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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云亮
无论是秉承普遍主义观念，还是信奉后现代的解构策略，也无论你把历史当成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还是把历史看作突发性的偶然的机缘，一般来说，当代人评价当代人，总是值得侧目、怀疑的；相反，间隔了较为久长时间的审视和省察，会有着更为理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但问题往往又是一分为二的，当后代的史学家们跨越时间的缝隙，拨开层积的岁月的灰尘时，尽管避免很多人为因素的干扰，以更为平和的心态，冷静地观察、评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人事关系，但同时真确性被无端地遮蔽不说，也轻而易举地失去了置身其中的体验的激情，失去作为单个人的历史主体曾经深切咀嚼的酸甜苦辣。中国当代历史文化（四九年以后），就属于这样的处于两难境地的研究领域，一个剪不断理还乱、杂草丛生的学术荒地。它不时地激发你反刍、省思的冲动，又让你在左顾右盼中不知不觉地磨平思想的棱角。当我读完张景超教授的《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着实感慨万千，不仅使我需要对历史研究观念重新设定，而且“逼”着我压抑着难以自持的情绪的翻卷。
这是一本研究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书籍，内容又聚焦于左倾文化运作方式和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格特征。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止内患不断，还多次遭受列强的欺凌，出于对国家、民族“伤痛”的感同身受，现代中国知识人都是怀抱着强国富民的信念完成他们人生第一步的，于是各种“主义”雨后春笋般地席卷华夏大地，传统延续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使得持不同思想观念、价值立场的人视若水火，决不兼容，尤其是大规模地广场运动的方式甚嚣尘上，权术厚黑学驾轻就熟，文化战线的思想斗争一直贯穿始终；即便到了建国以后，当左倾路线盛行的时候，隐匿着的“智识阶级”的本来面目，就如火山爆发一般暴露无遗，给民族的文化建设带来极大的创痛和伤害。张景超教授一反史家历来“温柔敦厚”的笔法，对人们“为尊者讳”而归咎于政治形势胁迫的搪塞之词，提出了深刻甚至不乏尖锐的质疑，他指出，人作为世界的主体，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环境历史固然对主体有激励或制约作用，但更主要的还是来源于一己的自主选择，并将知识人有意无意犯下的罪责，顺其自然地推演到主体的文化素质、个人修养合成的人格因素。
确实，中国文化在其历史承续过程中，历来讲究消弭个性的合群，特立独行之人常常被视为大逆不道，实用理性占据着主导的文化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为历朝历代读书人跻官进禄的座右铭。而且，中国文化缺乏超验性维度，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只管眼前，不必对彼岸世界负责。所以，古代士大夫们为达目的甚或一己私利，经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哪怕是肮脏、卑劣的手段。这种非常态的精神思维积淀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泥流而下，影响到各个时期的文人，使他们从小就在耳濡目染中习得做人为宦的“经验和法术”。现代中国人虽然经过辛亥革命宪政主义潮流的剧烈冲击、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的熏陶，但心性深处并未发生质的转变。抢占山头大王、争夺话语霸权的手段，在政治激进主义的诱导、鼓惑下，有过之而无不及，并犯下诸多不可饶恕、骇人听闻的罪孽。以人格特征为契入点，为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黑洞的深层探究，找寻到恰如其分的甬道，也为我们在新的伦理语境下，重构业已沦落多时的社会道德信仰，提供了支撑价值体系的元点。
落实到当代知识分子中间，作者却不是出于义愤或情绪化的宣泄，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地胡张理论的大旗，实施与批评对象一样的“批判的武器”战略，而是以极为理性的方式以己度人，以大量、翔实的资料为依据，进行着“小心求证”。文学论争、思想挞伐，建国以后在强制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引领下，集中体现为运动先锋的文化批判；但从德国古典哲学经由马克思创立的批判理论，在中国的继承者那里，却抽去了“合理的内核”，完全变味变样，不仅放弃了指向现存的种种制度性的缺陷本身，而且连基本的自我批判及内省意识亦被摈弃，批判精神蜕化成极左指导思想下奔向论争对手的利器，成为无处不在的危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者在书中精当地提出了“背反现象”一词，做了有力地概括，即“历次批判运动中对别人执行批判的人们后来纷纷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如批判萧也牧的冯雪峰、丁玲、陈涌被继起的批判推上断头台，讨伐胡风的何其芳、林默涵相继仆伏于后来的绞刑架等等，知识界这种矛盾、混乱的“运作方式”，今天看起来就像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活剧，可在那个反复无常的特殊年代里，却是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普遍的表征。
变异的人格在权力之手的操纵下，不仅成为权力暴虐的通用性工具，同时也无可逃避地成为权力魔杖的装饰性祭品。作者考察了隐藏在刑吏式的“批判者”背后的一些个人精神质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说明批判主体如何在现代性历史进程中，采取反人道、非道德的野蛮手段，彻底颠覆启蒙理性引导下科学民主精神和把人当作人看的常识性价值理念。一旦那些隐秘的文化心态、人格质素弄清楚了，这种反人性的思想观念才具有内在生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书中花了整整一章（第三章）的篇幅，列举了当时像丁玲、何其芳、张光年、陈涌、巴人等多位著名知识分子性格的“两面性”。以前两人为例，丁玲在批评萧也牧时，夸大其辞地指摘后者的创作“倾向”问题，即萧在小说中所包含或者暂未完全包含的“作品的趣味”，以及“更多的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而事实上，丁玲本人的作品，从《沙菲女士的日记》到《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虽然其中经历过革命文学模式的转换，但依然或浓或淡地体现出那种她所批评的“作品的趣味”，只是在艺术技巧上更加成熟而已。恩格斯在给敏娜·考茨基女士的私人通信中，曾历数包括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但丁、塞万提斯、席勒等欧洲文学史上各时期的伟大作家，都是“倾向诗人”，他只是强调“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最终抵达对现实关系“真实描写”的境地，也没有把“倾向”，尤其是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理想，排除出社会主义文学领地之外。这里丁玲的评论，即便秉持的明显是狭隘、工具化的文艺观不说，仅仅从拿自己以前或现在正在犯的“错误”，指责、恫吓别人来讲，也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这种不真诚、伪善的批判习气在何其芳身上，亦有昭然若揭的表征。牵涉过诸多文化人、震动中国当代史的胡风案已渐次澄清，某种程度上说，还了无辜的当事人一个说法、一个公道、一个尊严。胡风在文艺上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即文艺的本体论地位。这既没有逃逸古典“诗言志”的传统，也没有背离民族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藩篱；因为胡风本人就直言不讳地说过，主观精神指涉的是抗战时期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热情，它“通向社会主义”。何其芳投身革命前，主要从事唯美主义诗歌散文的写作，还被周扬称为“是资产阶级作家”。但在批判胡风的时候，却来了个大转弯。问题不在于何的文艺观是什么，而是其文艺观前后的变化之大。在何其芳的早期及后来奔赴延安的写作中，都带有浓重的主观主义的色彩，譬如表现知识分子进入一个新世界的喜悦、犹豫甚或灵魂的痛苦挣扎，都极好地反映了一个个人的思想历程，体现了“我手写我口”的诚挚的创作原则，尽量规避标语口号式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异化和损害，虽然也有不如人意的应景之作。一九五八年论争中的何其芳，在针对胡风的“民族形式”的批判时，作为文艺评论家与作为文艺创作家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他不仅坚决地把自己使用的概念、范畴（如写真实、多样化等）与胡风的严格区别开来，还以判官的身份将别人的东西，统统划归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该清扫的阵营，而将自己的理论堂而皇之地纳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正确无误的领地。
值得一提的是，张景超教授在“导论”虽则声明本书所透视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消极人格，“不是知识分子人格面貌的全部，即不包括他们正面、积极的人格”，但在述评时并没有一味地采取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对他们的人格、品行全盘否定，而是怀抱“同情之了解”的心态，实事求是地辨析、阐明。对何其芳的两面性，作者就能够谨慎地“保持几分谅解”。因为在一个政治细菌无孔不入的腐烂的年代，在一个个人崇拜神祗般地占据全民心性的狂热的岁月，接受人人避之不迭的人性论的指责，就等于接受“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敌人”，就等于主动地把脆弱的头颅伸向无坚不摧的革命的利刃；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赖”的印象，虽已突破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丝毫不值标榜，不足引以为荣，但“仍可原谅”。作者以历史主义但非中庸的方法，一方面毫不吝啬地揭开偏执、美好愿望这块虚拟的遮羞布，另一方面将活脱脱的、散发着欲望的血案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从事实和材料中感受知识分子曾经遭遇、同时也主动参与的文化悲剧。这不止显现了研究者的锐利的学术眼光，也昭示着不涂抹真相、诚实为上的道义力量和学术勇气。
“在妥思妥耶夫那里，当人走向人的崇拜、走向自我崇拜时，同情心和和人性就转化为残忍性和非人性。”（《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第89页）这种残忍性和非人性，不仅具有共同的特征，也深深地打上个人的印记。如果说，两面性成为动乱中的当代知识分子醒目共生的性格符号，那么各人的疲惫匮乏的精神背后，还散发着地位、身份、学养上的另类动机，形成复杂、迥异的面具底下的斑斓人格。作者列出的名目包括：丁玲何其芳参与批判的个人因素、周扬隐秘的心理动机、舒芜的犹大性格、张光年的机会主义心理、姚文元的欲望和野心、康濯的油滑与许广平的出场、巴金的消极反映以及郭沫若的庙堂情结。这些知识分子有的位高权重，有的红极一时，有的在个人私欲的推动下，有意识地加入讹诈、暴虐性的争论之中。像周扬，因晚年的忏悔和赎罪，被众多善良的人们所原谅、同情；甚至与教条主义不合作的态度，被无限地尊敬和拥戴。作者对此却持极为理性的批判态度，明晰地指出周扬的晚年被过于“圣洁化、偶像化了”。中国有一句俗语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当一个人曾经犯下过失甚至是不可原谅的错误，若在以后的岁月能诚心改过，当然值得欢迎、值得庆贺。但欢迎、庆贺之余，对那些涉及人类经受的苦难的大是大非问题，却难以一笔勾销，相反理应成为我们提升人格高度的永远的精神宝鉴；否则，我们便是一个健忘的民族，而健忘的民族就会失去羞耻感、罪感，失去反思自身历史的能力。一旦一个民族完全忘却过去惨痛的教训，那曾经给我们带来灾难、罪孽的事物，就很容易沉渣泛起，卷土重来，那么我们民族、国家的灾难就会永无休止地循环下去，自由、民主、法治之路，相应地也会随时光的延宕没有尽头。所以，作者在书中对周扬在历次文化运动中、尤其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中的裹挟着阴、狠的“仇杀心理”，作了鞭辟入里的评述，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对于那些常常躲在角落的放冷箭、怀揣叛卖心理的人，作者的批评更加尖锐。在分析大名鼎鼎的评论家舒芜时，书中钩沉了他作为单个人的一贯作派，并将之喻为出卖耶稣的“犹大”。当然，如此命名却不是无中生有的品行攻讦和人格侮辱，而是奠基于有效的客观分析。作者引用了舒芜一段“自报家门”的话语之后，严肃指出其后来的种种劣迹，都根源于对“过去的严重错误”的“恐惧”。人类生来就在“恐惧”阴影的笼罩下延续生存，这种恐惧有来自大自然的雄奇伟力，有来自对恐怖统治的屈服忍让，也有来自对无所不知的全能上帝的敬畏。中国人的生活中缺乏宗教的巨大影响力，能在闲适之间与自然保持亲和力，因而多数恐惧皆来自追逐名利、释放感性欲求的世俗生活。特别是威权者拥有不可撼动的权力时，犬儒主义摇尾乞怜的作风便播撒开来，它既物化为一种保全身家性命的应急本能，也奴化为一种攻守自如的生存方略。在极端的年代，包括舒芜在内的不少知识分子身上，都发生过精彩的演出轮回，只是忽明忽暗、时隐时显而已。
《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一书，不仅有细部个案人格的深入探究，还有从文化历史背景的整体透视，从而大大地增加了著作的学术含金量。同时，从写作体例上讲，个案探究亦为整体透视，提供了有力的材料、论证上的保证。二者水乳交融，联结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作者回溯了传统文化人的心理历史构成，进而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承接”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当代知识人对激进政治的参与和浸染，使得个体的精神向度出现萎缩，非自主意识占据了思想的自由空间。这点到了痛处。新文化运动虽然以追求科学、民主为己任，以伸张个性解放为内容，但客观地说，个性解放与个人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个人主义更多地强化个人的权利及自由发展，而个性解放只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标志性的符号，一个极端政治语境下生长出来的柔弱的“豆芽”，一旦政治风向变化了，个性解放的内涵就会大大地缩水，甚至可能堕落为霸权性的宣传策略和话语标签。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譬如在文艺领域，强调只允许传达符合阶级斗争需要的一种革命话语，很容易抹杀掉作为创作家本人才具有的风格特征和个性色泽，作品随时可能陷入无审美性、无感染力的泥淖。
丧失主体性人格、非自主性意识的征候，从何而来？比较而言，俄罗斯知识分子就是另一正面例证，他们经历过类似的坎坷路径，不少人却能在翻滚着惊涛骇浪的政治潮汐中，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伦理和使命感，守护着属己的一片精神家园，并为人类文化贡献出反思深刻的煌煌巨著；而中国当代文化人却在左倾运作模式下，精神生产状况接近于文化沙漠。作者提出了一个让一般学人忽略的数据，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虽大多经受过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但根本上又普遍存在着“知识上的贫困化”的现象，贫困化的后果是看待、分析问题的“浅薄和短视”，而文学的发展为了保证其独立性，恰恰“不能完全由自身来界定、来说明，有关人的知识都有助于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学意义的扩展”。这一视角新颖独特。我想补充的是，文化的自律性发展，既包含层积又包含变迁的因素；不止知识的贫困制约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视野，而且还要看习得的知识类型，即学到的是什么样的“人的知识”，如果局限于传统“阉割型”的知识界域的话，就很容易滑入古代层出不穷的两脚书橱式的迂腐书生的行列；只有接受了现代化的知识教育，才能在充实、完善自己的基础上，踩踏前人坚实的肩膀，眺望远处的灿烂美景，乐于担当起人类的苦难，滋生大智大勇和救助情怀。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曾言：无论什么人，只要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你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不同，你是真正的获救者。阅读张景超教授的书，等于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当代文化之旅，一场内在心性的炼狱式煎熬。面对令人绝望、复杂难辨的历史的废墟，我们庆幸还有穿越实利主义的喧闹、与众不同的真正的思考者、记录者，这至少让精神漂流中的人们看到一丝获救的讯号，尽管距离它的路途依然如此地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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