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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福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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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谷
米歇尔·福柯属于这样一种思想家，即他们的出现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观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看待知识、事物、和社会的方式。另一方面，福柯作为最近几十年来最时髦的哲学家，也是一个被严重庸俗化的哲学家（想一想中国的后现代派是如何热衷于争夺“话语权”吧），而我们在这种庸俗化和“真正的福柯”之间难以找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思想家变成时髦人物的一个结果是，他的成就既被过分夸大了又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而且他的局限性在很长时间里不是根本看不到，就是被有意掩盖了。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福柯一个人身上，但它确实发生在福柯身上了。
福柯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他本人和他的著作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思想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例如，同“主体性”相对抗的不是福柯一个人，而是建立在索结尔结构语言学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思潮；至于解构同一性哲学、解构总体性思维方式、解构历史目的论以解放差异性和多样性，更不是福柯一个人的作用所能完成的。就这些基本取向而言，福柯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是一致的；无论是就政治立场而言还是就一种尼采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取向而言，福柯和德里达、德鲁兹、鲍德里亚等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可言。他们甚至在以下一点上也是一样的，即他们的世界性声誉主要来自于其著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我们对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is的不重视，原因是他没有得到英语世界的青睐，而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的理论缺乏内在价值。知识流通体制制约着我们的理论兴趣，这倒是福柯的观点。
《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唯一的一本话语理论专著，在福柯的著述生涯中，这个时期是他最形式主义的时期。所以《知识考古学》不仅不能离开福柯的其他著作来理解，而且也不能认为它很好地总结或表述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我在9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福柯的著作就是《知识考古学》。不难想象，一个对《疯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权力/知识》一无所知的人，无论是理解《知识考古学》的价值，还是要发现它的问题，将是一件多么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首先，为什么要使用“话语”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当时它还没有变得象今天这样习以为常。以前不是没有见过discourse这个问题。例如，笛卡尔的《方法谈》，英文名称叫Discourse on Method;莱布尼茨的《中国的自然哲学》，英文名称叫Discourse on Chinese Natural Philosophy。意思和treatise以及essay差不多，大致相当于中文学术著作标题里常用的“论”字。但是，比如说，对于研究宋明理学的人来说，把理学家的“著作”改称为理学“话语”，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必要呢？如果我当时不是碰巧正在阅读一部中国的知识考古学著作《古史辨》，福柯的抽象论述恐怕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顾先生关于中国上古史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的建构的思想，使我意识到这正是福柯所说的“对象的构造”。虚构或建构并不仅限于神话与文学，也不仅仅限于上古史，而是涉及知识的全部领域；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对象并不是外在于知识的，不是“自在的”或“自然的存在”而是出知识生产出来的“社会存在”。这种知识理论的革命的潜能是在了解于福柯其他的更要的著作之后，才逐渐体会到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知识/体制关系和知识/权力关系。这两个方面在福柯的形式主义时期恰恰是受到忽略的。
如果社会不是由与知识无关的物质存在构成的，如果说离开建构社会的知识，社会就不可能存在，那么福柯的理论就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理论，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理论。这一点在80年代由东欧引发的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一次访谈里福柯表示，他对那种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的做法感到不安，特别反时是赋予“国家”以贬损的涵义，同时把“社会”理想化为一个善良，温暖，充满生气的整体。谁都知道福柯当然是不会站在国家一边的。问题在于，尽管他毫无疑问同情和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但他的全部研究使他不可能把社会，哪怕是市民社会，看作是自由和自主的空间，正相反，他的研究证明，同“传统”社会相比较，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和权力策略有所不同，它可能更为“科学”、更为“合理”，也更为有效，而且在规训和控制个人方面各种社会体制始终同国家保持着共谋关系。在他看来，学校、医院、工厂、教会和监狱、军营没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社会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非常接近，都是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利器。
福柯的一些批评者把他贬为主观主义，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但我从一开始就对福柯的理论有一定的保留。话语理论作为知识考古学与思想史相对待，是以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的划分为基础的。它和其他受索绪尔语言学影响的结构义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一样，突出强调能指的优先性（priority of signifier）。正如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流于能指的游戏一样，话语理论也同样存在着以后话语实践排斥和取代非话语实践的可能。这种可能在某些福柯的追随者那里成为现实，如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就认为话语实践是唯一可能的实践。更为令人不安的是福柯权力理论的普遍性。从《疯狂与文明》到《规训与惩罚》。福柯的研究都非常具体，但詹姆森仍然批评他的权力理论是一种抽象的权力观，这是因为这种理论只能支持局部的抵抗，而无法支持解放的前景，从而使权力具有一种宿命论的色彩。热衷于争夺话语权的中国后现代派，就这一点而言，倒是没有误解福柯：如果权力是不可超越的，那还有什么比占有它更吸引人的呢？
根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35次双周讨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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