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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文化研究”的发展态势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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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念然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来自欧美学术界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文艺研究者们的推崇。从最初的零星译介到后来的系列译丛和专门性学术集刊的出版，似乎都在昭示着“文化研究”已逐渐成为当前国内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显学。例如，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以译介德里达的《文学行动》首册开始，至今已经出版了21种。到了新世纪，“文化研究”在国内更是收获颇丰，各种文化研究丛书、文化研究译丛、文化研究专著纷纷问世，如：金元浦主编有“当代文化批评从书”，其中包括王岳川的《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王一川的《杂语与沟通：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陈晓明的《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的表达》、周宪的《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程光炜的《雨中听枫：文坛回忆与批评》、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与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包括丹罗伯特·C·艾伦的《重组话语频道》、尼斯·K·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利：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斯蒂文·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大卫·鲍德韦尔和诺埃尔·卡罗尔的《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以及常昌富选编的《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等。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了由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包括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珍妮弗·克雷克的《时装的面貌》、劳拉·斯·蒙福德的《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以及安德鲁·古德温和加里·惠内尔的《电视的真相》等。此外，尚有李陀主编的《视界》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两种专门性的学术集刊出版。
各种相关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似乎也把“文化研究”推到了当前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前台。例如，1999年5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南京联合举办了“1999世纪之交：全国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文论、文化与社会”，其中关于“文化与文论的现代化问题”、“从文学研究到文化诗学研究”、“文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如何走向未来”三方面的讨论成为了会议的热点问题。同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联合主办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对有关西方文化研究的谱系和特征、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对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估、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等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2000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全国性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中心主题是探讨当前的“文化研究”新趋势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2002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共同举办的“全国文艺学前沿问题与文艺理论教学”高级研修班在探讨当代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中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议题则是“文艺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大众文化”。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世纪中国”网站所举办的“文化研究”专栏（http://www.cultural-studies.net）外，2002年由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文化研究”（http://www.culstudies.com）网站可以说相当具有建制力量。这是国内第一家拥有正式出版物的文化研究学术网站，它以辑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为依托，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推广与传播，介绍国外前沿理论及重要理论家，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强调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与回应当下的个案研究，并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视野之下，主张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
不少学者将文艺理论研究的这一趋势称为“文化的转向”，认为是继“语言学的转向”之后文艺理论研究的又一重大变革，对这一新的研究动向中的几个较为集中的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反思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 关于“文化研究”的内涵
就象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条理基本清楚（即使不是完全清楚）的思想体系中，新的理论总是替代旧的，而在基本概念含混不清的地方，相互冲突的看法与术语两面夹攻，不断地导致新的冲突与争执”。①什么是“文化”研究？这个问题是目前国内研究者们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作为一个舶来品，“文化研究”的内涵、外延，在国内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有以下看法：
1、准学科批评话语。这种看法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②
2、探讨问题的一种特殊途径。这种看法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应将之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③
3，一种涉及到立场问题的研究方法。这种看法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候分析”。它的核心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也是立场问题。
4、一种认识活动。这种看法认为，文化研究不是我们通常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种有关文化的讨论，也不是在各种传媒学科的名目下发展起来的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理论，而是特指近几十年以来，在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推动下成熟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涉及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且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涉及到它们和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可以说，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
与上述认为“文化研究”有着明确意指不同的是，有论者主张对“文化研究”作宽泛的定义（可称为定义上的综合论） ，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④
也有学者反对对“文化研究”进行定义（可称为定义上的解构论），认为“文化研究”是西方学术体制内部产生的一种反叛实践，与一般的跨学科研究有着显著的差异。它是一个不断生成和扩展的知识实践领域，没有固定的研究领域和统一的研究方法，所关注的通常是为传统学科所忽视或压抑的边缘性问题，它所警惕的恰恰正是不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更有论者认为“文化研究”是反定义的，而“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命名，是对一种学术趋势、趣味的描述，是描写学术转向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大学机器的策略性调整”，“大学和大学知识分子的某种新的存在方式”。或者说它“仅仅是由于当代征候的压力而必须采取反应的庞大的学术机器”。⑤
二、 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文艺理论界讨论较多的核心问之一，笔者将主要看法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种：
1、互渗论。即认为文化理论是文学理论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其原因在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影响文学研究由来已久，反过来，文学理论也应突破自己的专业框架，向其它领域渗透，从而形成文化互动。
2、介入论。即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企图从文化战线切入社会形构（包括文学）的另类学术。它不仅企图扣紧社会现实的脉动，更希望能介入社会的脉动。
3、突破论。即认为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化和文学、媒介文化与媒介文学、大众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学、网络文化和文学等，相应地，文艺学也须扩大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这种看法的实质是，认为文学研究应当走出文学“文本”的限制，走出 “文学性”的狭小视野，把历史、文化、社会视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解读，在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中寻求文学背后的深层关系。
4、转向论。即认为当代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也是文学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而将携带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的、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叙述学的、后结构主义的成果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成为文化转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女性主义、当代媒介文化则是所发生的理论和现实的基础。因此，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场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⑥
5、新阶段论。即认为“文化研究”标志了文学批评的一个新阶段，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保持的某种血缘关系，即许多从事文化研究的批评家均是从文学研究的阵营里面出来的，也由于现实的具体问题使得文化研究应运而生，结果，文学的研究范围扩大，研究对象发生转移，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上述看法可谓各有其侧重点。互渗论强调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互动关系，介入论强调了“文化研究”的社会功能，突破论强调了“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包括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转向论侧重的是文艺学思考路向的重大改变，新阶段论则侧重于从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加以思考。
三、 关于文学理论泛化问题的思考
国内文艺理论界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景主要有如下几种看法：1、认为“文化研究”业已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显学”，未来发展前景十分乐观。这种看法认为，“文化研究”的出现导致了学科边限的消失，单纯的“美学”问题开始变成了更广阔而复杂的“文化”问题，文学开始同大众文化紧密相关，研究方法正从单一学科方法走向跨学科方法，理论的存在型态也开始多元化。2、认为“面向文化”的新转变，文学理论不会消失但会逐渐泛化。这种看法认为，如今“文化研究”的视界使得文学研究从关注小本文，即词语、人物、情节、喻意等，转向大本文，即阶级、性别、文化、社会、话语及权力运作等层面。中国文学理论在新世纪有可能通过方法的不断催新，进而达到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创新，在国内语境中，从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在国际语境中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从而使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从话语盲视走向精神自觉。”⑦3、认为“泛文化化”的倾向尚待克服。这种看法认为，“非美学化”和“泛文化化”的倾向都应克服，无所不包的大一统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太可能重建，需要的是多种文学理论的竞争、融合和共存。⑧
以上几种看法不约而同地针对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文学理论在“文化研究”中是否会逐渐泛化？如何看待文学理论的泛化问题？未来的文学理论向何处去？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过度的文化批评是否可能会损害文学审美的自主性和自足性？“文化研究”的立场、思路和方法是否会对“美”、“诗意”或“文学性”形成新的压抑机制？
实际上在西方文论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文学理论的学科独立性甚至文学概念本身就已面临着根本性的质疑。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提出的互文性理论，将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哲学的、历史的等一切语境都看成了互文本，传统的自主自足的文本观念被解构；作者的主体性被取消，降为一个“死者”的角色；文本的边界被消除；写作也成为泛文化意义上的话语嬉戏活动。弗朗索瓦·利奥塔甚至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哲学叙述”与“文学叙述”上具有一致性，并由此认为传统人文知识的基础在叙事本质与叙事方式上是统一的，因此人文学科的各门类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更遑论文学理论自身有何独立性可言！文学逐渐成为一种“亚文学”，一种类似霍米·巴巴所说的“文学杂种”，而文学理论本身也似乎逐渐在这种泛化中丧失其自身性质和学科特征。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北美和欧洲人文知识分子中兴盛起来的“文化研究”业已成为“一场运动或网络”。在这场运动或网络中，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文学批评似乎在向每一位文学批评家说：你要成为文学批评家吗？那么你首先必须成为一个文化批评家。也许当代英国学者大卫· 戴奇斯的观点更有代表性，他认为，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⑨ 那么文学理论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合法性？是用文学创作的实践去匡正和完善文学理论自身？还是在文化的互融中去取消文学理论的独立性？如何看待“文化研究”中逐步泛化的文学理论？这需要从当代哲学思潮的流变、文艺话语的转型和学术范式的革新等方面加以深入思考，才能作出初步的回答。
从当代哲学思潮的流变和影响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所信奉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认识论、反本体论等，对传统的文学本质论、文学反映论、文学本体论形成了哲学根基上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同一性思想、主体性理论、人类中心论、理性至上论的极端不信任和严厉批判，使他们更看重在历史化、个体化、语言化、实践化的基础上去寻求使理性（这一人类最为重要的认识、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之一）走向科学化和情境化的途径，这对传统文学理论中的心物关系、文学主体性、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等问题也形成了新的冲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反常性、艺术表现力的匮乏、视觉革命造成的巨大冲击力等都使固有的传统价值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文艺话语在商品化、“类象化”、“机械复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逐步告别传统，实现了新的话语转型。文艺为了生存而在交换中沦为商品，艺术家也丧失了其批判和否定功能。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传统美学趣味和深度的消失，也导致了文学理论固有逻辑的断裂。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作为“边缘”话语的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以其对权力、身份、性别、种族、文化认同、霸权等新的话语类型的关注，形成了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疏离和挑战。“边缘”话语的非主流性、非体系性、非学院化特征也使传统的学院化的体系性的文学理论发生了新的质变。
学术范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共有的精神信念、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新旧范式的更迭往往意味着一场革命。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建立在跨文化融合基础上的跨学科性（并由此导致了文学批评方法上的多元化）。二、禀有高度参与现实的实践精神和批判性。三，在文化批判与政治反抗中形成的策略性和诊断性。这些特征与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价值取向、精神信念、研究传统、理论预设等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其跨文化融合的操作模式也明显有别于传统文学理论的“常规研究”（如主题的分析、意识形态的批判、审美意义的挖掘）。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尽管其学术共同体、概念或范畴的生产规范、学术理念、检验方式与学术谱系等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与界定），它把文学看成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一种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象征系统的符号体系，同时也把文学批评从纯文学的解读与阐释中解放出来，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学科界限。这一学术范式的革新构成了当代文学理论泛化的深层学理原因。
由此可见，当代文学理论的泛化有深刻的现实背景或历史文化语境的支撑，无视这一背景而固守文学理论学科的独立性或“不可通约”性，只能使文学理论的研究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就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而言，它已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调和的产物，单纯从意识形态或审美的角度去进行文学批评，是难以把握当代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从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的实际发展状况看，文学理论的泛化现象也并非在九十年代才出现，五、六十年代就出现过文学理论的“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八十年代还出现过文学理论的“泛美学化”、“泛审美化”，前者固然出现了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的流弊，但其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恐怕不能一笔勾销，后者则深化了人们对文艺审美特性的认识。现在反观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这种“泛化”现象也并未取消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地位，总的看来，我们对文学理论的学科特征及其属性的认识是更深刻、更全面了，这段发展历程应该说是进步了，而非倒退了。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一代也有一代的文学理论范式，刘勰的《文心雕龙》所研究的“文”的对象就并非是纯粹的文学，其文学观念也是建立在杂文学观念之上，但这并不能否认《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巨著。因此，在笔者看来，在文化的互融中去寻求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开放，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也必将为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拓宽视野或道路。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理论误区需要文学理论研究者加以注意，那就是只注重文化互融的共性特征而忽视了不同文化形态的个性特征，在多元开放中只注重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而偏离了文学本身。处理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这四个字就颇有隐喻意味和开示意义，“文心”即文学家、文论家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雕龙”则是文学理论范式的建构，只要抓住了“文心”，怎样“雕龙”，“雕”什么样的“龙”，又有什么关系呢？
注释：
（1）（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2）、（3）、（4）参陶东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一文中金元浦、王逢振等学者的相关论述。该文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4期。
（5）参汪民安《文化研究与学术机器》一文，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4日。
（6）参金元浦《当代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一文，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7）参王岳川《从文学理论到文化研究的精神脉动》一文，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4期。
（8）参王先霈《文学理论基础的广泛性与本土性问题》一文，载《华中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
（9）参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一条无形的脐带：批评与文化》一文，载于《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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