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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不特
奥德修斯.或者神话与启蒙
［“没有什么别的作品能够成为比那荷马的作品，欧洲文明的基本文本，更明确地显示启蒙与神话间的链接的见证。”[62]对于阿多诺，荷马的《奥德赛》是能够代表性地见证西方文明的最早的文本之一。这里要被展开的是启蒙与神话的辩证法。“就象在整个纪元中，也就是说，在整个文明之中所发生的那样，他的（奥德修斯的）自我肯定正是他的自我拒绝。”[63]］《奥德赛》叙述了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奥德修斯的命运，他的流浪和历险，——他不得不经受各种考验，而最终重归回到家园伊塔卡。在史诗之中，启蒙和神话间的对立体现为那不断幸存的自我和命运之间的对立。对于阿多诺来说，这奥德赛就是“那刚刚在自我意识之中形成的、面对大自然的威力时仍旧是无比孱弱的自我在神话之中的漂流之路”[64]，而在这条路上那古老的神通世界因为自我的这种漂流而被世俗化。在行程之中自我不得不接受各种神灵的考验，——死亡的威胁；而所有奥德修斯所面对的诱惑，正是要把自我引向其逻辑的轨道之外。他一次次地屈服于神灵，而知识作为生命的维持力量使得他能够越来越坚强地死里逃生。“自我没有建立一个历险活动僵死对立面，而是通过这对立面才第一次在僵化之中使自己成型，统一体只是那拒绝这统一体的多样性之中的统一。”[65]为了赢得自己，奥德修斯不得不放弃自己；而自我的同一性（Identiaet）不得不作为一种“非同一（das Unidentische）物”的功能而被承受。只有在与那拒绝这统一体的多样性的冲击接口里，这自我的统一体，作为奥德修斯能够死里逃生的前提，才能够被建立起来。面对着那具有压倒性摧毁力的危险，是那狡狯使得死里逃生的运动成为可能；这狡狯是“自我维持的器官”。奥德修斯和自然神灵间所发生的关系喻指了这种狡狯，也正是后来文明史中所发生的现象，——欧洲人以玻璃珠换取土著的象牙。“荷马式的友情礼品取俘获与牺牲之中道。”[66]而“与此同时（经济）等值原则在这友情礼品之中为自己开辟出自己的市场来……”[67]之所以有这样的“友情礼品”，是因为人把对于所给出的东西回报也考虑在内，事实上它有着商品交换的特征（也许可以将之视作一类“信用交易”）。“人的所有有计划地进行的牺牲交易欺骗其相应的神灵：它们把神灵安顿于人的目的之优先权之下，销化这神灵的威力，对于神灵的欺骗不断地转化为那不信神的祭司们对虔诚的信众所行的欺骗。狡狯渊源自祭祀。”[68]狡智出自祭祀，正如启蒙出自神话。而与此同时，阿多诺也看见了这出现在牺牲交易之中的欺骗不仅仅是为了把那神话威力置于人的统治之下而作用于自然，而且也作用于人本身。牺牲不是通过其“替代性的偿还”来拯救人和自然间的那种直接的、刚被隔绝断了的联系，“狡智不是别的，而正是那客观非真实性（在其所要取代的牺牲品之中）的主观扩张。”[69]“那由牺牲所反复强调的非理性，不是别的，而恰恰是这样的一种事实的表达：牺牲仪式比那在其自身已经是非真实的——亦即特殊理性的——必然性更持久。”[70] 奥德修斯可以被视作是用来像征资产阶级自欺欺人的自我之理性的扩张。牺牲行为之中的狡智是自我所意识到的，正如在神话之中我们能看见启蒙的开始。这狡智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通过使得那欺骗（在牺牲行为之中作用于自我的欺骗）完完全全地作用于自然，而来消除在牺牲行为之中欺骗作用于自我的这一时刻。“奥德修斯的狡智的公式是：那独立化了的工具性精神，由于它顺从地溜进了自然，给予自然那本来就是属于自然的东西，因而恰恰通过这种方式而欺骗了自然。”[71]那神话中的各种妖怪和自然神灵，诸如波塞冬（Poseidon）、锡拉（Szylla）、克力迪斯（Charybdis）、克尔克（Kirke）和波吕菲摩（Polyphem），自从史前原始时代已经订下了那各种不同的业已腐化了的Vertraege （契约）和Rechtsansprueche（合法要求）。“他［奥德修斯］必须避开那些威胁地笼罩着他的各种‘案子’，——这些‘案子’以某种方式已经被‘登记’在每一个神话形象之中。”[72]奥德修斯以其狡智所作的是，“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把那属于律法的东西给予律法因而使得律法失去其威力，既然他向这些律法承认这威力。”[73]那关于奥德修斯被独眼巨人波吕菲摩（Polyphem）俘获并逃脱的故事形象化地说明了这种狡智的特征及其对于人的自我构造所具的意义。[74] 波吕菲摩和其它独眼巨人代表了一种尚未形成其自身的同一性（Identitaet.或曰：“认同性”）的意识状态。奥德修斯及其同伴来到独眼巨人的岛；他们进入波吕菲摩的山洞偷得食物后，奥德修斯因为好奇心而没有及时离开。波吕菲摩回到山洞之后，发现众人；虽然巨人们的无规则状态是愚蠢的标志，奥德修斯众人还是成为了巨人的俘虏。波吕菲摩吃掉了其中的六个人。奥德修斯用来拯救自己和同伴的狡智是：给出一个假名“无人”，在巨人面前说自己叫“无人”。他以他们所带的酒灌醉巨人，然后以木杆戳进巨人的独眼。这样，波吕菲摩无法看见奥德修斯众人；而他也无法得到其巨人同类的帮助，因为在他叫嚷着“兄弟们，‘无人’在伤害我！‘无人’骗了我！”的时候，他在洞外的同类说，“既然无人伤害你、无人欺骗你。你这样叫一定是疯了。”“无人”这个名字救了奥德修斯一众的命。“这算计，——波吕菲摩在袭击行为发生之后以‘无人’来回答其同类的关于那凶手的名字的问题、因此而帮助了隐匿事件真相并且阻碍了对于凶手的追查——，这种算计起着一种薄薄的理性外罩的作用。而在事实上主观对奥德修斯拒绝了其自身的同一性，——正是这同一性使得主观能够成为主观——，而通过对于那不定形物的模仿来拯救生命。”[75] ［在《奥德赛》之中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关于那海妖诱人的歌声。在《“启蒙”这个概念》这一章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写道：“人们在奥德修斯的船驶过海妖们的时候所具备的谨慎是对于启蒙的辩证法的充满预感的寓言。”[76]海妖所要求的牺牲是：在海妖的歌声向人许诺着快乐欲望的无穷满足的同时，所有听见歌声的人都被歌声蛊惑，因而走向死亡。本来，人们得以死里逃生的前提是不去听见那海妖的歌声而以蜡将耳孔封住，人不得不以自我（ego）的心智原则来防止本我（id）的导致灭亡的死亡冲动[77]；如果把诱惑物关在门外，那么人就不会被诱惑；这是奥德修斯为他的同船者所选择的，——杜绝诱惑的可能。而奥德修斯为自己所作的选择则是让人以链索把他自己锁在船桅杆上；他能够听见塞壬海妖的歌声，而“诱惑越大，他被锁得越紧”[78]。在这里，自我维持的逻辑显示为一种自我拒绝的逻辑[79]：奥德修斯的同船者们拒绝那幸福诱惑的可能性而封锁自己的心灵来维持自我；而处在诱惑中的奥德修斯则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来拒绝海妖对于幸福的许诺，——他使得自己的身体不自由、使得自己的意志无效化而通过“无能为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人的自我扩展过程由一种启蒙辩证法决定。这启蒙辩证法作如是观：随着一种越来越进步化和启蒙化了的、对于内在和外在的自然／本性的统治，人的自我肯定通过这统治而生产出人在自我拒绝和自我毁灭上的进步。奥德修斯对抗自然神灵威力的艰辛的自我肯定正式人类在整个文明史中的一切自我肯定的基本样式，——“就象在整个纪元中，也就是说，在整个文明之中所发生的那样，他的（奥德修斯的）自我肯定正是他的自我拒绝。这样自我恰恰就陷入了自然连贯性的强制的循环，——自我不得不通过使自己适应这循环来寻求摆脱这循环的可能性。”[80]自然的消蚀性的力量，这力量一直在试图把自我逼出其逻辑性的轨道并且以毁灭威胁着自我，这种力量转入自我的不可言喻的努力，恰恰正是为了能够逃脱这样的消蚀。西方文明的历史正如一场奥德赛行进于这样一条命中注定的轨道：人类让自己作为自我出现在自然面前，以求统治自然，而如此结果于人象拒绝自然那样地拒绝了自身。作为启蒙的核心，这“拒绝”恰恰是孕发自疯长的神话非理性，——“通过对于人自身中的自然／本性的拒绝，被搞胡涂和被蒙昧化的不仅仅是那外在自然统治的最终目的、也同时是一个人自身生命的最终目的。在人把自己从作为自然的自我意识那里隔绝开的那一刻，所有的目标，——人为之而生存的目标——，社会进步、对于一切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扩展等等，乃至意识自身，都变成了乌有，而手段的引进和使用作为目的，——这目的在晚期资本主义之中以明显的疯狂为特征——，这在主观性的原始历史之中已露端倪了。”[81]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启蒙所带来的传统主观性和传统文化的消亡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看见，后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整体性把所有差异的可能性网罗进其自身之中。“今天的技术理性其实就是统治理性本身。它是那自为地异化了的社会的强制特征。”[82]在文化工业之中，那不断前进的技术性“对自然的统治”转化为一种以商品化为前提的大众欺骗，——这大众欺骗使得各个个人继续不断地作为那他们事先在体制的强制之下所一贯所是的那种“正常”。“一切都是交易”成为了用来为那有预先计划地生产出来的垃圾作辩护的意识形态。现代个人参与在之中，同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那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炫眼的统一体向人们展现了其文化的模式：普遍和特殊的虚假同一性。”[83]它检查着缺陷，引进实践的“官方对立面”作为一种为缺陷者们所立的公共道德，并为他们提供模仿的榜样。（文化工业使用模仿——亦即“让自己与别人相同”——作为认同性［Identiaet同一性］的替代品，而将这模仿设定为一种绝对。）这个世界经过文化工业的过滤，这文化工业的权力一次性了结地彻底运作于人。文化工业为了利润的缘故在其所有领域要考虑到它的产品被提供给消费者，只要是这样，它就必须精于揣测估摸大众的客观意识状态。这里紧接而来的是市场经济原则，因此文化工业只能推出娱乐商品并且除此之外不能再有别的东西。文化工业通过其产品所输出的是一种娱乐，这娱乐要求模棱两可的理解而提供消遣；在这里它和大众的客观心灵状态达成了完美的一致。既然这大众除了以“逗乐（amusement）”的方式之外无法以其它方式来体验主观文化，那么文化工业也就走不到“消遣性的逗乐”之外。同时通过对其产品的标准化和对其扩展技术的理性化，使得文化工业的企图——那种“使得其所有客观意识状态与‘逗乐’相适应”的企图，成为可能。但是，在这对于文化工业的娱乐商品的普遍化的供应上有着这样的悖论：在同时，这些娱乐商品通过其技术而使得那它们所许诺的“消遣放松”成为不可能，因而只是一种欺骗。人们在“逗乐（amusement）”之中寻求对于那日常的机械性工作流水线过程的逃避，但是这逃避并没有使得逃避的寻求者脱离这“流水线”，相反，是将之重新送入这机械过程。机械化过程对于工余的人们及其幸福有着这样一种决定力量，——它如此彻底地在娱乐商品的生产过程之中起著作用，以至于那工余的人在娱乐之中能够体验到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正是工作过程自身的“摹本（Nachbilder）”。“既然它［那些工业化的、前后连贯的归属］将精神产品的所有分支都以同样的方式归属于那同一个目的：在从人们晚上离办厂到他们第二天早上到达指示表前的这段时间里为他们的感觉提供那工作流程的标记，——这标记正是他们自己在整个白天所一直维持着的；那么，就好象一种讥讽，它恰恰就这样实现了那关于一个‘统一体的文化’的概念，——那人格哲学家们用来抵制‘大众文化趋向’的概念。”[84]只有通过适应那在工余自由时间里的机械工序，人才能脱离工作中的机械性的工序，——在这自由时间里娱乐僵化为乏味的无聊，恰恰是因为这种娱乐不可以努力成为高于娱乐的东西，因而为了“应当继续是作为娱乐”，它就只能严格地在那被反复行驶的理想轨道之中运行着。产品的垄断化的独裁剥夺了观众们对其自己的思想的需要。“每一个作为精神性呼吸的前提的逻辑性关联都被认真勤奋地避免了。发展应当尽可能地直接追随其前一处境，却不会去追随整体的理念。”[85]通过文化工业为机械流水线的各个分散的接收点所提供的逗乐（amusement），单个的人就被抑制了。一个文化工业产品的整体性不再是客观实际的连贯性，而成为了一本细节条理化的登记簿。整体毫无关联地成为了细节的对立面，“比如说那成功者的生涯，一切都被用来作为这种成功者生涯的证据和图解，而与此同时这生涯本身不是别的而只是那许多愚蠢事件的总和。”[86]这种非本质的东西决定了其无聊乏味而把那些个体的人们带入他们所寻求的“逗乐（amusement）”。那被提供的东西对于这些个体人们来说其实是空虚而无所谓的了，既然他们在之中已经无法再更进一步地迷失自己。那个体的人们所要自我认同的东西总是那同样的、事先定制下的产品，而恰恰这样的认同方式使得自我认同成为不可能。这样，银幕上的那些幸福的人们是与观众之中的每个个体的同类的榜样。然而，由于“那人的因素中的不可超越的差异”[87]恰恰在这相似性之中得以完成，那个体的人们终于无法达到那他们真正想要的和文化工业所许诺的东西。“那彻底的相似性是绝对的差异。族类中的认同性（同一性）禁止了特殊事件中的认同性（同一性）。”[88]他们始终处在那他们所曾经处在而想要离开的地方。在文化工业之中“伪个体性（Pseudoindividualitaet）”占据着统治地位，“那个体的东西被简化为那普遍的东西对那偶然的东西加标签的能力，——如此彻底地，以至于那偶然的东西能够因标签而被确认为是那同一的、确定不变的东西。”[89]那“普遍的”的权力对于那些“个体的”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以至于那些个体在其慌张不安的模仿之中因此而被迫抵制那普遍的，——只要个体化的努力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哪怕是在文化工业承认人在那“普遍的”的强制之下的苦难时，这种“承认”也是为了对之进行肯定的需要。这是文化工业所提供的认同：“对于道德高尚者的强调是社会用来认可它自己所制造的苦难的方式：人人都知道，他们在那社会体制之中无法再得以自助而不得不让意识形态来关心这个问题。远远不是简单地把苦难隐藏在一个即兴的‘同志情谊’的表面之下，文化工业以这样的方式树立着其‘公司的骄傲’，——通过阳壮地将苦难看在眼中、以艰难地保持着的自制来认可这苦难。自我控制的激情为这个（使得自我控制成为必然的）世界辩护。这就是生活，如此艰难，也因此如此奇妙，如此健康。在那悲剧性的现实面前，谎言丝毫不退缩。正如那极权社会不消除其社会成员的苦难却登记和计划安排这些苦难，大众文化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悲剧性的事物。”[90] 只要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产品中的“悲剧性的东西”不进入家庭妇女戏剧的公式，——getting into trouble and out again（进入麻烦又脱离麻烦），它就被归简为一种威胁，一种声称“所有不参与的都将被消灭”的威胁。那个体的人因此而看见这样的细节：人在社会整体的压迫之下的苦难通过文化工业而被引向他，并且，这苦难总只是肯定那他自己每一天所必须经历的东西。既然这向他显示出，一切不会变得有所不同，于是他变得因此而小心翼翼，盲目地顺从于那无法改变的东西。这样的一种（在对抗那神话性的威胁时的）绝望，一种对于通过文化工业而不断重复着的那种完全封闭的生存的绝望，悖论般地变成了一种悲剧命运的更高尊严；这样，“……它［生活］被必要的苦难浸透得越彻底，它就越是显得更伟大、光荣和有力。”[91]作为生存下去的前提，“顺从”被文化工业强烈地推荐。在文化工业的整个过程中，人的苦难被转化为强制（——强制人屈服顺从于苦难）的一个环节，并且以此来肯定其自身。［自我维持的辩证法同时覆盖了那统治自然的技术理性和交易的理性，而这二者都要求以人的“无能为力”为代价。为了维持自我，奥德修斯放弃和拒绝自我；人的本性／自然成为了理性的控制对象。而在这里又一次被显示出来：为了生存，在文化工业之下的个体人不得不屈服顺从于社会的强制，自我肯定的前提条件是自我的屈服顺从。］文化工业在其自身之中重复其产品，而这只不过是意识的又一次被枷锁和被消释，而在此同时，通过社会的强权，这意识在那客观的社会过程之中早就已经被枷锁和被消释了。这在这样的一个双重运动之中显得象是一种和解，这和解使得客观倾向重新变得有益于人的意识。这样，文化工业的客观作用在于，它再次提供那社会经济强制，而这种强制在事先已经是居于统治地位了，在其“不可避免性”之中对于屈服于这种功能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文化工业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体制之中的必然性，——这体制清除了那些消费者所具的对于反抗的可能性的预感。在显示于人的时候，所有需求必须被作为是能够由文化工业来满足的需求，——因为这是必然性所提供的；而同时这些需求却是有着这样的特点，——人在这种需求之中体验到自己好象是永远的消费者，还一句话说就是，这些需求把人转化为文化工业的对象。这个必然性不仅仅使得这人相信，欺骗是真相，而且它也在告诉他，“不管怎样，他必须安命知足于那被提供给他的东西。”[92]除了文化工业所提供的之外，不再有任何其它逃离日常生活的出路；于是这逃避只能是怪圈，——逃避者所奔向的那个地方正是他所要逃离的地方。“娱乐使得放弃得以发展，而放弃正需要在娱乐之中忘记其自身。”[93]
◆◆◆◆◆［对于阿多诺，文化工业的野蛮是那对于那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对于个体人的完全“取消”在奥斯威茨第一次被展示出来——这一切的意识形态化了的印迹。那使得文化工业及其垃圾变得可能而且能够被接受的东西，也曾经使得奥斯威茨变得可能而且能够被接受；今天好莱坞的灿烂光芒也正是昨天第三帝国焚尸炉的熊熊火焰。启蒙自身恰恰就是启蒙的极限。在以上文字之中，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作为其自身的衰败的前提的资产阶级西方文明，以及那作为启蒙的大众欺骗的文化工业；而在下面我们将通过研究反犹主义的要素而观察启蒙是怎样奔向其极限而终结于法西斯主义的。］
反犹主义的要素／启蒙的极限―――――――――――――［“（达到了文明的）人类的无条件的现实主义在法西斯主义之中达到顶峰，这无条件现实主义是猜疑狂的特殊病例，——这种病症使得自然贫瘠化，而最终也使得人们自己贫瘠化。”[94]］奥斯威茨不是人类历史中偶然的不幸事故，而是人类发展到今天的所有社会和历史本质的充分具象化形式。各种不同的原因使得它的牺牲品恰恰是犹太人：比如说，犹太人在欧洲文明史中所具的特殊经济功能是反犹主义偏见产生的助动力；另一个原因是宗教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一千多年来的敌对心理；再另外一个原因是生活方式……等等等等。“犹太人是前进步伐的开拓者。”[95]自从他们在罗马时代作为商贩把罗马的文明带入了欧洲野蛮人的异教世界起，他们的命运就成为如此：他们只能是优先地在商品货币流通领域里作为生意中介人，而所有其它作为生活手段的职业可能在这一千多年中对于他们一直是关闭着的。作为“受保护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对权势者有着依赖，——那些权势者保护犹太人不受那满腔报复心理的大众的攻击。因为他们的中介功能，他们一直难以达成对生产工具的直接拥有。虽然他们通过受洗（就是说，改信基督教）来达到那些在管理机构和工业之中权力地位，这里的代价则是烙印在他们身上的双重卑屈、额外付出的工夫和坚忍无情的自我拒绝。然而“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才认可他们，——他们通过他们的行动默许地使得自己适应于对其他犹太人的（偏见）判决并再次确认这判决：这就是洗礼的意义所在。”[96]在欧洲人民心中，犹太人从来没有成为同等权利者；人们不让他们扎根并因此而诅咒他们为“无根者”。在社会发展迈出更远大的步伐时，那旧时特有的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开始消失，于是，犹太人就成为了那（在新兴的生产关系之下受着煎熬的）人民的仇恨对象；——他们成了替罪羊，一整个阶级的经济不公正被归咎于犹太人。既然社会虚假意识中的大众认为剥削关系的责任在于那商品货币流通领域，于是这一领域的正式代表就必然地成为了大众对于不公正的怒火之下的靶子。当然，要等到犹太人在经济上完全失去了防卫力的时候，这怒火的爆发才会发生。既然是因为以上提及的原因而使得犹太人成为了迫害的对象，那么，从原则上说，别的少数人群落也完全可能成为之中迫害对象。[97]对于那完全地具有了与权威相关联的特征的、物化了的意识来说，所需要的只是有另一形式的相应引介，——它已经就绪地准备好了去粉碎那被引介的对象。只要是看来引起注目而不受保护的，就可以是恐惧和愤怒的发泄对象；“正如牺牲品（与其候补者）是相互可替换的，只须看整体构像的需要：流浪者、犹太人、新教徒、天主教徒，只要有机会觉得自己像社会标准那样强有力，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同样如此地也能够进入凶手的角色，进入同样盲目的残杀欲望。”[98]迫害的发生是由于错误虚假的投射[99]。那个体的人在极端无奈的前提之下被逼入一种不健康的投射，——概念“病态投射（pathische Projektion）”源自阿多诺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熟知[100]：那个体的人将“那对于他是被拒绝的、在他的意识之中被压迫抑制的东西”投射为一种对于（总的说来是比自己更弱的）他人的恶意，然后通过对于这些“他人”的暴力行为而将自己从自我压抑之中释放出来。这样一种被用来为极权秩序服务的自我释放的机理渊源自人类的原始历史。［一种这样的投射是为了种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维持（正如所有其它动物种类）而从人类的（动物的）原始历史中被留传下来。但是在人的社会之中，为了能够和他人达成一个马马虎虎的和平共处，个体的人有着不断增长的对于这种投射进行控制的需要。在个人的精神病态之中这种投射重新起着针对人的“动物性往昔的盲目的敌对工具”的作用，而同样，在于作为物种的人类，这投射则是针对大自然之中一切其它的东西。反犹主义建立在投射之上，而“投射”这个概念本身是启蒙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部分中，反思被剔除了；它是被限制的；然而投射成为一种猜疑狂想，——而“猜疑狂是人的认识的影子”[101]。——阿多诺在对“投射”这个概念、其发展和其各种变异的解释上花了很大的笔墨，在这里我不得不跳过其中的绝大部分。[102]］“文明是社会对于自然的胜利，它将一切都变成了赤裸裸的自然。几千年来，犹太人自己就是之中的一部分，不管是在启蒙还是在犬儒主义。”[103]通过自然统治的客观强制，文明被牺牲和放弃决定着，而这是生命的必然性，——为了自我维持的需要，生命必然地被逼向那“病态投射”。“那盲目的残杀欲望总是在牺牲品之中看见迫害者，——这迫害者使得它被迫进行绝望地自我防卫；那有权有势的的富人们将他们的最孱弱的邻居当作了一种不可忍受的威胁，一直到他们于是对此邻居进行袭击。理性化既是强制性的同时又是一个虚招。那被选作为敌人的对象在事先已经被感觉为敌人了。”[104]在反犹主义的偏见在大众那里显现出来并通过理性来为自己作出了辩护的时候，他们于是听从那上面所提及的这种史前的病态投射的机理，而一旦迫害运动有了一个开始，这种残杀欲望就无法再重新被中止了，于是迫害运动向着越来越轰轰烈烈的方向迈进了。[105] 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的前言之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写道：“在对《反犹主义的要素》的论点性的讨论针对了在现实之中出现的‘那启蒙了的文明向野蛮的回归’。”[106]反犹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在事实上是那“统治之理性主义”本质的自身及其相应世界的必然结局。］◆◆◆◆◆奥德修斯通过对自己的“无能化”[107]并将自己锁链在桅杆上而得以听尝塞壬海妖那诱惑的歌声。关键处恰恰是在这里：在所有他能够听见海妖的歌声的时间里，他都是“无能力”的；在听见海妖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无能力”，——如果他没有被枷锁住，那么他的“能力”必将把他引向灭亡，因为如果他得到“能力”，那么他同时就变得对海妖的诱惑的无能（即，无抵抗之能）——之所以这样，恰恰因为他的主观对于这诱惑根本就是无能的。［事实上那将人引向灭亡的不是海妖，而是那无意识之中那将人引向死亡的冲动，——这冲动一直被人的自我意识压抑在无意识之中，而海妖的歌声则将之唤醒。奥德修斯所做的，不管是他让他的同行水手用蜡封住他们自己的耳朵还是他让人将自己锁在桅杆上，都是出自那“自我拒绝逻辑”，因为人无法真正使自己达到“自能（即：因自己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确定自己有能力行为）”。神话没有显示出，人怎样才能够既不将自己锁住、又能够听见海妖的歌声而不奔向死亡；神话也没有说明，是不是奥林匹斯诸神能够抵挡这死亡冲动的诱惑。为了能够达到“自能”，人不得不对所有那些被抑制在自己的无意识之中的东西进行清算。也许人能够把那些被压抑的东西清洗掉，如果那走向死亡的内心呼唤不是人的本性（内在自然）的一部分；如斯则人说，人认识了这种冲动，而因此人必须通过把人的本性（内在自然）搞成“物”，亦即“主观的统治之下的对象”，而达到对之的统治，——于是重新进入那“自我拒绝逻辑”。关键的问题重新成为“明希豪森到底能不能将自己举起离开地面？”[108]也许人能够使用辩证的手段去找到答案：通过超越自身而超越自己的不自由状态，人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这“更高的层次”上，致死的诱惑和对这诱惑的抵抗都被“扬弃”掉了；其实人也已经看见了这样的关联，正如黑格尔所说：“但事实上精神已经自在地完成了这个｛向一种更高的意识的｝上升运动。对自己的分裂性既有清晰认识又在明白表显著的意识分裂，乃是对于特定存在、对于整体的混乱〔状态〕以及对于自己本身的一番讥讽嘲笑；同时也是正在消逝的这整个混乱状态的一缕尚能听到的残响余音。”[109]］在神话之中“无奈”维持生命。在“现代”之前，上帝是“照顾者”，类似“人能够自己承担起责任，而取代那为人类承担责任的上帝”这样的想法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现代”改变了人的处境。上帝死后，尼采问：哲学将是怎样的？奥斯威茨出现之后，阿多诺重新问：哲学将是怎样的？难道人性和理性还能继续是“可靠的”么？那现代人真的是达到足够的“自能”而能确保自己在去掉了锁链之后听着美丽的诱惑而不奔向灭亡？“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有一天真的能够达到成熟的成年人状态。我们经验中的许多事物使我们确信这一点：启蒙的历史事件没有使得我们因而成为自能成熟的成年人，我们至今没有达到这一［成熟］阶段。”——福柯在他的那关于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的文章，《什么是启蒙》之中这样写道。阿多诺是悲观主义者。“那些乐观地想问题的人们是犯罪者。”阿多诺认为他自己也是他所批判和警告的那种文化工业的一部分。普鲁斯特在其《追忆失去的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s）》中发现了那在很久以前被人存放在遗忘之中的东西：人对这个世界所寄予的希望越大，这个世界就越悲惨。―――
结束语
“一个善于看相的异邦人路过雅典，当面对苏格拉底说，他兴许是个怪物，——他心中隐藏着一切恶习和情欲。而苏格拉底只是答道：‘您了解我，先生！’”[110] 也许我们能够把尼采的这句话看成一种象征。在事实上那把人趋向灭亡的不是塞壬的歌声，而是一个人自身之中隐藏着的“恶习和情欲”。是这样的，一个理性的人如苏格拉底如斯作答，他应当成为这一切（人的内在本性／自然）的统治者；于是人使用理性的纪律和禁欲来控制自己的本性。我们不缺少理性，我们也不缺少对我们的理性的信仰和沾沾自喜。在人类生活在原始的神话中的时候，人不知道这是一种幻觉，所以人能够觉醒；但是当人类进入了一个关于“人类在脱离神话而受启蒙觉醒”的神话之后，人则是被一个更加顽固的幻觉笼罩，因为这是一个关于“人从幻觉之中觉醒”的幻觉。到底存在不存在一条走出迷宫的出路呢？如果这样一条出路存在，那么它必定不是那罗曼蒂克的或者别的形式的逃避主义。觉醒本身可以是一个幻觉，但是对症的药绝不是因此而抛弃觉醒而钻入旧幻觉；那可能的出路只能是从一次觉醒继续进入再一次更彻底的觉醒。人应当对统治的机器，——所有科学活动、概念的发展和作用等等，人应当对之进行更理性、更启蒙的反思；人对这个统治机器既不应当屈从也不应当抛弃。但是，在最终我还是无法说，在《启蒙的辩证法》之中到底有没有给出解决现代问题的钥匙，因为这在根本上是取决于它的读者。（比如说，“在人的无意识之中隐藏着那怨恨”这样一个陈述能够同时被一个自我批判者和一个被心中的怨恨控制了的抱怨者接受，然而结果是不同的：在自我批判者使用这个陈述来诊断和清洗自己身上的无意识怨恨的同时，那抱怨者则会将之作为怨恨的武器来抱怨他人和世界，——抱怨者如此抱怨他人的抱怨，“看看这些人！他们身上就尽是时代的怨恨的典型症状！”他们却丝毫不会反思自己身上的怨气而因此在怨恨之中越陷越深；在这样的时候，上面的这个精辟陈述也就失去了其意义。另一个例子是，在今天的中国就已经有这样意识形态家，他们使用诸如《启蒙的辩证法》之类的书来为这样的论点作辩护：“启蒙之下的法国大革命导致的只是暴力和恐怖，所以中国不需要启蒙。”）通过阿多诺的著作，我能够看见的一线希望是在于那作为社会的对立面的两个领域——批评和艺术。这将是使得我更进一步而进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动机，但是在这个文本之中我只能到此为止。
——京不特。二零零零年夏。欧登斯*********
参考文献：
著作：
Norman Hampson:The Enlightenment.(Pelican Books 1968)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aerung.(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8)Norbert Rath:Adornos Kritische
Theorie.(Ferdinand Scoeningh.Paderborm;Muenchen;Wien;Zuerich.1982)Gerhard P.Knapp:Theodor W.Adorno.(Colloquium Verlag Berlin 1980)Albrecht Wellmer: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Suhrkamp 1985).Thomas Mirbach:Kritik der Herrschaft (Campus Verlag.Frankfurt /New York 1979)Friedemann Grenz:Adornos Philosophie in Grundbegriffen (Suhrkamp 1974)J.F.Schmucher:Adorno –Logik des Zerfalls (fommann-holzborg 1977)Huhn and Zuidervaart ed.:the Semblance of subjektivty (Essays in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Lambert Zuiderva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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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rgen Hass:Illusionens filosofi.F.Nietzsche:Saaledes talte Zarathustra.
(Lindhardt og Ringhof 1993)F.Nietzsche:Afgudernes Ragnarok.(Samlerens
Bogklub 1998)G.Vico:Den nye videnskab.(Samlerens Bogklub 1998)Donald Phillip Verene:Vico’s Science of Imaginat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
and London 1981)Max Horkheimer:Anfaenge der bue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En kinesisk oversaettelse af)Rousseau: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 de l’inegalite parmi les homes.(En kinesisk oversaettelse af)Rousseau:Emile.(En kinesisk oversaettelse af)Rousseau:De contrat social.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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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Conni-Kay Joergensen.
［1] Joergen Hass.丹麦当代哲学家。着有《Illusionens filosofi幻相的哲学》。[2] 关于安瑟伦与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存在证明，我另外写有《安瑟伦与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存在证明之比较》。[3] 或译作“知识就是力量”。[4] Enl.(Norman Hampson:The Enlightenment.)11页。“从一个相当显著的程度上来说一个这样时期，在之中那获得了教育的人的文化被认为是[5] (根据Dialektik der Aufklaerung ［DA］9页):Voltaire,Lettres philosophiques
XII.Oeuvres complètes.Ed.Garnier.Paris 1879.Bind XXII.S.118.[6] 此说出自笛卡尔的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另见Enl.18-19页。[7] 试比较黑格尔的“‘有用’是启蒙的基本概念”。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写道：“——一切东西都献身于别的东西，都让自己为别的东西使用，都是为它们的；而现在，它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腰杆重新挺硬起来，虎视耽耽，使别的东西望而生畏，都是自为的或为自己的，而且转过来利用别的东西。”／Hegel:Phaenomenologie des Geistes (s.397):“Alles gibt sich andern preis,laesst sich itzt von andern gebrauchen,und ist fuer sie;und itzt stellt es sich,es so zu sagen,wieder
auf die Hinterbeine,tut sproede gegen Anderes,ist fuer sich und gebraucht das Anderes seinerseits.”[8] Den nye videnskab.“Indledning”af Conni-Kay
Joergensen.5页.[9] 另见Donald Phillip Verene:Vico’s Science of Imagination.
23页.[10] Max Horkheimer:Anfaenge der bue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
252-68页.[11] 在西文（不管是英文、法文、德文还是丹麦文）中，nature (Natur)同时意味了“自然”和“本性”。[12] 见Rousseau:Emile.Ch.2&Ch.5.[13] 见Rousseau:De contrat social.Vol.II.Ch.8.／“俄罗斯人永远也不会真正开化的，因为他们开化得太早了。彼得有模仿的天才；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天才，没有那种创造性的、白手起家的天才。他做的事有些是好的，但大部分却是不合时宜的。他看到了他的人民是野蛮的，但他一点也没有看到他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开化的地步；他想要使他们文明，而当时所需要的却只是锻炼他们。彼得首先是想造就出来德国人或者英国人，而当时却应该是先着手造就俄国人；由于说服他的臣民们相信他们自己乃是他们本来并不是的那种样子，从而彼得也就永远妨碍了他的臣民们变成为他们可能变成的那种样子。”——此为“全盘西化论”者诫。[14] Rousseau: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 de l’inegalite parmi les homes.[15] Enl.198页.[16] Enl.207页.[17] Enl.S.159.[18] 约尔根·哈斯授课时的引言。[19] 我把伊卡洛斯的悲剧看作是一个关于现代主义的寓言，即，科学有其极限，如果让科学超越其极限，那么，本来是用来为人类服务的科学将成为人类的灾星。这里面也显示了关于科学的辩证法：科学固然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工具，但是不能放纵它漫无边际的泛滥；泛滥的科学固然是人类的灾星，但是这并不意味人类应当放弃科学。伊卡洛斯的滥用（作为工具的）蜡翅膀而导致了自己的灭亡，但是，既然在故事中这是达到自由的必要工具，那么，人就不应当放弃这工具（就是说，也同时放弃了自由）。所以，在这里我老调重谈——人只能拥有一次童贞：对启蒙的批判并非是反对启蒙；童年是安全的避风港，进入成年就是进入大风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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