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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在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科学与文学的现代性之间存有相当密切的知识性、思想性和创造性联系。
尽管中国社会与西方科学的接触可以远溯至17世纪，但真正的现代科学引进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及思想影响，还是19世纪以来的被动努力。当维新运动冲击、淡化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精神框架以后，现代科学的知识、概念及其哲学、社会思想，通过严复等人的译介与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开始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系。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往往受到17、18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影响，把统治自然界的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简单化地等同于描述有机秩序并可分析实证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法(natural law)。例如，1907年6月，吴稚晖、李石曾等在巴黎创刊的《新世纪》周刊第一期，发表了《新世纪之革命》指出："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膨胀，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郭颖颐认为："必须在这种对革命一词的不严格解释中，来纵观近代中国极力发展一种新文学和新世界观的努力。"而且，"这些努力有许多名称：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用语)，以及新思潮等等"。但同时郭颖颐又将当时科学的影响概括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今天，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顾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文坛学界，应该怎样认识西方科学的思想影响，和"极力发展一种新文学和新世界观的努力"?到底是科学的知识、方法和价值观念在新文学发展中产生了形象而有益的作用，还是或仅仅是一种"唯科学主义"?这实在需要结合历史的和文学的实践，进一步作出理论辨析。
诚然，科学在20世纪逐步受到严肃的理性考察与批判审视，所谓"双刃剑"的比喻，旨在说明科学价值观的辩证思维方式，与科学发展导致的技术成果及行为，对于人文世界已经或将要产生的正、负双重意义。
1986年《威尼斯宣言》认为：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生存已构成威胁。这虽然有点危言耸听，悖论式地片面强调了主、客观的二元对立，但也确实概括了20世纪以来科学"尊严"的渐趋低落，和人文价值规范对科学理论及其"范式"不断更新的时代觉悟与警惕。尤其是，科学概念自身的内在特殊性和变异性，大大改塑了中世纪以来那种似乎既定的科学化崇尚。先是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哥德尔定理等一些新的理论学说，从哲学认识论的意义上使逻辑的普遍性受到严重影响。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又对经典的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可以说，现、当代科学理论的发展，已经对诸如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乃至矛盾律的普遍性和物质的客观性等，都发生了基础性与原则性的质疑。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到现代逻辑经验论，无不认为理性原则和直觉经验是一切知识体系的唯一思想保障，理性即是逻辑性。否定或证伪其逻辑性，也就实质上动摇、消解了作为求知基础的可靠性与原则性。于是，从科学作为知识体系思想资源的不断发展来看，这直接导致了对西方文化现代性科学基础的反思与批判。恰如卡尔·波普所说"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Karl
Popper，Objective Knowled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261。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不能清楚地分辨技术与科学的界限，人们往往将现代技术霸权及其"泛滥成灾"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归咎于科学本体。一方面是航天技术、电脑技术、"克隆"技术的惊世骇俗，一方面是所谓"现代后现代"文化危机，或者"人文精神失落"，等等。其实，在或一程度上，这不过是一个应该怎样认识和处理科学理性发展与人文价值规范之间关系的问题。
人文价值属于科学理性的核心有机构成，或者说，科学原本就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并非自然而然的产物，在宇宙演化过程中，自然律不可能自发自为地导致科学及其物化应用技术的产生。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精神产品。这主要是由于古希腊"主客二分"的历史语境并受西方基督教信仰激发而决定的。在中国，现代的科学思想和人文概念几乎都要从西学东渐以来的文化传播讲起。现代中国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直接导源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科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既与现代化进程同步，又是它的现代化根基和渊源。然而，这种"科学"和"人"以及"人文"观念的实质，都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与民族文化特点。科学及其现代化在中国，不是可以随时用于任何相关对象的思想标签，考察科学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首先要明确当时"科学"相对于"人文"理念的时代内涵。
二
汉语原有的"人文"观念，特指"礼乐教化"，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等等，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界的先驱们，在引进科学思想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影响，高扬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战旗，作为号召社会、批判封建宗法礼教的武器。由此，产生了特有的"五四"历史语境和众多的思想理论命题。1923年又发生了著名的"科玄论战"，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对科学人生观的理论自觉与空前热烈的社会关注。其后，具有历史象征意味的是，胡适为总结这场论战的文集《科学与人生观》所作的"序"中，形成一段口气坚毅果绝的著名论述，为中国思想界构筑起一个全新的人生观范畴：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 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 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这样，胡适以各门具体的自然学科知识为主，也照顾到社会科学知识，在倡导他崇奉的"人生观"的同时，基本勾勒出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谱系迥然不同的现代思想资源体系"科学"。郭颖颐曾评价说："胡适认为这种人生观是建筑在300年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假设"，"胡适和吴稚晖能利用科学的流行、成功来建立一套有意义的哲学"，在当时"探索一套有意义框架的批判年代里，这对大多数新老进步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吸引�"。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事实上，当年论战双方思想深处也正是在科学知识与理论这个核心焦点，存在着蕴涵切实的紧密联系。例如双方的代表人物张君劢、丁文江等，都把W·斯坦利·杰方思(Wstanley。Jevons)的《科学的原则》一书作为理解科学方法的权威，来引用以印证自己的观点。尽管这有些机械的简单化倾向，但确实能够说明在基本的思想立场上，当时中国的学界文坛已普遍接受了近、现代知识体系作为思想资源渐居中心位置的时代转移。所谓科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思想起点和社会文化基础来看，应该说不过是这种科学知识(胡适称作"科学常识"，周作人称作"智识"等等)的时代作用，是一种20世纪科学文化传播现象的必然反映。三回顾几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论是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约，乃至近年来种种类似后现代主义"新潮"的乍起骤落、冷热消长，都可以看作是不同时代社会文化信息的流布和传播。"春山磷磷春鸟鸣，其间不可无我音"。科学知识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应该在信息传播领域呈现其特有的时代风姿与丰富形态。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他那本畅销的《世界100名人排行榜》中，充分重视科学及其知识传播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他把英国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排列在亚历山大(ALexander前356-前323)或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等帝王、总统之前。迈克尔·H·哈特认为：政治军事活动固然波澜壮阔，触目惊心，并直接导致了各民族历史命运和国家朝代的兴盛衰亡，以至于"撼天地而泣鬼神"。但从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来看，不仅在亚历山大前后1000年间没什么巨大改变，就是公元前后的连续3000年里的变化也微乎其微!仅仅是最近的500年来，伴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改进与传播、普及，人类的日常生活、生存方式、社会联系及活动形式等等，才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服饰饮食到思想意识，从政治、宗教崇尚到价值、文艺观念，几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所有一切社会现实都发生或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变化。
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理论命题也潜在地指示着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由这两者共同决定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乃至思想方法和思维形式等等，都要在不同的层面和范围内，受到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制约与影响。科技知识的地位与传播，不仅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物质文明发展，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科学技术的力量与作用，与其说取决于自身的价值，勿宁说取决于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在多大的范围和层面上被了解被接受而得到认同应用。这是科学技术影响、作用于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的主要方式和关键所在。或者说，科学技术需要依靠知识的传�"增值"，并保持其自身的延续、发展；没有传播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技价值，谈不上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和贡献。所以，相对而言，我们有理由更加重视这种科技知识传播，重视在物质文明范畴以外，科技知识传播影响、作用于社会精神、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等各个层面的表现方式尤其是那些历史的或美学的认识价值。
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在以往的理论探讨中，有很长一个时期被绝对地对立起来，并且往往以所谓"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差异作为进入这一命题的逻辑起点。其实，文艺与科技密不可分，尤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更是这样。从传媒手段、传播途径、接受方式及美感趣味等许多方面来看，人类自本世纪初电影艺术迅速兴盛开始，文艺"构成"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与现代科技乃至高科技知识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一部现代文艺史处处都闪射着科技知识与传播的珠光宝气。当今，许多杰作是文艺的又是科技的，比如《侏罗纪公园》，等等。
四
由于科学本身独具光彩的文化辐射力，古代科技知识反映在中国文学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含英咀华而源远流长。《山海经》、《尔雅》、《庄子》、《墨经》、《禹贡》、《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古籍经典，都记载了很多具有科技史价值的资料。从理论科学的起源来看，这正反映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页。《诗经》里的"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等吟咏，则直接描绘了奴隶社会大规模的集体生产活动，也是当时农业科技水平的形象记录。更为典型的是屈原《天问》篇里�"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还有："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认为：在第一段中，屈原推理道：假定天空的形状是半球，若地是平的，天地交接处必将充满奇怪的边边角角。什么能够放在哪里?它又属于什么?宇宙这种非解析的几何形状太不合理，因而不可能存在。因此，地和天必不能互相交接。两者必须都是圆的，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当然其间没有蛋白)，各自都能独立地转动。
在第二段中，屈原推测，地的形状可能偏离完美的球形。东西为经，南北为纬。屈原问道，哪个方向更长?换句话说，赤道圆周比赤经圆周更长还是更短?然后，他又问道，如果沿赤道椭圆弧运动，它又应当有多长?
我们知道地球的赤道半径略长于极半径约21公里。所以，李政道教授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屈原，在推论出'地'必须是圆的之后，甚至还能继续想象出'地'是扁的椭球的可能性，堪称一个奇迹。这一几何、分析和对称性的绝妙运用，深刻地体现出了艺术与科学的统一。"他甚至断定《天问》"这篇以气势磅礴的诗句写成的文章，完全可能是基于几何学分析、应用了精确推理的最早的宇宙学论文之一"。
李政道：《艺术和科学》，载《科学》1997年总第49卷第1期，第6页。
也许，东汉的张衡才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位集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历史伟人。他不仅创作了著名的传统大赋《二京赋》和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的第一首独立的完整七言诗《四愁诗》，还被列为东汉的六大名画家之一。尤其在《灵宪》、《浑天仪图注》等名著中，他倡导"浑天说"，表达宇宙无限的观念，系统地总结了前人关于宇宙生成及演化的科学思想，是我国乃至世界天文学理论建设的伟大先驱。更为可贵的是，他实测了日、月的视直径为730度(约等于05度)，与现代测值十分接近。公元132年，张衡首创世界第一架地震测量仪器地动仪，并于公元138年成功地记录了发生在今甘肃境内的一次强地震。在地理学方面，张衡绘制过一幅地形图，曾流传数百年。在数学方面，他研究圆周率取π值=≈3162，这在当时已十分先进。总之，张衡的科学实践已不再满足于先秦时代文人学者们的思辨幻想，他把屈原《天问》中表现出的那种大胆怀疑的古朴科学精神，与天文学理论以及今天称作"地球物理"的实用科学等等相结合，创造了堪与他的诗、赋、画相媲美的光辉业绩。同时代的《汉书》(班固)和《论衡》(王充)也都是具有文学史与科技史双重价值的名著，开创了"疆域地理志"的地理学著作体制，表现出作者当时渊博的科技知识，起到了冲破封建神学思想迷信，唤起理性精神复苏的重大时代作用。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柳宗元、刘禹锡的《天说》、《天论》、《天对》，形成了文学性很强的记述体科学散文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标志着文学与科学思想结合创新的不断发展。唐代，杜甫写于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春的《曲江二首》中有"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的句子，在李政道教授看来，"这一非凡的诗句，道出了一个科学家工作的真正精神"，他认为"不可能找出比'细'和'推'更恰当的字眼，来刻画对物理的探索"了。
李政道：《艺术和科学》，载《科学》1997年总第49卷第1期，第6页。
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是我国笔记文学的杰出名作，有多于三分之一的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物理、化学、医药及动植物等科技领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科技史著作。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过张载、王安石等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沈括等科学家的思想观点，在自然观等问题上提出"格物致知"，成为后来萌发近、现代"科学"概念的思想基础。与这些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的学者不同，明末的徐霞客和宋应星都是博学广见的科学家，也是献身科技知识传播的伟大先驱。但《徐霞客游记》的文学成就史有定评；宋应星除《天工开物》外，还著有《画音归正》、《思怜诗》等多种文艺创作只是不太为世人所知罢了。值得注意的是徐朔方教授的一项专门研究，认为"汤显祖足以代表中国当时的科学文化水平并不亚于利玛窦之于欧洲"。汤显祖不仅是杰出的戏曲作家、诗文家，也是精通天文历算科学知识的官吏，他"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二岁，先后在南京担任太常博士和礼部祠祭司主事"，而"天文历算正是祠祭司的主管业务之"。徐朔方教授的研究表明："存在于汤显祖和利玛窦之间的科学技术上的差距，正是当时我国由先进而变为落后的生动例证"。
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89页。
可见，文学与科学不仅从未"绝缘"，而且代有名家。科技知识与科学思想的光辉不断地透过文学史册，闪现其独有的卓越风采和魅力。明、清以降，随着西方近、现代科学及教育的传入，科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和对文学创作的渗透，更加深入而显著了。
五
以"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而著称的英国自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5)曾作过更为重要的阐述："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在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非常重视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传播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恩格斯就高度评价《天体运行论》的出版传播，指出"自然科学用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步路德焚烧教谕后尘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认为"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印刷机械技术为基础的近代出版事业。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这里，从天文革命影响社会革命的科学思想根源，到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媒介，为我们深入认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科技知识与传播的内容、形态和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文学(艺)尽管只是近、现代科技传播的一种形式，但其中内涵的科学观念、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方法、立场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等等，都是必须认真考究的。这样，才能保持跨学科研究中的学术规范一致性。
科学，作为名词概念具有显著的整体性和过程性。英文science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意义就是指涉领域相当广阔的系统知识和类知识。尽管science的现代用法往往只包括其中的某些部分。到了17世纪，随着"自然科学"(早先称为natural
philosophy)的威望日益增强，science的形容词形式scientic(意为创造知识的)便取代了sciential或scientific以及其他异体词汇。当时，公认science即科学是指创造知识而不是知识本身；于是科学时常与"研究"相等同，意味着一种"过程"的存在而不是静态的学说。正是科学概念的整体性，使我们可以把捉它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普遍联系；正是科学概念的过程性，又给予我们充分的依据，来考察它在不同时空和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不同涵义、流变、功效和历史作用。
现代汉语中的"科学"一词，直接来自日本明治时期的官僚学者、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他早在1874年于《明六杂志》上率先将science译为"科学"。此后，随着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翻译著述，"科学"一词在中国逐渐取代"格致"而普及。但是，这一时期的科学涵义多受日本如西周认识的影响，倾向于强调观察和实证的经验主义及其知识观与方法论。
西方"Science"来到中国，由"赛因斯"的音译而成为东方话语中的"赛先生"，实质上完成了一种由"能指"代替"所指"的意蕴转换。"Science"被称为"先生"，其中文意义首先凸出的是一种价值期待和人文精神。因为中文"先生"的基本定义是"老师"，并潜含着"师道尊严"、"劳心者治人"式的权威与神圣。"先生"的另一中文定义是对成年男性的敬佩尊称，这又恰恰透露出"男尊女卑"或"一家之主"、"大丈夫"式的自重与自信。本来"Science"一词的原始定义不过展示了知识层面的统一性和终极追寻，来到中国却迅速被人文化而充满了鲜明浓重的价值观色彩。科技传播作用于意识形态领域，西�"科学"的精神实质和思想感召力，往往就是这样被遮蔽而淡化、消散开去；又在中国传统文化惰性的浸润下，由社会热点和时代思潮所改塑，从而呈现出具体独特的历史个性。
1915年1月创刊的《科学》杂志和同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确立，也是五四文坛"赛先生"的思想先声。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里说，"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诚得其方法，则所见之事实无非科学者"。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载《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出版。显然，他突出强调科学方法能够超越自然客观物质现象，从理性层次上把握"科学之本质"。陈独秀在著名的《敬告青年》中讲："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出版。
这里表现了主、客观的统一，也强调了"理性"的重要。这种"理性"在陈独秀看来应该与"科学"、"实证"、"实利"、"常识"等概念相联系；同时又作为经验知识，直接针对并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愚昧盲从等思想意识：
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勉乎哉!陈独秀：《敬告青年》。
陈独秀的这种"科学观"，显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色彩。而且，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孔德(AComte)的实验哲学和穆勒(JSMill)的"功利主义"，与柏格森(HLBergson)的生命哲学相提并论，表明他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还相当浮浅。但是，科学"这一字眼在英语中已被限制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因而暗示着一种在自然科学才有的方法上和权利上的竞�"。
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韦勒克的这一"科学"定义为我们研究科技知识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早在1920年就明确界定了他的"科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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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凡用自然科
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载《新青年》第7卷第5号。
这里，依然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强调自然科学。总起来看陈独秀的"科学"概念，包括两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自然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宇宙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以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宰，然据天文家之研究，诸星之相毁，相维，相拒，皆有一定之因果法则"。所以人类与自然界等等都有其客观规律，"一无逃于科学的法则"。
陈独秀：《科学与神圣》，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0～551页。二是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早在1916年他介绍俄国生物学家梅特尼廓甫与热力学定律倡导者阿斯特瓦尔特时，就肯定了科学的"归纳"与"演绎"；
陈独秀：《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
1917年的《答叶挺》中，陈独秀确信科学所显示的进化潜能可以有效地解决一切"宇宙之谜"；陈独秀：《答叶挺》，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到1923年的"科玄论争"中，他针对有关问题，明确具体地解释了"科学的观察、分类说明等方法"。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载《新青年》第2期。192年发生在不以创作为主的部分知识分子中间"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主要是争辩应当树立什么样的信仰观念，用科学还是形而上学来指导社会与人生。当时的知识界认为身心、社会、国家和历史确有可测可定的因果律存在，从而能够用以反省历史预料将来。他们批评�"玄学鬼"们的错误，肯定科学的理性人生观才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实际与理想。这种认识方法和思想态度得到了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先驱的支持认同，但对于新文学创作来说，很难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显然，当传统文化的价值破毁之后，需要重新建构宇宙、人生和社会的理性秩序及相互关系，并赋予它们以价值意义。陈独秀"科学"概念就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信仰式的思想归趋而成为他的新教"六义"之一。在《克林德碑》中，他指出："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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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在《宪法与孔教》中，陈独秀除了提出他的民主政治原则外，还提出了"科学"的原则："增进自然界之知识，为今日益世觉民之正轨"，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载《新青年》第2卷第3号。再次显示了"赛先生"的自然科学本色。但是陈独秀与新文学作家并非真正地关注或致力于自然科学，他们作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想启蒙者和新文化传播者，倡导、表现"赛先生"的目的，是应用"科学"作为有效的思想武器，批判传统伦理道德和信仰，来建立合理的人生原则、社会秩序，从而改造中国政治文化，更新民族道德精神。作为《新青年》的主编、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陈独秀主要衡量、注重的�"科学"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时代所急需的革命思想动力。他同"五四"作家实际上是以思想先知者的社会角色，去推进一种普泛化的群众性运动，用"科学"去召唤、征询西方当时比较先进的价值观，来惊醒迷陷于传统世界观中的国民同胞。这一点，对于理解并把"赛先生"的自然科学规定性与时代内涵特殊性至关重要，也是"赛先生"作用于"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各个层面的最关键的思想原创力。
六
固然，胡适曾认为陈独秀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时，"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载耿云志编《胡适研究资料》，第268页。
这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不同，另一方面还在于五四时期的胡适颇以科学家自居，由此导致了他"科学"概念几乎等同于"方法论"的概念：一切体现出实证、归纳、实验等近代科学方法特征的研究都被他视为"科学"参见《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当时他认为：
近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的懂得假设和证验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渐渐明白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互相为用的，忽而归纳，
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的事实，
都是不可少的。
胡适：《胡适文存》，第2集第2卷，第206页。
胡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但他自觉地遵循、追求科学的思想方法并加以引申，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和自己的研究工作之中，还一再宣布："我的唯一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
胡适：《胡适文存·自序》，《胡适文存三集·自序》事实上，胡适确实把"整理国故"等工作看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他以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法则为基本目的，甚至把他的新诗创作也当作是一种科学实验《尝试集》的题名就直接来自他的"实验主义"的文学观。
③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4页、23页。他说，"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③
以废文言倡白话为先导的"五四"新文学科学"意识的内在动因。1915年，留学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成立了"文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胡适任"文学股的委员"。他与赵元任商讨"中国文字的问题"，并专门写了《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万言长文，刊登在《科学》杂志上。这说明从那时起，把文学及语言也作为一�"科学"来研究，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已属时代的共识。1918年底，新文学革命获得初步进展，蔡元培主持创刊了《北京大学学刊》，并在《发刊词》中明确其"要点"是"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如："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
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
②蔡元培：《答林琴南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69页、166页。
1919年，他在著名的《答林琴南书》中再次强调了"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②这充分说明蔡元培对科学、哲学和文学三者关系的理解相当深刻，对科学及科学方法也是同样尊崇的。"五四"新文学革命导源并能够深入发展于北京大学，绝非偶然。1922年8月，梁启超在中国科学社年会的讲演中对科学与科学精神作了一个"最广义解释"："有系统的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还具体说明"有系统的真智识"就是"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统的知�"。所谓"系统有二，一竖，一横。横的系统，即指事物的普遍性"；"竖的系统，指事物的因果律"。显然，这种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方法论认识有很大局限性，但梁启超联系"东西文化"，在批评中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太呆了，太窄了"因而成为"非科学的国民"的同时，又肯定了"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并呼唤它"再放异彩"!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载1922年8月24日至25日《晨报副镌》。
透过特定的时代氛围，总括任鸿隽、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与梁启超等人的"科学"概念及其实用意义，不难发现："赛先生"在"五四"时代的丰富内涵，主要以自然科学的系统知识为基础，首先指的是这种科学的理论学说、定律法则等，同时也涉及到近、现代物质文明中的科学技术。"赛先生"还标举科学的方法论并带有普遍性意义，不仅针对自然界，还加以延伸而适用于人文学科等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一种立场、态度和所谓"科学的精神"，具有批判性的或建设性的文化功利价值。
正是由于"赛先生"的这种文化功利价值，在改造中国社会政治、更新民族道德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高潮中，使得科学崇尚与科技意识深入人心。据统计，当时以"科学"命名的杂志多达70余种，倡言"科学"以为宗旨的大小刊物更有百余种。
参见台湾《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第256页。如《曙光》月刊"发愿根据科学的研究，良心的主张，唤醒国人彻底的觉悟"，明确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
④ ⑤参见《五四期刊介绍》(第1集)下册，第407页、396页、239页、403页。
著名的《新潮》杂志则主张"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而"为未来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
③1917年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也确定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④到1920年元旦，该会发行的《少年世界》进一步强调"科学"的时代价值，认为要"本科学的精"去"草一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案"，⑤等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科学"思想及其文化传播，直接孕育并参与引发了中国现代"新文学革命"从主题内容到语言意象，从创作方法到形象系列，从文学观念到思想形式等等，无不或隐或显地受到医学、生物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等近、现代科学的强大影响。"赛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灵魂之一，也决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应有其具体、形象的血肉符合现代中国文学自身结构与发展特点的有机体。
因此，"赛先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只有联系时代思潮和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才能准确地理解"五四"先驱赋予它的真正价值。1919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严正指出：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里援引这段话"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更突出了"赛先生"与"旧文学"的对立。
这里，不仅明确指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作为思想联盟的紧密关系，更突出地强调了科学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揭示了"赛先生"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重要思想意义，及其独特的历史地位。30年代，郑伯奇注意到"《新青年》诸君子所提倡的""欢迎赛先生和德先生"，"要用自己讲的话来写自己的文学"，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也同样是着眼于"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关联。那么，回顾20世纪初叶开始的这场中国文学的现代革命，"赛先�"的思想影响和科技知识的文化渗透、辐射作用，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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