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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存
王乾荣先生的文章《可疑的“研究”成果》（《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2期），鄙人拜读之后，不敢苟同，一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王先生的观点若不给予反驳，任其流布，难免继续遮蔽着一些长期没有浮出水面的史实、史识，这关乎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价值立场、生存空间，关乎到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关乎到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复杂关系，不可不察，不可不说，这是一个读书人的社会责任。
王先生的文章立意是好的，出发点在于维护鲁迅形象，但通篇逻辑混乱，漏洞颇多，结论难以服人。在陈明远先生的论述里，丰厚的经济基础是鲁迅“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的必要条件，即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而在王文里，曲解成了充分必要条件，所以他的种种推论、发挥变成了隔山打牛，不着边际了，王文诘难道：“但是不知道陈明远统计过周作人的收入没有，他的堕落难道是因为他的穷吗？”对于这种发难，陈明远似乎早有预见，他在专著《文化人与钱》（王先生批驳的陈先生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是该书之一节）中写道：“当然，同样具备中间阶层经济地位的人，也可能画地为牢、自弃于世，甚至被民众所不齿。因为自由固然不能由权和钱所买得，却可以因权和钱而出卖。例如他的‘人才难得’的二弟周作人，以及文化专制下的某些写作班子，自鸣得意的大棒笔杆儿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153页）王先生在引述鲁迅的话“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之后作结道： “但‘要紧’并不是万能，尤其是人的灵魂，鲁迅什么时候说过必须用金钱来铸造？”这句话似乎刚劲有力，无可辩驳，但陈明远又在何时何处说过人的灵魂必须用金钱来铸造之类的话？
看来，王先生对金钱与作家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模糊认识，因此也对陈先生研究成果的价值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王文认为，鲁迅“他在黑暗中探索，在围剿中左冲右突，以笔为武器进行韧性的战斗”；“与此同时，他也取得了经济上的收入。鲁迅如果不是战士，他也就没有一篇篇战斗的雄文，他那里来的稿费？”这似乎是说鲁迅因写了战斗的雄文才得到稿费，那么，他不写战斗的雄文，写《中国小说史略》就没有稿费了吗？他的论敌就没有稿费了吗？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言情小说家如张恨水，武侠小说家如还珠楼主就没稿费了吗？以上几句话似乎是胡搅蛮缠，我的意思是，鲁迅（包括当时自食其力、自得其乐的写作者）的写作与他的高额经济回报，与当时良性的社会经济运作体制关系甚大，借用陈明远“可疑”的研究成果，试举几例：1926年，鲁迅稿酬收入约1177元，约占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薪水578元，约占年收入的百分之十三，1923——1926年，鲁迅一家三口雇用一个女工，日用开支平均每月60——80元（包括10元左右的购书款），当时1元大洋约合今人民币35——40元，1931年，鲁迅每月收入约合今人民币2万元左右，其中稿酬、版税、编辑费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九。鲁迅的文章稿酬一般在千字3——5元，高时千字6元，这种稿费标准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没有多大变化。不仅如此，20年代大学教员中的一级教授月俸500元，约合今人民币1万7千元，1级助教月俸180元，而公务员中一等科员月俸仅100元，工人平均月工资10余元，根据当时的物价，一个四五口之家每月11元即可维持生活。可以看出，当时是没有脑体倒挂的，是“脑体正挂”，是“知识经济”。丰厚的收入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作家能够维持中间阶层或曰中产阶级的优裕生活，现代出版业的规范运作和版税制度的建立使得作家不必投靠权和商，无挂无碍地进行创作，他们是自由职业者，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而非现在拿着国家工资的“职业作家”），他们是自由撰稿人，“鲁迅在实现作家职业化的过程中，也顺利而出色地完成了市民化，较好地实现了一个优秀市民的世俗价值，保证了他及其家人能够过上小康生活，保证了他在诡 纷繁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能坚持自由思想，独立写作。”（李肆《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书屋》2001年第5期，11页）
试想，如果当时的版税、稿酬极低，一个靠卖文为生的作家如何维持生计？温饱解决不了，如何发展？恐怕他要改换门庭，改弦更张，或帮忙或帮闲，人格独立从何谈起？高稿酬只是表象，根本上因为有良好的商业出版文化环境，这又得益于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印刷出版业的发达，由此又构成比较自由地办报办刊、出版、发表言论的公共空间和话语空间，作家的生存空间宽阔了，精神空间也因之阔大、深广。在此基础上,一个作家大可追求独立人格,也可追求卖点畅销,当然也可以犯贱、堕落,陈先生说“鲁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以他超越了‘权’和‘钱’的自由职业作为稳固的经济保障”；“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绝不是完整的鲁迅”。话说得实实在在，这是个常识，可惜长期以来，国人习焉不察。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确立又怎一个“钱”字了得，我们更应该看到“钱”字背后的深层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动因，所谓中间阶层、自由撰稿人、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在中国现代史上何其稀有珍贵，令人叹息。
与数十年来被塑造成手持匕首、投枪的战士的鲁迅形象相比，我更喜欢作为凡夫俗子的鲁迅，喜欢他花十几元大洋请朋友下馆子吃鱼翅，到广和楼看文明戏，到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小憩饮茶，然后回家在日记里记下花费多少元。这才是活脱脱的生活中的鲁迅，食人间烟火的鲁迅，锱珠计较的可爱的鲁迅。
作家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丧失首先是稳定的经济高收入的被剥夺，由中间阶层沦为低收入者，然后再被高度组织化、体制化，直至丧失人身自由，思想遭到禁锢，于是乎，思想家何在？思想家焉存？
陈明远先生的专著《文化人与钱》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考证文化人在各阶段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背景，考察文化人精神群落背后的经济杠杆，是第一部探讨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著述，他力避中国学术界的笼统、武断、虚伪、因袭的痼疾顽症，从事实出发，从实证入手，识从史出，体现出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为读者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化人生存境况的历史沉浮图景，既有史的脉络梳理又靠令人信服的大量数字说话，既有宏观群体观照又有微观个案剖析，而作者的研究对象、方法、角度长期以来为文化理论研究者所忽视，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研究价值，是可贵的研究成果，奉劝王先生读一读陈先生的这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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