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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
价值和情感是何关系？
我以为，价值虽然基于认识，但并不来自于认识。光是认识到事实，哪怕再科学的认识，若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态度、喜欢或厌恶的情感投入其中，也仅仅是形成一种漠然或中立的事实观念，而没有形成对事实的价值态度。这正如火需要干柴，但干柴毕竟不是火，干柴在形成火上的作用再大，也仍然不是火。要形成火，除了干柴，还需要把它点燃。情感、态度、决心、意志就是那把事实点燃成价值的火种，没有这些火种，从事实不能过渡到价值。不可否认，事实在形成价值上有巨大作用，但若没有人提出要求、发出命令、表明态度、下定意志、决心实践，所认识到的事实也只是一堆干柴，对实现人的目标（价值）毫无意义。价值来自于人的内心，而不来自于人的认识对象，在对象中没有正义、没有应该、没有善，是人向人提出应该如何行为的要求，是人向人提出向善追求的劝导。没有人，这个世界就根本没有价值。
但是，价值发自人并不等于发自人的感性，无论情感还是快乐。价值也可以发自人的理性，但不是知性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康德已经区分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认为思辩理性管认识，实践理性发出命令，建立规范。在此，所谓实践理性不过是意志的代名词，按照叔本华的观点，不过是信仰、信念的代名词，它与非理性无异。它不同于思辩（知性）理性，不是接受对象，而是向对象提出要求，这个要求者是人。普罗塔哥拉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只要不是事实的尺度，而是价值的尺度，这句话就没错。我区分的是事实与价值，而不是理性和感性，理性和感性都可以是事实的认识者和价值的发出者。价值发自人，并不会使价值更失去客观性。即使价值发自理性，也不等于它就更客观。罗尔斯区分rationality和reasonableness,认为前者提出善观念，不具客观性，因为可以有多元的善观念；后者设计正义规范，具有客观性，可以达致一元性。如果以为理性(rationality)的构思--正如黑格尔那样--皆是客观的，那就会走向价值专制。合理性（reasonableness）之所以具有客观性，在于它并不规范善，而是规范正义，它不要求人们在善观念上统一，而只要求在正义原则上统一。但即使这样，罗尔斯的批评者（主要是共同体主义者）仍然认为合理性也不具客观性，他们认为，所有的价值都形成于感性，形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共同体所灌输给人们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坚持正义原则的一元性也是一种强加。当然，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走向了价值相对主义。
但我认为，善观念确实是相对的，这意味着善观念多半是情感的表达，各种善观念不过是人的一种希望、一种向往、一种信仰。但正义原则不是纯粹的情感产物，而是合理性意志的表达。
但是，正义是什么是一回事，正义为何具有价值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为什么要遵循正义道德？正义道德为什么具有价值而需要我们的尊重？正义道德所具有的价值发自何处？我们知道，在家庭关系中不需要正义道德，在朋友、熟人、乡亲关系中不需要正义道德，而只有在陌生人之间才需要正义道德。维系前二种关系的是善道德（无私的仁爱、利他的友谊、亲情的血缘纽带），而正因为在第三种关系中缺乏善良动机，才需要建立正义道德。这意味着，正义道德的价值发自互利交换动机，是因为正义在调节人们的互利关系上有用、有利，我们才需要它、尊重它。这种观点曾经风靡于十七、十八世纪，其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孟德维尔、爱尔维修。这种观点将价值的发源地置于人的利益追求、利害感受或自利、自爱、自保之上。但是，这种观点遭到当时的剑桥柏拉图学派和情感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他的认为，仅仅相互利益关系而无相互善意关系，不能建立正义道德，正义道德不仅发自利害感受上，而且发自同情心上。也就是说，仅仅诉诸人们的利益感并不能使人尊重和遵循正义道德，只有同时诉诸人们的道德情感，人们才会发自内心地尊重正义、热爱正义、维护正义。休漠既是功利主义的先驱，又是情感主义的干将，他力辩价值的情感来源，但又同时诉诸人的利益感。他将利已动机和同情动机二元论地同时坚持下来，认为，正义价值的最初源头是利已的互利动机，但一旦正义建立起来，就会产生向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和灌输的过程，经这一过程后，人们对正义价值的敬重和维护不再是利已心，而是一种道德情感（同情心）；人们不再把正义仅仅视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是视之为就是目的本身。这种道德情感介乎于仁爱之心和利益感之间，这就是正义感。在休谟看来，没有这一正义感的道德建设（教育、灌输、启迪等），正义道德无以为存。罗尔斯也有大量的类似论述，他也将正义感的建设视为维持自由宪政制度的头等大事，并为此大量阐述这一正义感建设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法则。
实际上，任何道德建设都是一个诉诸人们道德情感、培养人们道德情操的过程，不诉诸情感，道德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根本无法维持。情感是否价值的根据，可以讨论，但是，情感肯定是价值维持的根据，这一点是无疑的。康德企图将正义（义务）道德的维持建立在毫不诉诸情感（包括同情心、仁爱之心）的基础上，遭到后人的批评和齿笑。席勒曾嘲笑道：我要去帮助一个人，我首先要让自己去讨厌他，然后我克服这种讨厌心理而去遵循助人义务。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助人不能是为乐的过程，不能怀有仁爱心、同情心、怜悯心、愉悦感甚至义务情感。唯一需要的情感是对道德法则的无限敬重，但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情感，而认为是一种理性的敬畏。康德深知这种对情感的绝对排斥在现实生活中达不到，故认为这是一个先验理性发出的应该命令，是人们努力追求但永远达不到的彼岸。
如果我们不是去诉诸情感，而是诉诸理性，是否对道德建设和价值支持更有意义的问题不言自明。理性可以说服人，但不能打动人；仅仅诉诸理性，对手会服输，但不会跟着你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价值竞争和冲突的时代，我指的不仅是善与恶、正当与错误的竞争，而且是善与善、正当与正当的竞争。不同价值之间靠什么去赢得人，取得话语霸权并付诸实践？靠理性？理性毫无生气，不具吸引人的媚力，且过份依赖事实，相信历史必然性。纯粹地坚持理性，等待人的认知能力的开发，几乎等于等待死亡。情感主义大师斯蒂文森说道：要坚持一种价值，就要为之去战斗，你要去争夺话语权力（利）。只有迂腐之人才会相信正义在我这边，因为真理和事实在我这边，我必胜无疑。实际上，最以为历史规律必然有利于自己的人，最善于去争夺人心，鼓动大众，他们决不会消极等待历史为其开辟道路。作为现代性主流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最具理性色彩和客观中立性，也正因此，它往往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被意识形态专家的鼓动、煽情所击败。不要以为自由主义就必然胜利，不要企图去等待人们认识到自由主义的价值，如果自由主义者不去战斗，它完全有可能在地球上消失。自由主义所坚持的价值与其他意识形态所坚持的价值处于竞争中，坚持自由就意味着损害平等，坚持个人主义就意味着损害共同体的优越性，坚持对人权的尊重就意味着妨碍国家利益的追求，因此，社会主义的左派们和民族主义的右派们是决不会在价值竞争中服从什么理性的，在此，理性起不了作用，起作用的是情感制胜。没有对自由的热爱、向往和追求，就不会有自由。自由是一种价值，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价值，若没有一种情感注入其中，我们就不会去珍惜她，捍卫她。只有热爱，才会给我们以动力，甚至不惜以生命和爱情的代价去换取她。
情感可以为恶张目，也可以为善讴歌；可以为非正义煽动，也可以为正义唱赞歌。这不是在鼓吹道德相对主义，而是在告诉一个严峻的事实：你不去诉诸情感，你就有可能失败。但是，话说回来，这种情感的作用也仅限于为道德增添光彩，而不是产生道德。道德本身的根据和来源是什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谈的是价值支持和道德建设，而不是道德的本质，后者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价值倾向与道德本身未必是一回事，价值倾向一定包含情感，没有情感的倾向（inclination）是一个矛盾。只要具有情感，就会具有价值倾向，因此，价值倾向总是会有的，价值倾向与事实认识的区分只是一个抽象，两者实际上不可分离，混合在一起。但不排除有人从小就被环境和教育塑造成麻木、漠然的性格，只追求事实认识，而缺乏价值投入，没有生气，没有激情，没有血性，少有感受性和良知判断力。这种性格对于科学家是可贵的，但对于社会、文化和政治中生活的成员，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专制社会下的人们往往具有此种性格，他们被塑造得不形成自己的价值倾向，而是由他人给于灌输定向的价值观念，其被动性自然会演绎出一种民族集体的麻木、漠然性格。在我们今天中国，人们被引导到功利追求上，有着过分的经济投入和热情，却堵住了社会、文化尤其政治上的投入和热情。这个时代塑造出来的中国人，其性格和价值观是扭曲的、不健全的、甚至畸形的，它将长远的影响中国人的素质和中国未来的走向。科学（对事实的认识）、技术（功利之手段的发达）本身对人们形成健全的、丰富多彩的、投入参与的价值观念不会有多少帮助，而我们今天又过分相信科学和技术，相信技术官僚们的智慧。殊不知，如果我们不能激发和调动国民全面参与和投入的热情，这个国家所增加的也只是作为生活数量的财富，而不是作为生活质量的价值。
我们这个时代有着太发达的工具理性，而缺乏发达的价值理性。但是，韦伯认为，价值或目的本来就不存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而只存在一元和多元的问题。从传统走向现代，所发生的不是价值从理性向非理性的转换，而是价值从一元向多元（所谓"诸神竟争"）的转换。目的价值无论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还是黑格尔那里，都是非理性的，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价值的非理性化，而是工具的理性化。这使价值（目的）的实现变的极有效率，包含使恶价值和不正义价值的实现变的极有效率，因此，现代性社会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但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是（也不能）使价值理性化，而是去为正义价值而战斗。但是，这不等于我为非理性辩护，正义道德必须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我强调的是，正义道德必须靠诉诸情感（正义感）来加以维护和捍卫，否则，我们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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