米勒在1976年就展望解构策略的规范化未来："这些关于文学的假说与英美的文学研究中许多传统假说大不相同，但过些时候将被同化。将来它们会被其他理论所采用，受到检验、责难、驳斥，或许最终将自然而然地以某种形式被规范化……"[5] 十多年过去了，解构理论这个法国大陆的舶来品在美国已经非常流行，它被广泛地理解和运用，当然也免不了多少被规范化。正如德里达所抱怨的那样，他的思想每一次被理解都是一次"歪曲"的结果。确实的，在"非概念"的形成以及利用旧概念的同时又试图排除旧概念已为人们所接受的意义等方面，德里达不得已才陷入困境，--罗里·赖安公正地指出："想迫使德里达的术语和概念顺从哪怕是部分规定了的意义，从而驯服德里达，人们就是在取消德里达的构想。但是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因为’翻译’就得以某种方法解释德里达的概念，而这个方法是德里达本人也不会冒险一试的。"[6]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怀疑解构理论是否真的如此容易被损坏，德里达是否有些故作神秘玄奥？对一种理论的正确理解或曲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验证的，这是一种约定的理论禁忌。事实上一种理论的边缘界线可能也是模糊的，一种理论与另一种学说之间未必就是那么壁垒森严，不可越雷池一步。各种理论为了保持住自己在思想史上的一席之地，总是各执一隅而互相排斥，而它们实际上可沟通的地方并不少。也许解构理论是一种划时代的理论，--按照德里达的设想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并没有划时代的语码、理论术语和概念，这是德里达的悲剧还是思想史的悲剧？
由于福科的深远影响，使得后结构主义不仅是一种时髦的思潮，而是贯穿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思想理论基础。在结构主义流行的六十年代初期，福科出版了《颠狂的历史》，这使他声名鹊起。在巴黎知识界，没有人可以忽略他的存在，但福科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评论家指出：福科是"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文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7]福科以他简洁紧凑的文风，权威而又充满怀疑的气质，以及稀奇古怪的细节为其总括结论辩护的方法而独树一帜，福科正是法国知识界在思想活跃而浮躁时期急需的那种令人难以捉摸而又叹为观止的人物。福科艰涩的文风和独创性的论述方法，使他超出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但整个后结构主义运动无疑是在福科的影响下进行的。福科的早斯著作《癫狂与文明》（1961）和《症所的诞生》（1965），对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和推理实践体系进行独到的分析，福科抓住推理实践与日常生活中的言语行为的区分，对"严肃言语"行为进行质疑，从而深入剖析医生的权力。福科的分析借助"时间的历史区段"这个概念，勾划出"为一种特殊知识所统治的时期"。福科把知识或话语在每个时期内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前后推移，归结成是"自成系统的"。尽管福科从未放弃他的早期论点，即认为社会制度影响社会实践。但在《知识考古学》中，他把注意力放在考察"那些称之为人文科学的东西可以作为话语的自我体系"。很显然，《知识考古学》试图把考古学方法用于研究人文科学话语，即不再争论人文话语是否真实、它们的陈述是否有意义，而是去分析这些话语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他甚至设想把人文科学中所说的一切都作为"话语-客体"来研究。《知识考古学》明显带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双重色彩，其观点也显得生硬，福科试图象结构主义那样阐释话语是一个受规律支配的体系的观点；同时也在阐明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是自主的、自指的这种立场。福科的研究者倾向于把《知识考古学》看成是福科思想中的过渡环节，德赖弗斯和拉比诺曾经指出《知识考古学》失败的两种原因，第一，支配推理体系的规则导致的因果力量是不可理解的，因而使得社会制度具有的那种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是福科关注的中心--变得不可理解；第二，既然福科认为考古学本身就是目的，他预先消除了使他的批判性分析影响社会关注的可能[8]。
研究者通常认为"知识考古学"奠定了福科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但实际上，福科从知识考古学转向系谱学研究才真正确立他的方法论基础。《考古学》之后，福科吸取了尼采的系谱学的方法，他不再把注意力集中于建立一种普遍性的话语理论，而是去探讨真理、价值、理论、社会制度以及它们构成的历史实践的内在关联。福科关注权力和肉体在形成人文科学知识构型中的具体运作形式，他追问焦点在于：这些话语是如何被应用的？它们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9]。当然，福科并没有放弃考古学方法，他放弃的只是研究受规律支配的推理实践体系理论的努力。考古学作为一种技术手法依然在福科的系谱学研究中起作用。考古学在系谱学的总体考察中，用于分离话语客体，用于分析那些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性建制。例如，在《性史》（1977）中，福科把性忏悔与社会统治结合起来考察，他反对解释学热衷的深层意义观念，而是阐述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心理日益形成的关注方式，历史实践的各个环节产生话语主体及其话语表达方式，话语形成一种权力情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其中，其结果就是增强权力建构秩序。福科的系谱学方法具体地证明了逐渐形成的概括实践的两个策略范围，"这些实践不仅把人造就为主体和客体，而且重要的是它使两者在客体化的、意义充斥的社会中保留下来。"[10]。福科运用系谱学方法有效地拆除了起源与永恒真理的优越地位，福科把起源、真理性、或历史的意向性放置在历史实践的关系网络中加以阐释，福科否定了主体、个体和推动历史前进的集体主体。他的系谱学方法更多地去观看肉体如何直接地包括在政治领域中，权力关系直接地掌握着肉体。在权力关系卷入主体系统的各个环节，福科揭示了那些历史裂缝，从而在那些非连续性的历史空旷地找到历史连接的特殊机制。
在福科的系谱学中，福科最大的贡献以及对当代人文思想最具影响力的观点，就是他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历史实践网络。福科促使人们放弃把知识想象为只能存在于权力终止的地方，以有知识只在权力命令，权力指挥和权力利益之外才能发展的整个传统。 "决定知识形式和知识的可能范围的不是生产出对权力有用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主体活动，而是权力/知识，是横贯并构成知识主体活动的过程斗争。"[11]福科后来越来越迷恋于空间性的概念，倾向于用空间性的、战略性的比喻来解释话语，他认为这样能够使我们在权力关系基础上，精确地掌握话语转变的地点。海登·怀特概括福科思想的总体特征时指出："福科与其说是力图把握人文科学的历史时性演变，无宁说是对其整体历史的共时性把握，也就是说，把握住一种总体小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性……"。福科著作似乎有一种主题却没有一个情节，"其主题就是人文科学中事物的秩序在词语的秩序中的再现。如果它确乎是关于某种事物的话，那它就是关于再现’本身’。"[12]总之，这一"再现"表明，人文科学中一切思想体系不过是用词语所构成的诗性封闭的术语形式而已。
晦涩深奥的福科给缺乏主流哲学的法兰西学界注入了强烈的兴奋剂，不管福科如何设想以"匿名"的方式思考，他终究是被人们抬举为法兰西最后的一位大师。他的思想影响了其后的所有人文学科，也使后结构主义成为当代人文学科的普遍基础。当代任何人文学科或学术流派，如果说不是在福科阴影底下行进的话，起码也与福科结下不解之缘。如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精神分析学派、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论以及晚近的文化研究等等。总之，不管人们持何种偏狭的态度，都不得不承认，福科撒下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种子，作为二十世纪最片面的预言和最卓越的思想启示录，福科的研究超越于一切哲学和知识之上。
二、裂变的当代中国思想氛围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形成气候，相比较而言，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可能还大于结构主义的影响，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扩大，以及新一代学院派评论的出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才逐渐显露。但从整体来看，八十年代在中国有影响的西方思潮是存在主义、弗罗依德和尼采的唯意志论，这几种思想理论契合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需求。结构主义随同所有的西方思潮进入中国，作为一种最新的思潮，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思想界的需要，并且也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范例。八十年代，长期禁锢的中国思想界突然开放，怀着极大的热情追逐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对西方思想理论接受的态度和方式，始终交织着保守/进步，左/右的斗争。八十年代的主导思想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被理解为是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而对于思想界来说，引进西方最新的思想成果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在"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精神导引下，西方的最新思想成果才能堂而皇之进入中国，并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在文学界，现代思想理论与现实主义的对峙构成思想变革的主流，对西方现代思想理论的接受也同样隐含了主导意识形态与新生的思想力量的冲突。
一个时代思想的变化并不是有意识合目的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程度上，它是思想理论本身推论实践的产物。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隐含三重力量：主导意识形态的、市场-民间的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七十年代末期的反文革的思想意识中，这三重力量有它们的共同基础，也就是在反极左路线方面，这三方面的激进力量达成历史共识。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其思想目标和思想资源的分歧都逐步暴露。主流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完成对文革的批判，清算了四人帮的罪恶，剩下的是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任务；民间的力量也已产生分化，一部分人站到主流思想的对立面，另一部分人进入知识分子阵营，并成为这个阵营的激进分子；而知识分子阵营同样产生分化，一部分人官方化，另一部分成为继续思想解放的前卫分子。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不再象五六十年代那样处于意识形态总体制度支配之下，而是由改革派/保守派，形成基本的思想分野。保守的思想阵营极力维护既定的正统权威思想体系；而激进的知识分子则企图利用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的时代总体精神，促使正统权威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在八十年代初期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实践依据。从历史的意义来说，反文革的思想意识，引申出"人道主义"这一实用主义式的命题。用人道主义来批判文革，虽然有避实就虚之嫌，但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可能接受的最尖锐的方式，同时也与人们的直接经验相联系，因而引起广泛的共鸣。在人道主义的纲领之下，哲学界与文学界达成惊人的一致。"人道主义"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既是文学界的主题，也是哲学界的主题。在人道主义命题下进行的争论，是以直接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为前提展开的，而人道主义引申出主体性与异化问题，则把经验主义的命题转向了思想史的和理论建构的领域。这一切当然不可能过分违背正统思想体系，而事实上，也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性命题之下，新的思想理论建构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正是在这一转向中，关于西方最新的思想理论资源被源源不断地引进中国思想界。
关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构成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正如我们说过，在中国的七、八十年代，这是一个与特定的历史经验直接相关的命题，因此也就不奇怪，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成为八十年代初期最热门的理论课题。而这一解释，实际上引进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与之相关的西方思想理论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无疑是与他的左派色彩有关才得以率先进入人们的视野；而结构主义则是以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面目开始在中国思想界亮相。阿尔都塞的思想与那些试图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找到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相对立。在萨特等人大谈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阿尔都塞是少数的反潮流的人。阿尔都塞把结构主义方法运用于重新阐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致力于发掘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程中的"认识论断裂"[13]，他把结构主义的词汇关系运用于分析马克思著作隐含的"无意识结构"，通过引起理论的问题系的那些症状而可以认识其问题系的文本。萨特热衷于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而贬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的重要性，相反，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其后期著作中已经抛弃他前期理论上的用词的模糊不清和意识形态"残余"，从而走向科学。从1845年到1857年的著作（《资本论》的第一批草稿，《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是"过渡期的著作"。直到1857年之后，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始，马克思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始创立。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引进了新的时间维度，它颇有新意地说明，一些历史环节为什么是在过去和任何特定时刻--在每个现在发生的事态中--同时发生。事实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掩盖了他偏执的政治见解，同时也掩盖了他作为一个革命活动家与一个学院哲学家之间的矛盾。拉可斯特指出："在斯大林主义的严酷统治下、在回到列宁思想的缓和的混乱之中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双重的讲台上，已经使他成为左派的奠基者，左派声称他成为法国共产党新的正统派的支持者，这种新的正统派特别吸引知识分子，他们把理论的自主性夸张到妄想的程度，而且让别人用政治来弄脏他们的手。"[14]阿尔都塞的深奥繁琐的理论与左派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只不过因此使他的政治立场显得有些模棱两面三刀可。
阿尔都塞在中国的影响并没有成功扮演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他的影响卓著的《保卫马克思》早在1963年就由商务印书馆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但限于高级干部的小范围圈子，影响力有限。1982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异化"参考读物收入数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阿尔都塞的这部书也以节选的形式收入。阿尔都塞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或现代化的运动中，是以反人道主义的角色发挥作用。就这一作用而言，他具有正统性质，但他的正统性很快又为他的诡异的方法论--结构主义标签所遮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实质，远不如结构主义基本思想本身更引人注目。对阿尔都塞的阅读并没有加强马克思后期著作的科学权威性，相反，人们更感兴趣的在于：可以运用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意义，有效促使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不用说，这种观念和思想目标具有变革性的意义。
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哲学社会学科的核心主题依然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西方思潮的引进总是马克思主义纲领之下加以具体阐释，那么，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思潮的引进则逐步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并且开始创建新型的理论话语。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学科建制，西方思潮的引进与本土化实践相脱节。研究西方思想理论的人不研究中国本土理论，而研究中国本土理论的人则很少人关注西方思潮。在哲学学科方面，试图把西方当代理论思想与本土传统理论相结合，无疑有太大的难度，这牵涉到对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能全面把握，从而做到融会贯通的理解和运用。研究西学的限于学术功力基础，研究传统学术又囿于视野和胸怀。如果说西方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大量融入中国传统学术，那么，西方的当代思想理论则很少与中国本土学术研究相结合。当代西方思想理论的引进，开始摆脱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辅助注释之后，主要是以单纯引介的方式自成一格。但大量的当代思想理论却在文学界呈现出实践品格，这可能有二方面的原因，其一，西方的思想理论直接产生了与相关的美学理论，如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等，哲学思想理论的引进与文艺理论或美学理论的引进同步，因而容易为文学界接受并直接吸取运用。其二，文学界对这些西方思想理论和美学理论的接受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虽然经常不无望文生义之嫌，但真正能形成有效的思想启示和知识更新的作用。例如，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本土化实践主要是在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展开的就说明这一点。
三、立足于本土实践的方法论变革
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主要是由现实主义美学占据主导地位。现实主义美学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现实主义通过强调"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本质规律"，而建构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叙事。现实主义反映的历史"真实"和发展趋势，无疑是权威意识形态确认的本质规律， 通过重述和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虚构的历史叙事成为真实的历史本身。但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使中国经典现实主义讲述的"真实的历史"变得可疑，权威意识形态处于变动之中，现实主义的审美领导权也随之陷入危机。西方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同样切合了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需要，这对现实主义的保守体系构成直接冲击。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自五十年代左倾时期来自苏联，由此统治了中国文学界近三十年之久，其僵化保守的体系急待突破，文学界也迫切寻求新的文艺理论观念和方法论。文学界的理论变革因为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发生直接关联，而且有文学实践为依托，因而其变革来得更迅速和有效。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一直处在方法论变革的焦虑中，大部分人怀疑现有的文艺理论模式可以有效解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文学实践，在不可能触动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的前提下，方法论的变革成为创建新的理论体系的突破口。八十年代上半期的"方法论热"正说明文学理论的这种历史处境。
但八十年代上半期的方法论奇怪地从自然科学的"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寻求借鉴。林兴宅运用系统论和信息论研究鲁迅的有关论文曾引起轰动，并出现不少学术论文大量使用自然科学的图表公式的作法。这种看上去非常激进的方法论革命，其实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人们无法忍受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僵化，但又不可能在基本原理方面越雷池太远，自然科学的方法与基本原理无涉，它看上去是纯粹的方法论实验。但这种方法不可能长久，实际上，方法论变革的成果并不足以推动当代理论发展。这些运用"新三论"的研究成果，除了带来方法论的短暂惊喜外，并无多少实质的突破。人文科学试图从自然科学移植方法显然不可能有多大凑效。毫无疑问，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革命带来的新观念和新的世界观，以及那种求知的探索精神对中国陈旧的人文科学体系具有强烈冲击的作用，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毕竟有着根本不同的命题和思维方式，其学科的目标也完全不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只能对陈旧僵化的理论体系稍加触动，但那些基本观念和历史结论却不可能有任何触动。事实上，这一次的方法论象是一次天真的理论私奔，在随之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洗劫下，"新三论"一触即溃，甚至于销声匿迹。如果认为"新三论"的实验对当代理论的发展毫无作用那也有失公正，正是"新三论"对方法论表达的急切变革意愿，使得陈旧的文艺理论体系不再能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使变革的趋势日益紧迫，这就为随后引进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各种新的理论话语打下基础。
当然，方法论的变革，以及观念的改变，说到底是知识的变革，只有新的知识体系引起旧有的理论体系和观念发生深刻的变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以它全新的知识体系，给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提示了变革的活力。在文学研究领域，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开启的是新的理论空间，它不必围绕旧有的理论规范，探讨那些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命题，而是以新的角度，新的主题，新的术语概念开始建构新的理论规范和风格。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大量进入中国后，传统文艺理论的权威地位实际已经完全动摇。在人们了解新批评、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情形下，再谈"真实地反映"、"本质规律"、"客观的历史要求"就显得有些自欺欺人了。当然，全面而恰当地把西方当代理论话语融入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批评实践，还有相当的难度，但新名词和新概念的运用，开始打开新的思维空间。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李幼蒸编选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影响，结构主义批评率先在电影批评领域产生明显的效果。这本书主要选编了麦茨、沃仑和《电影手册》的代表作，结构主义及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立即使年轻一代电影研究者茅塞顿开。特别是一些文本分析的文章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把新的电影理论与方法移植到中国的电影文本阐释中，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的一批青年电影研究者，在这方面作出的探索应该说取得相当的成就。
从总体上看，由于结构主义与中国当代理论形成的思维方法有相当大差距，文本细读还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转变的问题，同时包括艺术感觉方式和基本技能训练，结构主义方法过分繁琐以及忽略思想内容的倾向，使其很难在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产生实际的成果。结构主义的影响的引介和实际借鉴都十分有限和短暂，相比较而言，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要大于结构主义。其原因在于，年轻一代理论家和批评家更倾向于接受和运用西方最新的理论成果；后结构主义的颠覆性更直接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对话；后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显得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凡此种种，使得后结构主义具有更强大的活力。正如结构主义的传播与当时的现代主义语境相关一样，后结构主义的引介与研究运用，构成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后结构主义的思想策略与方法，切中了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美学规范。如果说结构主义主要是以另辟蹊径对现实主义构成思想分离的话，那么，后结构主义则对经典现实主义进行直接解构。后结构主义的基本观念和策略，例如，反中心化，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非整体化，多元性、非历史化……等等，都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构成直接冲突，对中国当代既定的的思想系谱学的起源与推论实践，无疑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功能。在当代特殊的语境中，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功能当然不可能彻底，但也不象有些批评者所认为那样，"后现代主义实际是主流文化的合谋者"（这里的后现代主义包括了后结构主义），其理论依据是，后现代主义取消了信仰，取消的真理标准，变成什么都可以的无是非标准的机会主义。这种批评意见无疑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首先，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本身不是铁板一块，根本就没有思想和立场的一致性，也就难以用一种模式将其概括；其次，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从逻辑上讲很难融入主流话语[]（有一部分主张后殖民理论和反现代性的思想，重新强调文革前甚至于强调文革中的一些极左思想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种观点也被一部分人看成后现代主义，笔者不敢苟同），其非中心化和多元化的基本倾向，也不可能成为权力话语的同谋。至于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更看不出它如何能与主流话语和权力话语并生不悖。事实上，后结构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严重动摇了一切权威主义思想和强权话语，对绝对真理的根本怀疑，可选择性和多元化的思想立场，引起当代思想发生深刻变化。
事实上，所有的理论变革都是理论自身叙述的语境，结构主义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当然极其有限，而且这种颠覆性是开拓了异端性的话语空间，还是作为主流话语的补充语境，从客观历史效果来看，确实难以作出截然的判断。就这一意义而言，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合谋论"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结构主义也好，解构主义也好，这些异端性话语的存在，在客观上为主流话语开拓了思想疆域，至少证明了当代意识形态话语不再是独断专横、彻底的排他性，同时也证明了多边/多元话语正趋于形成。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理论话语的最新的成果进入中国，都不是一件坏事，没有理由惧怕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知识与思想的民族本位性的绝对界线已经难以确认，学术的国际化趋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以西学为主导，这与人类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文明进程一样，它属于"现代性"的宏伟工程。全球化也好，民族本位也好，实际上都没有超出这个近二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框架。特别是那些第三世纪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其传统的民族本位文化面临着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创新对话，并且融入其中，重新创建世界/民族的知识-思想体系。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现代以来的中国，在文化上一直就面对着西方的挑战而处于被动的应战境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流行了一百多年，至今还处于摇摆之中。事实上，作为对现代以来的世界进程解释的西方现代思想理论，无疑有它的优势，它就是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产生出来的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体系，将这种思想体系拒之门外或视而不见，是不明智的。而把这种思想体系与本土的思想实践密切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知识-思想本土化重建的工作。其中尽管不无差强人意之处，但无疑由预示了中国当代思想和知识创新的无限可能性。
注释：
[1][2][3]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第13页。中文本，陆扬译，1999年，第13页，151，150页。
[4] 参见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英文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67页。
[5] J·希利斯·米勒：《斯蒂文斯的岩石和文学批评疗法之二》，1976年，载《乔治亚评论》，第30期，第330-348页。
[6]参见罗里·赖安编著《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李敏儒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7]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克得福德·格尔茨，《纽约书评》，1978年1月26日。
[8][9][10]德赖弗斯和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张建超、张静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页，第10页，第11页。
[11] 福科：《惩戒与惩罚》，第27-28页。
[12] 海登·怀特《解码福科：地下笔记》，Hayden White, "Foucault Decoded: Notes from Underground",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中译本参见，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4-115页。
[13]阿尔都塞些说受法国科学史家巴歇拉尔的影响。
[14]拉柯斯特：《阿尔都塞的虚假对立面》，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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