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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佛教文化溯源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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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立
“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流传颇久的民谚一语道出了佛教文化在地理分布上的特色。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天下名山寺占多”，唯有如此，方能真正体现山寺庙在时空上的不变与名山的不变之相依关系。中国佛教名山遍布全国各地，哪里的山林清幽寂静，那里就有僧踪佛影；哪里的山岳超尘脱俗，那里就有晨钟暮鼓。宋人赵抃在其《次韵范师道龙图三首》诗中吟道：“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风景属僧家。”佛教名山，不仅是山岳风景资源富集之地，并且亦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积淀之土壤。
中国的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其流传之初即与山林有不解之缘。如佛教主张避世苦行、清静思索；佛经将充满物欲诱惑的尘世作为恶的象征和一切苦难的根源，而将远离尘世、纯净无染的自然山林比拟为善以及离污去垢的净土。佛祖释迦牟尼就曾于山林中修行，在鹫峰灵山说法，在菩提树下涅槃成正果。印度地理上多山，因此一些僧侣修行时住在山岩石窟里。而印度石窟寺较为发达，有日本学者分析其原因有五：一、继续人间穴居古风之意；二、印度暑期悠长，岩窟冬温夏凉，最适宜静居；三、山林闲寂，足远纷蔽；四、因山凿岩，较以石岩砖建立寺院，价值低廉，而雕凿容易；五，比较坚牢，印度阿旃陀石窟群和埃罗拉石窟群即是集雕塑、绘画等佛教艺术的宝库，后者窟群长约两公里，堪称佛教文化在山岳名胜中的奇迹。故佛徒以山林为家修禅、树志立业，在印度蔚然成风。公元前三世纪，印度佛教开始分化出许多部派，其中多以所居山林为名。如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雪山部、密林山部等等。因此，从印度佛教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来看，佛教与山林的关系不仅渗透在教义、教理之中，而且浸润于佛徒的日常生活与宗教实践活动之中。
东汉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生存与发展，就势必要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佛教文化与山岳风景之关系，因摄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而更加丰富了它的内涵。例如，汉魏时期佛教与道教思想融合，佛与黄老、神仙方术并列，深化了佛教文化中对自然和山岳崇拜的观念。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其虽以战国邹衍阴阳五行学说与两汉黄老之学为理论基础，但是思想文化渊源却可追溯到上古神仙信仰和自然崇拜。神仙信仰与山岳崇拜及其自然属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云：“鬼神谓山川之神也，能兴云致雨，润养万物。”高山经常云雾缭绕，又险峻雄伟，因而令古人神秘恐惧。故山岳所代表的伟大自然力，使古人顶礼膜拜，并产生神化的观念。所以古代神仙传说的主要两个系统，即《山海经》所描绘“百神之所在”的昆仑山神仙世界和《史记•封禅书》所载传说中的蓬莱仙山，以及先秦帝王将名山大川列入祀典，皆与此有缘。《说文》释：“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也。”神仙传说作为道教信仰之源，故使道教认为得道成仙必须隐进深山“洞天福地”中。而道教思想尊崇老庄，极力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道家清静无为，归真返朴，崇尚自然的处世态度以及恬淡养性、超然物外、清心寡欲的修炼方式，都促使道士远避世俗喧闹，遁隐山林。由此而论，道教对修行环境选择的态度正与东传佛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佛道合流已具共同基础。汉晋佛教在五台山，庐山创建寺院，以及佛教此后对创建基业者以至一宗一派者，均称为“开山祖师”，这都与道教思想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又与社会流行的玄学思想调和，进一步推动佛教寺院的山林化趋势。玄学是儒道合流的思想体系，取义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士大夫阶层由于不断地遭受战乱与政局多变形势打击，使其从消极失望、愤世嫉俗走向玩世不恭。而玄学的一些主张正与佛教趋同，如论有无，析名理，主清静，重自然，强调隐逸超脱以及提倡玄游等。随着玄学风靡一时，不仅在佛教中出现了一批玄学化的名僧，借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名词、概念去比附和解释经义，而且在当时社会名士多为玄学家，他们极力推崇高情远志，追求在自然山水中放浪形骸的名流风范，从而促使了谈玄说隐山水诗、田园诗的出现。这种社会思想文化氛围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对自然山岳原始崇拜的文化基因向高层次发展——即对自然山岳寄托情思的审美与追求。而佛教文化山岳观的成熟，遂又成为“僧占名山”的精神动力。佛教“四大名山”的开辟，以及“八宗祖庭”多发祥于山岳地区，不仅促使佛教寺院山林化成为大势所趋，而且直接导致名山胜地的形成。其实，归根结底而言，“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儒家传统思想，是崇尚自然、走向自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型和深层指向。儒家传统思想对佛教的影响，是佛教汉化与山岳观成熟的基础。
汉唐时期，皇权对神权的控制，也是促使佛教寺院走向山林的又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基因。中国宗教一般都没有象西方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取得国教的崇高地位，皇权一直驾驭着神权，抑佛、灭佛事件屡有发生。故佛教为求一方净士，便需走出封建政治中心的都市，抛开相互倾轧、争名夺利的烦恼灾祸，在偏僻的山林中营建寺院。因此，佛教文化向山岳的发展，不仅仅是佛教神与理想境界的体现，或是对山水自然环境的审美选择，而且也是佛教安身立命之所必需。
古代中国，宗教不仅仅止于哲学和思想观念，因为其还融进了大量的世俗事物。佛教寺院与中国本土文化风水相结合，即为一例。风水以气、阴阳、五行、八封等中国古代解释宇宙和自然的观念为主要理论依据，其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而佛教寺院选址的总原则即为风水“四灵兽”模式。“四灵兽”即班固《白虎通义》载：左青龙（木）、右白虎（金）、前朱雀（火）、后玄武（水）、中央后土（土）。”其主要特点为：“环若列屏，林泉青碧”、“宅幽而势阻，地廊而形藏。”此原则与佛教所追求的静修教义和山岳环境观念一脉相承。凡著名佛寺志中，几乎都有关于佛寺风水的注解。如《虞山兴福寺》卷一曰，虞山“为海隅之镇发脉，自北而西迤逦南迈，其首则邑治在焉，其中支最为深秀，以山形磅礴，环抱灵气所钟也。”又如《慈溪保国寺志》卷一曰，右灵山“推其发脉之祖，乃从四明大山而下，至陆家埠过江百余里凸而为石柱山，为慈邑之祖山，转南折东崔嵬而特立者，贸山之顶也，顶之下起三台，若隐若伏，越百丈为寺基……又名八面山，堪舆家谓是山乃西来之结脉处。”佛教建筑很少立于山顶之上，因为这与风水术认为“气”不在山之位置最高处相聚有关。在风水观念中，认为门向必须对着“气口，”“气口”是寺院“聚气迎神”之处。而气口即指的是寺院前方群山的开口处或低凹处。为此寺院往往通过门向的偏转使门与山口相对，如安徽九华山古拜经台寺，背倚天台峰，左有鹰峰，右有金龟峰，前对观音峰，四面环山，仅在观音峰与金龟峰之间有一狭窄谷口。因地势所制，该寺的平面狭长且朝向无法正对谷口，但为聚气迎神，仍将寺门偏斜朝向这一谷口。又如九华山后山六庙田广安禅院的大雄宝殿入口，亦作偏转，以遥对远处的低凹山恋，即气口。这种转换门向的作法，无疑为众山所围的僧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赏景的立足点。不仅从这种开敞中得到无穷的启示，而且也使建筑、自然与人协调起来。
综上所述，佛教汉化后将自然山林作为寺院建筑不可分割的外部氛围和立业基址，不仅开创了中国山林型佛教园林的楷模，而且也显示了中国佛教精神在宗教建筑与自然环境空间交融中的一种外化。同时，这也是以佛教建筑与文化氛围为构景中心的山岳风景名胜区形成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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