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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口语化""传播科学"的革命先驱高士其现象初探
90年代初，冰心老人为《高士其全集》作序，写道："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高士其就是全心全力地把科学知识用比喻、拟人等等方法，写出深入浅出、充满了趣味的故事，就像色、香、味俱佳的食品一样，得到了他所热爱的儿童们的热烈欢迎。《高士其全集1》，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页。
这里，除了"儿童文学"的单一视点稍有局限以外，冰心老人的目光是具有精神统摄力、人生概括力和历史洞察力的。她的"序"，突出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提示我们在新的时代去正确地认识、评价高士其和他的科普创作。从文化现象学与科技传播的历史发展来看，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高士其现象"的思想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高士其是一座现代文明建设的精神"立交桥"。如果说冰心老人的目光内蕴着某种历史性追寻的文化"命题"，那么，研究"高士其现象"的不同角度和思路都可以在这座"立交桥"上融会、聚集。首先，高士其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以优异成绩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官费保送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他说："当时，我是怀着'科学救国'的善良愿望去学习的。"《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01页，第129页。本来他的专业是化学，但考研究生的时候，又放弃化学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专攻细菌学。关于其中的原因，他在晚年的自我回顾《传播科学我一生的追求》中说：
这是由于我当时感到中国人预防和抵御疾病的能力太差。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都是死于疾病，因此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病菌的可恶，我渴望通过我的研究，能够掌握征服人类的"小魔王" 病菌的方法，以解救我的千千万万的同胞。
显而易见，这与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的鲁迅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在20年代末的一次实验事故中，高士其不幸失去了正常人的健康。"
1928年高士其在实验室工作时，因培养脑炎病毒的瓶子突然爆裂，病毒使他受到感染并很快侵入脑部，导致神经失聪。
由此，高士其堪称吴运铎、保尔·柯察金式的残疾英雄。他以23岁的青春年华开始和病魔搏斗，30年代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不满于国民党统治的社会腐败愤而辞职，经过左翼文化界的启导、帮助，走上了科普创作道路。半个多世纪来，他历尽艰辛，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尽管几乎丧失了一切正常的生活能力，但在病床和轮椅上，他仍然创作了140多万字的科普文艺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高士其的不懈追求与坚强毅力甚至也会令我们想起鲁迅。外国医生评价说，鲁迅不愧是典型的中国人，同样的病如果发生在欧洲人身上，恐怕五年前就死去了。
高士其还是中国现代科技专家中第一批投身革命的杰出人士。1937年底，他投奔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亲切关怀和特殊优待。在延安，高士其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他从一个追求时代光明的科普作家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他的命运就紧紧地与党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然而，贯穿高士其一生的精神主旋律，诚如他自己所言，是"传播科学"。早在"五�"时期，他目睹内忧外患和政治腐败，积极参加写标语、散传单和示威游行等学生活动，从此，"科学救国"的理想就在他心中牢牢扎下了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细菌系实验室里，为了科学研究工作，他曾吞食"减毒食物毒细菌"
.Aertry ke ，来进行自身传染的实验，然后详细记录种种自我感受，表现出大无畏的科学献身精神。甚至在感染上脑炎病毒，面临瘫痪以后，他仍然以坚强的毅力战胜病患痛苦，完成了博士学业，并参加美国化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继续坚持科学研究。对科学的热爱，还使他远涉重洋，经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抱病欧游，实地考察了德国、法国、捷克、比利时，又经埃及、锡兰、印度、越南、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回国。
当他失去职业，贫病交加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他所钟爱的科学事业，翻译了《世界卫生事业的趋势》和《苏联医学概况》，刊登在当时的《医学评论》上。1932年，高士其和陶行知、董纯才等人创设"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写了《儿童卫生课本》，还为国立编译馆译著了《化学文献》等。这些工作不仅是儿童科普事业的重要成果，还应该视为我国现代科技传播史上的宝贵贡献。从193 年开始，高士其几乎以每周平均两篇的速度创作科普文艺，还翻译了《细菌学发展史》，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1936年，他在《中学生》上连载发表了科普名作《菌儿自传》。到1937年他共出版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细菌的大菜馆》和《抗战与防疫》等四本科学文艺作品集，还为《大众科学》等报刊撰写了不少文章。抗战爆发后，他给通俗杂志《大家看》创作了《防毒面具》。到延安后，又写了《国防科学在陕北》，发表于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周刊》。为了献身革命，参与火热的现实生活，高士其把自己的科学小品集分别送给毛泽东、伍修权等革命领导人，被誉为延安的"红色科学家"。他听毛泽东讲过自然辩证法，并在陕北公学和董纯才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国防科学社"，"其宗旨是防空、防毒、普及国防科学知识"。同时，高士其还参与组织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和边区的"新哲学会"，不止一次地开会座谈，轮流阅读当时"仅有的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逐字逐段地讨论"。参见《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37～138页。
在延安，高士其尽管积极追求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但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本色。作为陕北公学的教员，他勉力尽到自己的职责，除了认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以外，在陕北公学医务所疗养时，他还和医生、护士组织了一�"革命医学座谈会，提出十条标准"。直到晚年，高士其还记得：其中最主要的有：医学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农民、为孩子们服务；要讲医德，这就是人道主义的革命精神；要以预防为主；要讲科学，用科学；要注意老年人的保健；要消灭传染病；要使盲、哑、聋、残，各得其所；要做到人人健康。"参见《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37～138页。
这真是一个体现了革命根据地政治要求的科学卫生纲领，后来甚至"还举行一次细菌学讨论会"。不难想像，当时已病瘫失步，靠"红小鬼"照顾才能行动的高士其，为"传播科学"进行了多么艰苦而又认真的努力。40年代初，高士其在香港治病时，写了《自然辩证法大纲》和《什么是自然古典哲学》。1943年受聘出任过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他还潜心于数学和汉语拼音的研究，写出《奇妙的数》、《科学八卦》和《科学字母》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专著，为"传播科学"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40年代后期，高士其创作了大量政治抒情诗文与独具一格的"科学诗"，如《我的原子也爆炸》、《电子》、《天的进行曲》、《劳动人民的生理学 民主的纤毛细胞》、《新科学与新民主》等等，还翻译了《苏联细菌学家米其尼可夫》等。1947年，他在苏州研究数学。建国后，仅"文革"前的17年间，他就创作了7万字的科普文艺作品。
高士其的一生，是以科普创作与科技传播为灵魂的一生。学习科学，研究科学并且"传播科学"在他的宝贵青春和漫长病残生涯里，超越了时代、地域、民族、政治及文化差异。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志趣、爱好的选择，实际上反映20世纪中华民族命运的迫切需要，也间接地表现了科学以及近、现代科技文化的精神感召力所赋予高士其的历史使命和非凡业绩，同时为我们考察科学文艺的大众化方向，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大众化"不是简单化，也不仅仅是"儿童化"，更不是单纯迎合商业利润的世俗化。实际上，"大众化"追求更高艺术要求的通俗化和标准化--对于科学传播来说，尤其是这样。
因此，科普作家必须具备相当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修养。高士其在《我的小传》里说："我热爱科学，也酷爱文学。"他的祖父、父亲都喜作诗文，母亲擅长书法，这使他从小在家庭中就得到了良好的国学传统教育。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7年间，他又先后荣获"国语优等奖章"、"博物优等奖章"，并饱读了《天方夜谭》、《希腊神话》、《鲁滨逊飘流记》、《金银岛》、《双城记》以及雪莱、拜伦、华兹华斯等人的诗集与莎士比亚的剧本。他当时还加入了"万国童子军通讯社"，锻炼了写作能力。留学美国时，"在心灵上仍爱好文学，尤其是诗歌"，他"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里翻阅了所有世界文学名著，包括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参见高士其《我的小传》和《我是怎样走上科学文艺创作的道路》等，载《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18页。
他说："我对巴斯德和立克次非常崇敬，他们都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我也很喜爱歌德和海涅的诗，因为富有战斗性的诗篇鼓舞人前进。"归国途中，他不光到"巴黎参观了巴斯德研究院"，还"在巴黎圣母院的小书摊逗留了很久，不忍离去，终于买到了一本诗集才欢欢喜喜回到旅馆；在莱因河畔、法兰克福市访问了歌德故居，买到一本歌德名著《浮士德》"；"又乘车到都勒斯登，参观万国卫生博览"；"去维也纳，赶往慕尼黑在O era
Mergan观十年一度的耶苏基督的生平史剧，又坐火车到意大利，经威尼斯到米兰观画展"。后来，"在船上遇到史沫特莱"，高士其又听她"讲了许多中国当时的情况和未来前途"，高士其晚年还认为这对他"以后思想变化有些教育启示"。"参见高士其《我的小传》和《我是怎样走上科学文艺创作的道路》等，载《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02页。
显而易见，高士其在走上科普创作道路以前，已经具备了相当精深的文艺素养和关心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思想品质。这是他能够战胜种种主、客观艰难困苦乃至生理局限，仍然顽强地传播科学知识而青春活力经久不衰的重要保障。高士其的意义，还在于他明确地把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带入科普创作领域，成为文艺大众化服务于科学传播的时代典型。在《为孩子们写作的经过》里，高士其指出：《菌儿自传》是我的代表作。她不是科学小品，而是科学小说，是我学习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之后写成的。《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9页。
的确，从作品的篇名、纪传体篇幅 五六万字 ，到各章的题目及内容，几乎处处可见学习借鉴了《阿Q正传》的印证：开头就是"我的名称"，继之是"籍贯"，甚至也单独写了一章"生计问题"，直到"土壤革命"，等等。尤其在"菌儿"的形象塑造方面，高士其表现出非凡的创新才能：我原想取名为"微子"，可惜中国的古人，已经用过了这名字，而且我嫌"子"字有点大人气，不如"儿"字谦卑。……我的身躯，永远是那么幼小。人家由一粒"细胞"出身，能积成几千、几万、几万万。细胞变成一根青草，一把白菜，一株挂满绿叶的大树，或变成一条蚯蚓、一只蜜蜂、一条大狗、大牛，乃至于大象、大鲸，看得见，摸得着。我呢，也是由一粒细胞出身，虽然分得格外快，格外多；但只恨它们不争气，不合群，所以变来变去，总是像一盘散沙似的，孤单单的，一颗一颗，又短又细又寒酸。惭愧惭愧，因此，今日自命作"菌儿"。至于"菌"字的来历，实在很复杂，很渺茫。中国古代的诗人屈原所作《离骚》中，有这么一句："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臣。"这里的"菌"，是指一种香木。屈原拿它来比喻贤者，以讽谏楚王。我的老祖宗，有没有那样清高，那样香气熏人，已无从查考……菌字，口之上有草，口之内有禾，十足地表现出植物中的植物。这是寄生植物的本色。我是寄生植物中最小的独生子，所以自愿称做菌儿。《高士其全集1》，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6页。这里，一方面严格地遵循形象本质既定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巧妙、灵活地融会、运用文史、语言知识，引经据典，画龙点睛。应该说，在至今的鲁迅研究中，恐怕还没有对这种高士其式的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艺术创新，引起足够的重视。再如，他写"菌儿"的"籍贯"：老实说，我既是这边住住，那边逛逛；飘飘然而来，渺渺然而去，到处是家，行踪无定，因此籍贯实有有些决定不了。然而我也不以此为憾。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那个大模大样的人物，籍贯尚且有些渺茫；何况我这小小的生物，素来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又哪里有记载可寻，历史所据呢!……最近，科学家利用电子显微镜和其他科学装备，发现了原始生物化石。他们在南非洲一带距今31亿年前的太古代地层中，找到一种长约0微米的杆状细菌的遗迹，据说这是最古老的细菌化石。那么，我们菌儿的祖先的确是生物界的原始宗亲之一了。这样，我的原籍就有证据可查了。《高士其全集1》，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0页。
高士其的文笔格调清新、质朴，同时，他还注意到文学语言的生动与幽默：我看见那酒精灯上的青光，心里已是兀突地跳了。果然那狠心的科学家，一下子就把我往火焰上穿过三次，使那冰凉的玻璃片，立刻变成热烫热烫的火床了，我身上的油衣都脱化了。烧得我的细胞凝结，死去活来，终于是晕倒不�"菌事"了。《高士其全集 1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6页。
高士其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细菌学专家，他的科普创作也以传播细菌学知识为主要内容。为了塑造好他的"主菌翁"，高士其采取了各种艺术手法：
一是拟人化。如《霍乱先生访问记》里，他介绍说"大哥就是'霍乱'，二哥叫'伤寒'，三哥名叫'赤痢"。这三兄弟不仅血缘密切相联，表现的特点也有共性，都"专要在人类肚子里行凶，捣乱"；"都是打嘴里进去，从肛门出来"，但三兄弟的面貌又各不相同：大哥是"弯弯的背儿，弯弯的身儿，摇着小尾巴似的鞭毛"，"二哥满身是鞭毛"，"三弟全身精光"。在《传染病的父亲和孩子》中，高士其高度概括了细菌导致人体生病的科学道理："细菌是富有侵略性的，这是男性的特征吧，因此派他做新郎，那么，人体的细胞当然是典型的女性，典型的新娘，在半推半就不依不拒的表情下，受细菌的侵略，及到受细菌的虐待�"，"细菌和人体发生了关系，人体的热度就一天一天高涨了，生下一个瘦弱贫血的孩子，名字叫做病"。同上，第262页。
二是口语化。这主要是由于左翼文艺对高士其科普创作的理论启导，并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学风格基础。在《传播科学--我一生的追求》中，高士其说：我的第一篇科学小品赢得了许多读者。这就是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细菌的衣食住行》。这篇文章的写作，首先得感谢陶行知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教导。陶先生曾对我说："写通俗文章就是写话，每一字每一句都必须口语化。"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努力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形成了我写作的特点和风格。《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30页。无论是写小说、诗歌、童话乃至论说文，高士其都遵循这个"口语化"的文学标准。有时，他借用章回小说中传统评书的术语，如"这是后话"、"按住不表"、"且说"等等，有时，又善于吸收儿歌的语言特点。如：水，什么水?是湖水。静静的，平平的，明净如镜，树影蹲在那儿，白天为太阳哥拂尘，晚上给月亮姐洗面……《高士其全集1》，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页。
三是类比法。由于科学知识的具体性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论特征，决定了科普创作不同于文学典型塑造的个性化处理，有时，高士其为了准确地表现他笔下的菌类，常用"排比"式的修辞艺术，增强读者的印象。例如：
"乳酸杆儿"是吃糖产酸那一房的代表。
"大肠杆儿"是在肠子里淘气的那一房的代表。
"大庆氧杆儿"是讨厌氧气那一房的代表。
"变形杆儿"是吃死肉那一房的代表。
"芽孢杆儿"是吃枯草烂叶那一房的代表。
"螺旋儿"是螺旋那一房的代表。
"酵儿"和"霉儿"是发酵造酒那二房的代表。
《高士其全集1》，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70页。
在《作家与维生素》里，他也是以"类比"的方式，逐一详细地介绍了六种人体营养成分的功效，并具体概括为"学者式"蛋白质、"劳力式"糖类、"政客式"脂肪、"商人式"水、"技术式" 盐类 和"作家式" 维生素 等等，读来生动传神，可谓深入浅出，准确精当。
四是系统性。自然科学具有严格的客观规定性，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学科自身的有机构成，都决定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必然是一种内部有序的动态系统。高士其的科普创作正反映了这样的特点：从题材内容、学科知识到审题谋篇、立意遣词，往往表现出某种内在的有机关联。众多的单篇创作经过集中整理，往往形成细菌学或预防医学方面的完整的知识系统；分开阅读，以新联旧，或学新引旧，或温故知新，使读者经过前后比照，得到的知识营养源源不断。如《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早期作品都是这样。
五是富有时代感染力。由于高士其生活在一个社会历史风云激荡的伟大时代，反映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现实斗争的思想锋芒，便自始至终闪烁在他的科普创作的字里行间。高士其曾明确指出他创作科学小品的目的"是以抗战救亡为主题：一方面，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一方面，唤起民众，保卫祖国，保卫民族�"这为他的作品带来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魅力，也是他在延安被誉为"红色科学家"的主要原因。自从他受艾思奇的影响，认识到残害劳苦同胞大众的不仅仅只是细菌"小魔王"，更有万恶的旧的社会制度这个"大魔王"；不彻底推翻"大魔王"，人民大众就不会得到幸福生活，他就毅然宣告"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在发表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将原名"高仕"改为"高士其"。这标志着他向旧世界社会黑暗奋勇抗争的战斗决心。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关头，他利用科普文艺作为参加战斗的武器，表达了人民的爱国激情，如《我们的抗敌英雄》写"白血球"维护人体健康的生理作用："……这就是我们所敬慕的英雄。这些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挺身站在最前线的……白血球将军的属下有两种军队，第一种是自由冲击队，到处巡逻，遇到有形迹可疑的东西，就把它包围起来。他们的标志是体内有多形的核，所以叫做多形核细胞，因为它们的体积较小，又叫做小噬细胞。第二种体积较大，就叫作巨噬细胞，它们是不动地分驻在各地，专候外敌来攻，即迎头痛击。"《高士其全集1》，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01页。
在《热血和冷血》里，他更是寓社会现实于科学知识之中，意喻双关，直抒胸怀："人固然是热血动物之一。但是，人之中也可以各依其性格，而分为热血与冷血两类。爱国志士和抗敌的义勇军，矢诚报国，始终如一，不为环境的恶劣空气所屈服，不为利欲声色所引诱，这等人不都是浩气长存，热血满腔吗?至于汉奸卖国不抵抗者流，虽不是冷血的人，却同样的可鄙。"《高士其全集1》，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1 页，第13 页，第231页。
这样的作品，的确"也是一把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给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的有力的揭露、打击和嘲讽"。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8页。
在他的第三篇科学小品《虎烈拉》里，不仅介绍了虎烈拉即霍乱的来历、特性，还巧妙地借此回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在《爆竹声中话耳鼓》里，他尖锐地讽刺"汉奸及卖国者流"，"好像虫声鸟声一般唧唧地在那里秘密讨论"。在《抗战与防疫》一书的"序言"里，他公开地告诉读者："目前的世界，有两种摧残生命的恶势力，一种是蓄意并吞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一种是存心毁灭人类的病菌。这一大一小俩侵略者，都是我们的恶敌。"
融科学知识、反帝反侵略的斗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于一体，是高士其科普创作的重要思想特色。
"科学诗"是高士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传播科学"提供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艺术形式，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诗歌创作的题材领域和思想内容，文学、科学与自然辩证法的高度综合，是其最根本的时代特征。《天的进行曲》是高士其创作于1946年的第一首科学诗，也是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参见《学习知识》，1946年第2卷第2期。全篇共41节，长达六百余行，以大胆的想像、生动的比喻、通俗的语言和明晰的逻辑，描述了天体、宇宙及地球的发生演化和人类迄今为止对它的认识过程。作品以设问开篇："天，什么天?"然后以四个排比句回答：
是屋瓦上的天呀!
是山尖上的天呀!
是原野上的天呀!
是海波上的天呀!
接着，又以动态的画面进一步作诗意盎然的描绘：
是白昼的天呀!
飞鸟在那儿盘旋，
白云在那儿遨游。
是黑夜的天呀!
星星在那儿聚会，
月亮在那儿独唱；
……
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天，令人读来感到亲切、自然。由于深入浅出，特别适合于青少年的欣赏趣味。但科学诗的教育意义并没有停止在这里，而是要把对生活的日常感受，上升到现代科学的理性认识。于是，作品又展示�"天"的另一种形态：
是彗星的尾巴呀!
是冥王星的边缘呀!
是太阳的黑点呀!
是星云的外围呀!
这的确是"只有天文家才知道"，尤其是作品对"天"的系列价值判断：
天是最伟大的，
也是最广阔的；
天是最深远的，
也是最遥久的。
在客观的世界里，
没有一种东西可以比拟。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没有一种理想可以形容。
这里，充分表现了人类社会对"宇宙"观念的不朽追寻。从盘古开天地、孔子学说、圣经故事、希腊神话到托勒密、哥白尼、刻卜勒、牛顿、康德、拉普拉斯、赫舍尔直至爱因斯坦，作品成功地划清了古今中外"荒唐无稽"的神秘幻想与科学探索的本质区别，赞美了同反动、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哥白尼、康德、爱因斯坦等科学先驱，讴歌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见："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于是，高士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法则着眼，找到了宇宙间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并形诸笔端：
当生物是统一体的时候，
雌和雄是对立的；
当原子是统一体的时候，
质子和电子是对立的；
当太阳系是统一体的时候，
太阳和行星是对立的；
当星云是统一体的时候，
星云的引力和它的拒能是对立的。
最后，作品针对古往今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往往依靠"宿命论"束缚人民的革命意识，在历史观、社会观上害怕"变天"，在自然观、科学观上必然反对"天"变，而慨然宣布：
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得到同样的结论：
天也是矛盾和统一的整体。
天也是从不断地斗争中成长起来，
天不是不变的天，
天不是死硬派的天，
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
太阳不是天空的独裁者，
而是太阳系的领袖，
太阳和其他的恒星一样，
都是天国里的人民；
星云不过是一个大家庭，
地球不过是一个小孩子，
天是人民的天呀!
这里不仅是宣传科学的宇宙观，生动地反映大自然的运动规律，也配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呼唤历史新天地的心声!高士其40年代写的其他政治抒情诗和科学诗，大都具有这种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与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如《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等。高士其的科学诗，还有另一�"民歌"形态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
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着疟疾上病床。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给它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徒悲伤。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从前苍蝇争饭碗，如今蚊子动刀枪，
大街死去劳力汉，小弄哭着讨饭娘，
肚子还欠七分饱，那有银钱买金霜。
金霜就是金鸡纳霜的缩称，是一种治疟疾的特效药。《高士其全集1》，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76页。这是卫生知识和"凤阳花鼓"的艺术结合，读来亲切自然，朗朗上口，不仅其中的科学道理令人一目了然，而且极富情绪感染力，是"科学诗"与民间说唱文艺的时代创新。围绕科学诗的创作，高士其还进行了认真持久的理论思考。他说："'科学诗'包括'科学儿童诗'在内，是现代文学中一种新的品种，它的特点：就是把科学和诗歌结合起来，把一般人认为枯燥无味的科学，变成生动活泼富有诗意的东西�"《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49页。
高士其还针对人们常识中的偏见，指出科学虽然表现为理论形态，但它是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必然具有形象性和故事性的因素。到80年代初，高士其关于"科学诗"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他认为"科学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鼓舞人们向科学进军，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诗"，"另一类是以诗的形式来普及科学知识"，"人们常说的科学诗，一般是指后一类"。《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08页，第110页。在高士其看来，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就有很多内容涉及到科学。罗马诗人卢克莱茨公元前991年的长诗《论物的本性》和大致同时代的中国《诗经》、屈原的《天问》中，也都记载了许多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知识以及地震等自然现象。陶渊明、李绅、刘禹锡、苏轼、王之涣、戴复古、朱熹、辛弃疾等人，也都曾写过融会科学知识的诗词。尤其唐诗近 万首，内容极其广泛，"有的篇章也谈到了科学问题"。高士其的"科学诗"概念比较宽泛，并注重其社会功利价值：如算术、珠算的歌诀，便利使用者运算，节约时间、劳力，对数学以及天文学等的普及和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力；医药方面的歌诀，便于初学者学习、掌握、运用各种医药知识，对传播祖国医药遗产、保障群众健康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农业蚕桑生产方面的诗歌，对传播普及推广先进的耕作养蚕技术，发展农业蚕桑生产，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都受到了群众百姓的欢迎和好评。
高士其还特别推许18世纪的俄罗斯大科学家、科普作家罗蒙诺索夫，创作《女神》的郭沫若，以及30年代在《儿童世界》发表科学诗《新火车头的歌》的董纯才，认为是他们"开辟了科学与文艺相结合的道路"。高士其的"科学诗"研究，还注意到语言技巧、儿童心理及哲学思想修养与时代性等许多方面。在今天看来，有些观点可能已不太完整，需要修正的地方也在所难免。但是，他从40年代开始创作，到8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科学诗"的艺术探索这在中外现代作家中都是难能可贵的。他对科学诗的某些理论总结和创作实践，必然属于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
总之，高士其的科普文艺创作起点较高，成熟快而影响大。早在30年代，他的《细菌与人》等作品集一出版，就"很受读者的欢迎"。在开明书店的一次集会上，张天翼曾对高士其说："你的作品，深入浅出，富有趣味，很能引起小读者的兴趣。"《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第94页。他自己则特别欣赏其中的《咳嗽与放屁》。周立波当年也为高士其的创作写过书评，把高士其比作《暴风雨所诞生》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直到80年代，臧克家还清楚地记得40多年前读高士其的科学诗，"觉得别具一格"。参见李宗浩主编《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６7页。他评价说：高士其同志的科学诗是美丽的、动人的。他把科学领域中形形色色的东西，什么镭呵、钍呵、电呵、光呵，都赋予生动的形象，使一些看不到的事物有了具体形体，使一些无声无嗅的东西有了声音和气味。他不但使它们形象化，而且使它们性格化了。使他们既严格地合乎科学要求，又栩栩如生，饶有趣味。他的科学诗，不是干燥地以诗的形式图解科学，而是以充满诗意的想象和动人的比喻，引人入胜。所以，他的作品，既是科学，又是诗。参见李宗浩主编《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6页。
鲁迅生前曾惋惜中国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参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他早年亲自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深知"传播科学"对于"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意义。他多次告诫青少年不要厌恶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而一味钻在文艺书刊里。他十分欣赏孩子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此，可以说鲁迅对中国的科普文艺寄予厚望并作过具体的设计。从这一角度来看，高士其的创作与终生努力，承继了鲁迅生前这一未竟的事业；随着今后的历史进程和"科技兴国"的现实发展，我们将会越发认识清楚高士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以及科普文艺在现代科技传播中无与替代的文化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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