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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现代的一个非标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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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特别典型地显示后现代态度的可能是Derrida的解构主义、Foucault的知识/权力分析和Said的后殖民思考。对于任何规章制度一类的东西，我们总有办法使之节外生枝、走偏长歪以至于面目皆非（这也可能是对“解构”的后现代合理误读）。而既然连知识这样“纯”的东西和权力这样“不纯”的事情都存在着无法澄清的辩证关系，那么社会事实就总会是荒谬的。东方学则是荒谬的好例子，东方学当然是西方文化霸权对他者的表述，但是由于东方的现代化愿望就是使东方变成西方那样，因此东方学又同时成为东方的可笑自述。现代社会的荒谬现实可以用“后现代改造了的”黑格尔名言来表达：现实的各个部分都是合理的（原话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意味着，社会的各个部分按照其逻辑或设想都是合理的，但是组合到一起就是荒谬的，而由于每个部分都是合理的，所以尽管我们不满，却又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抱怨。当然，不是说古代社会就不荒谬，只是古代社会比较简单，因此各种问题都不够显眼。
我宁愿说后现代是悖论的现实主义，是因为这样更能够表现出在面对现代事实时的悖论心情。这种心情在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不满过程中慢慢发酵形成，100多年来的不满开始是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社会自我批判的一个最重要范式。现代批判的角度越来越多，佛洛伊德式的，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毛泽东式的，无政府主义式的，诗化的，如此等等。这些批判都有理想主义成分（大多数都幻想某种完全好的极端现代化社会以及新人类形象），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理想都破灭了”（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的台词），明确的理想后来退化为模糊的理想，肯定还是有理想，但说不清是什么，追求理想变成盲目的渴望和胡乱的追求。这就是从“迷茫的一代”到“垮派”式的批判（非常有趣的是，在迅速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里，这个发展五一节或阶段相当薄弱，很不明显）。《等待戈多》（贝克特）和《在路上》（克鲁亚克）表达了典型心态，不管是苦苦的等待还是苦苦的随处寻找，理想是有的，尽管不再知道那是什么。而到了后现代心情，人们仍然迷茫和失落，但是，迷茫不再是值得用心动情的表达对象了，苦苦地什么什么变成了一件很搞笑的事情，理想主义退化为淡得不能再淡的背景，现实主义重新成为风景。假如让Tarantino来改写《等待戈多》，有可能写成等得如此无聊的人们争论起小费问题而最后发生枪战；如果让周星驰来改写，有可能人们突然捡到“月光宝盒”而飞到了理想之天堂，然后发现那里美得不敢相信也不敢要于是又回来了--这不是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假如霍金可以数学地推知宇宙的真相，那么人们就可以发现天堂美得不想要。
实际生活中的人们很可能心情是混杂的，并没有非常纯粹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心情。台湾有个电影《麻将》就是心态混杂的。里面有个台北小坏蛋教育另外的小坏蛋为什么只能去骗人：现代人人都不知道需要什么，都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他其实需要的是什么。可是既然人人都不知道需要的是什么，那么他自己又怎么能够告诉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所以只能是骗子，要不只能被人骗。可是故事后来又不协调地转到了觉书刊号和美好理想。但结尾又回到后现代态度，一个新到台北的西方青年看着到处是骗子而又生气勃勃的社会，兴奋自语：这里才是资本主义的未来，我一定不能告诉我的老乡们。
后现代者说：我说的都是谎言，如果可以把后现代归结为一个悖论，那它应该是：任何东西都是不确定的（这连自身都不信任）。它与怀疑论确实有些相似，但不是。毫无疑问，怀疑论是悖论的土壤，但不一定生长成悖论。怀疑论只是不信任某些事情，希腊怀疑论不信任本质，Descartes不信任感觉，Hume不信任理性，Wittgenstein不信任解释，等等，但是悖论什么都不信任，包括不信任自身。
有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觉得后现代态度是不严肃的，尤其当它表现为艺术和娱乐时。实际上，如果一定要说后现代不严肃，那么也应该说它严肃地表达了现实的不严肃。既然现实是充满悖论的，或是充满自相矛盾的，那么，假装现实有合理的解释就反而是不严肃的，除非将来人们创造出一个基本上不荒谬的现实。合理性依靠解释，解释需要理由，可是几乎所有的基本观念和价值观都不太可能获得充分的理性辩护，因此Wittgenstein愿意指出：解释和理由并不像通常以为的那样取之不竭，而是很快就会用完，并且最后还是没有理由。我们只能说，现实就是这样了，生活形式就是这样了，即使背谬百出，又能够再说什么呢？其实1000多年之前基督教思想家早就明白这个道理，Tertullian发现“不可理喻而可信之”（Gredo quia adsurdumest）, Augustine也说，“信之而可知之”（Gredo ut intelligas），他们都很清楚，作为最后解释的观念都没有道理（有道理就还可以接着解释下去，因此最后就只能不讲道理），但如果没有道理的观念是足够迷人的，那么为什么不相信呢？
至于现代社会，经过百年反思和批判，人们终于发现有大量的基本矛盾是悖论性的，从而产生后现代心情。对于那些基本的悖论状况，通常有这样的选择烦恼：如果一种选择是足够好的，那么它只能是理论幻想，是乌托邦；如果一种选择是实践可行的，那么它又不是人们心思所能满意的，是权宜之计。一个例子就是自马克思以来在百多年里反反复复而现在又再次热烈起来的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有时被称作新左和右派的争论）。理想当然是各种各样的，但都相信对人类理性的理想主义理解，即通过某种规划和集体力量，人们能够找到并建立一种尽可能美好的社会；反过来，自由主义强调有限的理性能力不可能为别人的命运做主，根据Hume和Hayek论证，人们的知识特别是关于未来的知识永远是很不充分的，因此，以理想来规划社会和人最后非常可能是“通向奴役之路”。如果粗略地兑换成博弈论的情况（比如说“囚徒两难”），人们当然不要最危险的下策，虽然喜欢上策（帕累托最优），但是把命运压宝在别人身上还是太不可靠，于是最明智的个人选择是中策（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暗示着，在非常简单的游戏里，尽管人们有可能获得关于最好事情的充分知识，但理想还是难以变成现实，人们只敢于按照个人理性去选择最保险的事情，而不会冒险信任集体理性的好事。当然，如果是非常复杂的游戏，任何充分知识就都不可能了。这里的问题是，假如人们都能够对明智选择感到满意，悖论就不存在了，可是明智选择只不过时不好不坏的事情，所以人们不会没有理想或更高的欲望。那些过分的欲望实际上还是会影响人们的感觉和行动，于是，理想也是事实的一部分，或者说，观念是实在的一部分。也许在知识论上可以想像有纯粹的“仅为所思之所思”（cogitatum qua cogitatum），但是在实践中，所思只能是不纯的，所思与所为是互动的（有些“知行合一”的意思）。这个理想和现实的悖论就是，生活意味着凑合活，但是凑合活又不意味着生活。
生活的全部矛盾可以说一直存在，只是现代社会把那些矛盾表现得过于明显而显得特别难受。后现代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一种脱敏剂，它把不共戴天的矛盾表达为左右为难的悖论，总的技艺可以说是“解构”，具体手法可以有各种花样，比如多义化、歧义化、变态化、情景化、误读、诡辩、错乱、反讽、搞笑等等。有一点也许值得强调，这就是，与其说后现代态度是一种思想和艺术的发明，还不如说是一个群众运动。现代社会的发展注定会产生后现代态度，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个金钱社会，现代的金钱能够解构一切传统价值，它好像能够买到一切，能够买到本来买不来的有传统的绝对价值的东西，包括真善美，荣誉友谊爱情，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它能够买来一切，因此它所实际上买到的一切也不再有传统的绝对价值，那些价值在被买时就失去了，贬值了，相对掉了，因此所买到的还并不是原来想要的东西。像上帝一样全能的金钱正是最大的后现代悖论。这类悖论都是生活中的基本事实，谁都感觉得到，所以，后现代根本上说是群众运动。人们不用学习Derrida和Foucault就知道怎样后现代。
Wittgenstein曾经认为语言/逻辑分析只不过是用过就可以丢弃的梯子，就是说，一旦理人们不再胡说，就不用再去分析胡说。后现代手法也有些类似，如果现代社会的基本悖论得到缓解，人们就不会再沉溺于后现代情绪。无论如何，后现代在暴露现代性悖论方面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现代逻辑学对悖论很感兴趣，特别是改良了的“说谎者悖论”。“说谎者悖论”的自相关性质甚至成为哥德尔定理中的关键思路。改良的“说谎者悖论”--有某句话p,p说的是“这句话p本身是假的”--在逻辑上似乎很难有真正的解决。我想，它所需要的也许不是一个逻辑解决，而可能需要一个哲学的解决。大概可以是这样的：给定p是一个有真值的命题，那么，存在论地承诺了，存在着某个足以判断p的真值的标准c，它使得能够构造某个可能世界w来使（p或者非p）是有意义的。按照悖论p的双面意义，我们有合法的改写命题“根据c,p是假的，同时，根据c,p是真的”，于是，有两个解构悖论p的哲学解：1）c有不同所指，即其实c有两个，可能世界w也就有两个，对于不同标准c当然就有不同判断，那么p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把话说完整的语言诡计，真正表达的是相对主义观点；或者2）假如c只有一个，那么，这个悖论就被还原为平平无奇的自相矛盾表述。假如不把标准c这只“看不见的手”拉进视野，仅仅逻辑地和空洞地讨论p，悖论就确实难以解决。我想说的是，后现代对各种事情的悖论性表述终究不会是有可能解决的事情，它可以促使我们进行另一些新的思考。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会怎样感觉，我们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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