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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
人性中的“恶”，是从哪里来的？古代中国的哲人荀子和西方的基督教学说，都认为是人生而带来的。或谓之“原罪”，或谓之“天生”。窥二说之归宿，大都认为只要通过认识和悔过，人是可以为“善”的。
不久前，被称为巴尔干“铁娘子”的前波黑塞族总统普拉夫希奇，终于在海牙法庭承认，在对波黑穆斯林以及克罗地亚人实施的暴行方面，自己是有罪的。她说：“我现在已经相信并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的受害者，而这些活动是在塞族人声称拥有的土地上进行的。我要对所造成的痛苦负责，这种负疚感将会永远伴随着
我。”今年72岁的普拉夫希奇承认，自己对造成大约20万波黑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死亡一事负有责任。据称，这是国际道义和公正的原则，在波黑塞族高层官员中实现的“零的突破”。尽管她由此可能被判“终身监禁”，但她也由此踏上了“善”的归途。
令我惊奇的是，这位对二十世纪90年代困扰世界的“种族清洗”承担责任的人，竟是一位女性，一位可能已经具有“祖母”或“外祖母”身份、应该用“慈祥”做为副词的“老太太”。可见人性的善恶，原不是按性别分配的。她和她的民族所在的地域位置，正好处于民族学上的“百慕大三角”地带，即东欧的中间地带。据称，这里少有出于文化习性的民族和解
与容让的历史记载，民族之间的“彼此相互蹂躏”是大家的共同特征也是他们共处的“产物”。在那里，斗争是“惨烈而不可调和”的，结果往往是民族仇恨的巴尔干化，“直到一方多少是成功地彻底消灭了对方为止”。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学派的最后传人弗雷德里奇．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一书中，正是这样说的。
作为一个一生著述丰厚，即使在纳粹时代也仍然坚持着“史学良心”、没有停止自己的声音的学者，梅尼克的压卷之作，竟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可见上个世纪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那个世界性的灾难，至今仍象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在本民族并不需要为之承担责任和忏悔的成员的心头。他说，是的，经由第三帝国，作为他的母亲的民族经历了前所未
有的崛起、强盛和国家意志的舒张，但是，它却迷失了自己引以为骄傲、也令世界尊敬的、由歌德时代建立起来的“自由传统”——一种“享有着广泛程度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传统。这一事件，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6年所说：
“在近代这个火烧巫人的时代，freedom of thought〔思想自由〕已经从原来曾经是它的故乡的许多国度里被驱逐出境了，哈佛的和美国的职责就是要高举freedom of thought（思想自由）的旗帜。”——罗斯福在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上的这句名言，成了现代美国履践开国元勋们精神的一面高扬的旗帜，为战后世界的重建指明了方向。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德国民族与自己的历史的“断裂”呢？梅尼克认为，其一是那种“外向型”的、或称“斗争的”民族主义入侵；其二是“技术主义”的膨胀；其三是国家权力意志的扩张。三者合一，导致了和平的、人性的、自由的传统价值感的失落。
关于第一点，如上所述，梅尼克认为，它本不是西方民族的传统，而是其“边疆”的传统。他说：“有一种和平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斗争的民族性，有一种属于纯粹内心文化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政治策略的民族性，无论那是防卫性的自保，还是进攻性的权力扩张；一种是真正德国内部的民族性而另一种则是边疆的民族性；———种是真诚浪漫主义的民族性，另一种民族性则是浪漫主义的斗争武器，因而很容易成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而很容易成为不真诚的，正如我们在希特勒主义那里所看到的那样。那种德国内部的、爱好和平的、有文化教养的民族性，最初是赫尔德（德国思想家）所教导的，后来又由雅各布•格林（德国语言学家、童话作家）以一种最真诚的浪漫主义和一种极美妙的诗情给我们做出了典 范。”
在那种“斗争的”民族主义那里，是没有“公正”可言的。民族主义被推到顶峰，就像宗派主义一样会消灭道德的、甚至于逻辑的意识。公正和不公、善和恶、真和假，都失掉了它们的意义；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被人们称之为羞耻的和没有人性的事情，他们却转瞬之间就推荐给自己的人民去向外国那样做。德国哲学家保尔逊在1912年就曾说过：这种“过分
激情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对欧洲一切民族的十分严重的危险；他们正因此而面临着丧失人类价值感的危险。”
显然，在这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伦理特征”已经在孕育之中。
梅尼克总结的第二点，即技术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精神扩张。其前辈思想家早在《普鲁士年鉴》中，就曾预言过希特勒时代的这种“文化特征”，他说：
德国（传统）文化 “是从个人生命之中滋长出来的”。但是，那个“现在真正在到来的新时代，其特征将是技术主义、理性主义和凭粮票配给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一种由内心、而是一种由头脑在无情地加以指导的社会精神。—个以组织为其本质的国家；只能是一个以内心深处的不信任在毫不关心地对待个人生命的国家，它的发展是无法估计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德国民族来说，“并不是一个新时代的破晓，而毋宁说是向一个旧时代的痛苦的告别；它意味着一幕浪漫主义者庄严演奏的终曲”。
近代职业生活的形式，使得德国人的生活被打上了机械性的烙印，生活目标被规格化，而灵魂生活的内在的自发性却式微了。——新到来的，将是一个“头脑”主宰，而 “内心”冷漠的时代！这使我想起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的背景，即是梁启超从一战后的欧洲回国。他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宣布了“科学破产
”、“物质文明破产”。这于当日的中国虽有“半夜鸡叫”之嫌，但他毕竟以思想家的敏锐，也指示了日后的“黎明”。
梅尼克总结的第三点——国家权力意志的扩张，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俾斯麦帝国中权威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入主的人类“生活方式特性”，便是人们开始习惯于以自己的思维服从于上级的意图，在精神上变得不能独立自主。经过纳粹的强化，“担任国家公职的那种考核体制的扩大化。以符合官方规定的目的为基础的合理计算”，取代了被灵魂的全部力量所哺育的那种自由倾向的地位。
以上三点的结合，导致了德国传统的“精神和权力互相和谐一致的那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的“死亡”。这种综合体，原本是“建立在合理的力量和不合理的力量之一种特殊微妙的配备之上的，它们通过一种特别精致而个性化的繁复的交织而彼此相依赖着。”
梅尼克所代表的上述思考，是典型的德国式的。排除那 “希特勒的边疆主义”特性尚待取得人种和思想渊源方面的“证据”外，它对本民族的精神要素及其文化模式演变的描述，不能不说是分寸感极强的、精确无比的、刻画入微的！从“增益社会”的角度看，这种社会历史的分析，远比那些关于“善”和“恶”的哲学与神学的论述，要有价值得多。但是，梅尼克所说的“恶”，就其形成与发生原因来说，同发生在波黑种族之间的那类冲突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们之间因为地域与民族的联系或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可以明确加以界定的是：前者属于“文明—现代化”之“恶”，后者属于“野蛮—蒙昧”之“恶”。显然，消灭了野蛮与蒙昧之“恶”，未必能够成功地不免文明与现代化之“恶”。而避免文明与现代化之“恶”，也不能靠回到野蛮与蒙昧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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