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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思想是相对主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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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剑
一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最大哲学冤案之一，就是庄子的哲学思想被一些跟着西方哲学屁股后面跑的中国学者说成为是什么“相对主义”。为什么这些学者会给二千三百年前的那个守漆园林子的小老儿的头上戴上顶“相对主义”的帽子呢？这，说起来颇为荒唐。
中国人由于早在夏商周时代就已经进入了较稳定的农业时代，所以，中国上古贤哲便有了充足的时间去研究天地人的内在统一规律问题了，特别是中国上古时代的贤哲对人类的语言逻辑问题，也就是名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所以，中国上古各家各派都是把语言逻辑问题视为是自己的基础性学问的。根据哲学的发展规律来看，哲学一旦进入语言逻辑研究领域，可以说是哲学中的理性规范就进入了被超越的阶段了，这样的情况，就象长期关在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人，突然有一天他找到了通向外埠世界的一条小道，等他走了一段时间不自觉的出了大山回目一看，才知道自己以前是囿于在一个什么样的套子中了。当然，走出大山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永远不回头了，他还是要回去的，大山毕竟是养育他的故土，只不过，他从此不会在象以前那样，以为整个世界就是大山中的那方天地了。
中国战国时期的名实研究学者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人类对自身的关于世界本质和本性的认识论的一系列突破，其中，庄子的“天人合一”辨证认识论论，是个杰出的范例。
天人合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命题，其议论散见于许多古老文论中，意思大多是指天人相通相类和同一。但是，“天人合一”因不同时期的文化背景和不同学者的理解，其有不同的涵义。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是就五行论下的天人相类而言的；《易》中的“大人与天地合其德”，则是指人的行为与天地规律相通而言的。而庄子在“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言，则是就人对世界的认识逻辑关系而言的，其义与其他的两种“天人合一”思想还有很大的区别，这点，现在许多人至今还没有注意到。
庄子的哲学思想框架，主要是体现在他的“齐物论”中的，“齐物论”，其实又可以被译成为“异同论”，就是专门讨论人类认识中的文化概念的异同关系问题的论文，庄子本身是个出色的语言逻辑学家，那些十分抽象和晦涩的名实问题，被他使用散文的方式表达得机敏有趣和相对通俗。庄子在“齐物论”中着重的讨论了人的认识世界因为人的主体的参与因素，而使人的认识产生了物质性质评判中的相对矛盾，这样的情况，就象那著名的“坚白论”一样，物质同时具有坚与白的两个毫不相关的性质，但是，他们又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存在现象之中。讨论这样的物质现象的异同关系，是庄子的主要目的，为了证明人的这种矛盾与统一的认识现象，庄子同时还例举了许多人类认识中的相对关系问题。
可以这样说，庄子的相对论哲学思想，是高级于爱因斯坦的相对哲学思想的。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是论证了人的时间观念是随着自身形体的空间转化而相对转化的，但是，爱因斯坦没有去把这样的人的相对时间空间现象和人的不相对的时间空间现象联系起来进行同一思考，后来，爱因斯坦到是在他的广义相对论中对宇宙的统一关系做了探索，但是，从科学理性的角度，他无法完成这个试图建立统一场的任务。所以，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不能够直接用于去诠释人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现象的，一旦将这样的相对论思想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必定要象推销爱因斯坦思想的波普那样，把人类的科学思想基点最后落脚到“猜测”上去，从而使科学的大厦完全落足在了一片沙滩上。但是，庄子却是通过他的关于人的认识的有对、无对和非对的三对思想，把这个问题破译了。
中国一些学者为什么会把庄子的哲学思想理解成为相对主义呢？笔者经过研究发现，这样的评判笑话，主要是出于他们对西方哲学中的一元论的绝对认同所造成的。因为，西方历史上一直就是神创中心论国度，由于受这样的基督教文化影响，后来的西方虽然在国家政治上走出了政教合一，但是他们的许多哲学思想，都惯性的带有一元中心论的宗教哲学色彩，不管是以科学研究成果为主要组装材料的实证主义哲学，或者还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为组装材料的社会进化论哲学思想，或者还是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哲学，或者还是强调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哲学，它们都是一元中心论的，甚至包括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康德哲学及其存在主义的学说，他们都总是试图要在人类认识的客观物质世界中寻求出一个统揽一切的“第一推动”的新上帝来。西方的哲学者们大概至今也不会想到，“宇宙同一”这个概念，是人与客观世界的互相作用的结果，其并不可能独立的成立。西方哲学者是把人类认识世界的主体和客体及其主观和客观是截然分离对立的，而事实上是，这两者彼此蕴涵对方，并彼此改变着对方，这样的哲学观，目前是在中国，主要是在庄子哲学思想之中。
可以这样说，一元中心论的哲学认识论，与人类宗教形式内涵有相当的关系，却与人类科学认识世界的关系不大。西方哲学在进化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时代以后，才算是从数学和语言上基本突破了这样的一元中心哲学统治局面了，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哲学和量子力学哲学思想问世以后，西方哲学才算是基本走出了囿于他们思维的大山了，但是，走出了大山的人应该怎么样去正确处理山内山外的关系，这个问题，西方哲学目前无解，将来恐怕也无解，如果他们要想有所突破，则必须要向中国老庄哲学复归，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二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慨叹人类社会的许多认识偏差，就在于人一旦涉及到自身功利的时候就会患得患失，而人类这样的患得患失情感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他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13章）。这就是说，老子已经意识到人类社会中每个当事人个体的身体，就是造成人类产生狭隘情感和误解世界本质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老子设计出了一个通过理论实践去改造人类身心世界，使人道与天道尽可能统一和谐，最后达到人类道德的理想境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老子并没有去深入讨论人的身心的认识与行为的一系列问题。而这个工作，则主要是通过庄子去完成的。这就是说，如果说老子设计和构造了人类道德大厦的基本框架，庄子就象个装修工程师一样，在完善和实现着老子的道德理论大厦。
庄子一开始，就尖锐和明确的提出了老子提出而没有深入讨论的关于人的身心与世界的关系的矛盾性质，他说：“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齐物论》）。这意思是说，人的认识，是因为有“我”的存在，人由于自己的身体与外界总是有一定的矛盾冲突，所以，自己的身心总是有许多的不自由啊，人究竟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庄子是怎么样去探索寻求这种人的身心自由道途的呢？他当然没有象宗教那样去给人们制造出一个崇拜的偶像和精神领袖，从而要求信徒们把自己的身心困惑问题托付给宗教主，信徒当事人自己则图个轻松只管跟着教主走即可。庄子也没有象一些政治经济利益团体那样使用一些政治和经济平等博爱的骗术去欺哄大家应该服从什么和信仰什么，他而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人类认识中的一些认识规律，他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这意思就是说：在人类认识的领域中，有的事物有彼此对待和相互依赖转化的因果性质，但是，有的事物则没有彼此对待和相互依赖转化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在人类认识中，有对待的认识，也有非对待的认识，这样的对待与非对待，同样是一组合一的关系。而且，彼此中往往还有是非的转化，如此发展下去，就造成了一些本来有联系的事物，最后没有了直接的联系，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事物之间真正没有了关系，如果人们执著于自己对对待与非对待任何一端的认识，那么，这都是人的认识的缺陷，所以，相对待的事物中，往往有绝对的现象，也有非对待的现象。这段话往往不好懂，笔者这里试着用通俗的例子去诠释这段意思，这段意思是说：人类的认识，是人类根据自己的身心有限条件去进行的，所以，人类对世界常常有许多困惑，有的事情，我们可以认识解决，有的事情却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其内在运动是怎么回事情，所以，就无法对其有所认识，但是，这样无法认识的事情，同样还是客观存在的，其也有自己运作发展的规则；这就是说，人类的认识始终因为自己的身心条件的限制而存在着已知和不知的两种情况，这样的情况，构成了人类真实的认识格局。这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人要说世界是绝对可以认识的，世界是绝对不可以认识的，那么，这都是人类自己思想的执著误区，与世界的本性本质无关。
庄子的这段话，常常被一些人误解成为“相对主义”的主要“罪状”，按照庄子的这段话看，好象世界上还存在着彼此没有联系的事物，所以，似乎有的问题就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只有任其发展，甚至陷入了不可知主义。有的人自以为是的这样去理解庄子，于是，就自作聪明的断定中国道家就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上的相对主义而陷入了消极和逃避社会的文化表达。近现代代以来，中国的一大批人宁可抱着西方的康德、叔本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一批同样也是在讨论与庄子一样问题的书籍啃，他们哪怕读的死去活来且依然还是迷迷糊糊，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要给这些西方哲学者去戴上什么相对主义、悲观主义、逃避主义的帽子，却对庄子等更为深邃广博的中国哲学家是戴了一大堆帽子就流放角落了，中国这样的“贬中扬外”思想哲学现象，想起来即令人倍感荒唐，又觉得十分的苦涩，这样的情况，现在依然还流行在一些人当中，他们目前一点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荒唐，还觉得自己非常的时髦。
庄子真是是这样无奈看待世界的吗？他真的认为世界的一部分是彼此永恒没有逻辑关系的吗？当然不是！货真价实的相对主义，往往是绝对的二元论者，就是象中国古代寓言中的那个卖矛又卖盾的人那样，永恒的自我相对和自我矛盾的循环下去，最后陷入对世界认识的彻底悲观失望。但是，庄子不是这样的绝对二元论者，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解决自己的认识问题，就是因为人天是合一的，天不变道不变，天变道亦变，而且，人还可以主动的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去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于是，他指出说：“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 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齐物论）。这意思就是说，由于天人共生同一，所以，人类与人类的认识对象，是二的对待关系，这样的二的对待关系复合在天人同一的参考系中，认识就没有穷尽了，甚至认识还会发生逆转现象，小的往往是大的，早死的往往是长寿的。可以说，庄子的这一思想境界，是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致的，就是认为人一旦同一在天地的运转之中，时间空间的记述概念将丧失掉，人类的认识事物的性质也将发生逆转。但是，庄子立即又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和“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这就是说，庄子尽管指出了人的认识的连贯和不连贯造成了人类认识的缺陷，但是，归根结底，人类是与天地是合一的，而且，万物的关系就如同那“一马”（注：古人常常把事物的互相联系关系用马去类比，比如，他们将天地的支撑和动能比喻为马腿，人类社会则如同那马腹），所以，人类最终是可以认识世界。庄子的这个意思，可以理解成为：世界是可以知道的，世界是不可以知道的，世界最终是是在人类认识的不可知和可知这两者之间发展运作的。知道康德二律背反理论的人就应该知道，庄子的这种思想是与康德对人的宇宙观的看法基本一致的，只不过，康德搞出了个自己主观意识中的“物自体”去试图统一这个人类认识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最后他当然是不成功的。但是，庄子则是指出了“天人合一、万物一马”和“天地一指”，就是他认为在人类的认识世界里，最终事物是有联系的，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必须要注意人类主观的“指一”的矛盾，就是要防止人类自身主观的偏狭与执著，可能才是导致人类产生不可知和队世界失望的根源。庄子关于人类主观的“指意”这个哲学问题，罗素在他的著名的“理发师悖论”中有例证，这里就不多讲了。
可以这样说，庄子这样的理论，无论如何都扯不到相对主义那块上去。中国道家之所以明白了人类认识世界中因为主观上存在着这样的有对、无对和非对的三个过程，所以，他们非常注意改造当事人的主观世界，也倡导人们多实践和多行动。这样的情况，就象一个人爬山那样，当当事人爬完一座山以后，站在山上的当事人与原来站在山脚下的自己，是肯定不一样了，他的思想已经大为升华，但是，在外型上，他还是同一个人。这就是中国道家之所以在他们的修真和教育中，为什么非常注意连贯和不连贯的对待作用的原因，也是道家非常注意要求当事人放下自己的执著偏狭的原因，也是道家一再强调“事先理后”的原因。这样的情况，常常被人误解为道家是在搞玄虚和神秘主义，也对他们热衷于对大自然的观测体验有许多误解，说他们是逃避社会，殊不知这是道家人在按照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去行为实践，目的，是为了防止包办代替，而要去启活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大自然是道家研究宇宙活体系统的对象，脱离了大自然，就相当于把一个工程师赶出了他赖以研究问题的实验室一样。
三
庄子为了启示人类认识上的许多自相矛盾和困惑，不是因为宇宙世界本身有什么问题，问题主要是出现在人的主观认识缺陷上，也就是人不能够超越当事人自身的形体的制约，所以，他专门在“齐物论”中举了“庄周梦蝶”，他一针见血指出，庄周梦蝶，是“物化”的瞬间表达，这样的物化就是意识主体的转化，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例子说明了人类所感觉到的时间空间关系，往往是因为人的形体限制，主观的改变，往往也可以改变人类认识中的客观世界的时间空间关系。当然，庄周并没有去宣传神秘，也没有去说人真的就可以变化成为蝴蝶，他一再说，最后，蝴蝶依然还是蝴蝶，庄周还是庄周。
庄子比爱因斯坦的相对哲学要高明的地方，是他指出了人类认识中还存在着“非对待”情况，他说：“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糜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糜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西施，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糜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齐物论）。这段意思就是说，异类的是非美丑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够错位的进行一种统一的是非评判。庄子指出了在时间空间的相对性质中，一定还相因存在着非对待现象，就象那物理的物质世界中还相对于宇称守恒现象存在着宇称不守恒现象一样。
当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有自身不证和异类不比的原则，但是，恐怕中国人所想不到的是，这些原则，庄子早是2300年前，就在他的“齐物论”中明确提出来了。“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这段话，就是指的自身不证的原则，按照现在的话说，自己不能够证明自己，自己抓住自己的头发也拔不起自己，世间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往往是相反相成的，必须借助对立的存在去证明和发展自身，消灭了对立的存在，也就消灭了自己的存在。而“……毛嫱、西施，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糜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这段话，就是 指的异类不比原则，也就是说人们不能够以单一的标准去框套一切，必须客观情况客观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严防搞一刀切。中国古代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因才施教，大辩不辩，求同存异”等一系列文化思想和习俗，都与道家的这样的探索研究成果相关。有的事情不说不干不行，但是如果老是要纠缠着说和干，表面上看，这是认真，其实也是一种当事人的狭隘和执著，因为，许多事情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或者说永远都没有办法去解决，于是，就需要大家退后一步天地宽，等条件成熟了，再去解决。而且，正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各有所理和理一万姝的情况，所以，世界需要宽容和严肃的两种态度的同一。
当然，非逻辑问题，也在19世纪末期的西方数学界和存在主义哲学中被提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庄子是探索这些问题的鼻祖。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非对思想还不是简单的非逻辑问题，其是表达了世界的各自独立个体性质与世界同一性质的绝对关系，庄子的“非对”思想至今还没有被开发从来广泛利用，这个“非对”思想，对于人类人文社会科学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比如，现在世界正在推行“经济一体化”，以为世界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生产生活合作社，这，就违反了“非对”的宇宙规律，因为，一体化在消灭了个体差异的同时，也就消灭了一体化的自身。这就是说，一，实际上是个虚化概念，在物质世界中搞“一”，往往就是“死”。这个问题，少有人理解得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奇妙，人们在提倡“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同时，世界却往往正好是向相反的方向行走，结果必然是“经济的多元化、文化的一体化”，但是，后一种情况，最好还是不言为好，因为，无言有行，有言无行。
中国自秦汉推崇道家思想以来，在汉唐得到了很大发展，也使汉唐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社会也相对开放自由，民间的市民社会组织也发育良好，中国从而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良性发展运作态势。《庄子·至乐》中专门讨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是来自于于“几”：“种有几，得水则为生……青宁生程，程生也，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没有去解释什么是“几、机”，今人也没有必要去彻底了解什么是“几、机”，但是，大家到是应该注意庄子所说的“几、机”是来自于自然和下面，所以，这也是道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原则。当然，由于庄子的外篇是根据扬雄学说所来，大家要了解了扬雄的“太玄”，就知道为什么“至乐篇”会这样解释“几、机”了，因为，“太玄”就一再强调宇宙的动力来自于下面，是自下向上推动世界发展的。
由于朱熹理学在元明清三代占据了主要位置，朱熹是个带有儒教色彩的学者，他把中国古代的思想全注释成为了类似于亚宗教那样的金字塔的管理网络，并强调圣人的纲常伦理的精神统治，这样一来，中国的道家思想就运作缓慢了，所以，元明清三代，朱熹思想被统治利益集团所利用，中国的民间社会动力逐步丧失，官僚集团却极度膨胀，人们的精神也被关进了笆篱，这样，最终造成了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的全面衰败。
汉至北宋是千年，南宋至现在又是千年，前一个千年，道家思想曾经帮助中国文明文化大发展，但是，割据现象没有解决好！后一个千年，儒家解决了割据问题，但是也同时扼杀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不少。今后中国的千年，应该是中国儒道释和西方文化结合的时代，但是，道家文化最终应该重新走向应该属于他的历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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