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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科学理智与"近代机械文明"
在"赛先生"的时代感召与思想影响下，"五四"作家不仅以写实的笔法剖析国民精神中鬼神迷信、盲从愚昧等违反科学甚至亵渎科学的传统文化惰性，还注重表现造成这种社会现实的思想原因，张扬了科学理性，尤其是对"近代机械文明"的多方面反映，在五四新文学中都有相当出色的成绩。
《晨报副刊》就发表过不少既表现科学理智又针砭民族惰性的创作。云亭的短篇小说《无后》写一位"老景"本来夫妻和顺，只因没有"生育"，老婆不得不允许"纳妾"，由此导致家庭矛盾，大、小老婆经常打闹，引起邻居们的注意，其中的"最年长�"说："瞧着以后打罢!这无非是开端罢了!"不错，妻妾争宠，嫡庶勃，确是千古"国粹"，属于"从来如此"的。小说对这些内容的描写平淡浅显，但其独到的思想光辉，闪耀在作品结尾收束情节时的命意指归：
旁边一个来家过暑假的十五六岁的中学校学生接口说道："人何必一定要有儿子?家产何必要被族中人瓜分?真是圣人害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不是一条定律?"载1921年10月18日《晨报副刊》。小说就结束在这是不是"定律"的质问上。如果说暴露封建迷信的社会现实，内在地蕴含着某种程度的科学理性和批判精神，那么，《无后》的终篇立意，显然区别于一般的"问题小说"，和叶绍钧后来的《遗腹子》也有重大不同。因为这里的价值指涉，不再局限于当时最流行的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五四"时尚，而标举出科学精神为内在本质的衡量尺度，把"圣人害人"的思想主题引入科学的人生观领域。这意味着初创不久的"五四"小说，已经出现了从人本主义的道德观念，开始向"因果律"意识的科学法则的形象演进与拓展。与此相关，表达某种科学的态度和立场，也反映着"赛先生"对"五四"小说的内在规范。《停课的前一天》只不过叙述了一件校园中最普通的事情：学生们要求先生给出考试的"范围"，先生予以拒绝，并说："我们研究一种科学，不是为考试而研究，是为学问而研究……还是把科学留心研究了才有益�"，否则，得了"一百分"也没用处!"作者赵西德，载1922年3月5日《晨报副刊》。这种立足于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认真态度，也在或一程度上反映着"五四"时代的思想原则；这种思想原则在"五四"小说的其他篇章里，得到了不同角度的形象展现。
关注青年婚姻问题，反对封建包办，倡导恋爱自由，是"五四"新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少作品在表现"说媒"这个情节的时候，往往把"媒人"描写成扼杀青年幸福的帮凶或主谋。赵荫棠的《窗外》却能另辟蹊径，在小说中安排一位县教育会的"会长"到女方家中去"保媒"。他先向女主人公秋芳的母亲介绍秋芳的心上人"学问"、"道德"都好，"是咱县教育界顶有希望的人"。而秋芳的母亲以"我们两家是同姓，姓李的不和姓李的结婚"为由拒绝，并且特别表明这是"族长"、"祠堂"的规矩，否则就会辱没"世代书香"的"门风"。显然，这加大了"保媒"的难度。这时，小说通过"会长"的口，说道："同姓不为婚，是古来的老礼教；要说把他全行打破也未免太嫌激烈。但我的意思，应当看血统上是否相近。同姓的要有溯源可寻，宗派可分，不妨暂从古制，要是仅为一姓，寻不出什么渊源或什么宗派，是与血统上毫无关系，何必空守那形式的古礼?你们两家宗派相同么?我知道是不同的。既是不同，就可以结亲……实话说，不相关的同姓结婚比那侄女随姑，两姨作亲好得多哩。"载1922年9月26日《晨报副刊》。
这里，不是对宗族陋习从思想性方面进行抨击反叛，而是对同姓亲缘从科学性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最后的结论就是在今天听来，也仍然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像这样运用科学知识、充满科学理性，来处理新、旧思想对立及转化的作品，并非独一无二，但是，对封建礼教的批驳、辨析，往往不像科学思想一样明确而便于自觉把握，二者结合的动机只能说明主观愿望是积极的，客观上却往往一时摆脱不了旧意识旧观念的时�"孑遗"。如陈大悲的话剧《忠孝家庭》写某大户人家的老太爷病重，"二小姐"秀芳真的割下胳臂上的肉来"疗亲"。这时"女医士"王素珍出场，她说："这位妹妹的一片孝心，一番勇气是我所钦佩的，至于割肉疗亲这件事，大凡知道一点生理学和解剖学的人，都知道是很危险而且实在是……缺乏了关于生理学方面的常识。"她还进一步指出："从前因为不明白生理学，不知道动脉与静脉的重要，瞎割，割死了之后反落一个不诚心的名声，那样死的才叫冤沉海底呢!"接着，这位"王大夫"诊断病人患有"贫血症"，仆人"周忠"主动献血"救主"。"载1923年3月26日至4月初《晨报副刊》。剧本发表不久，便有北京大学的读者致函《晨报》，发表评论说�"这个剧本的用意……是描写旧家庭的怪现状，攻击旧家庭的旧思想"的，但对女儿"割股"、老仆献血的"忠义"赞颂，"在旧思想未完全退却，新思想尚格格不入的时代"，"其结果，恐非著者始料所及了"!"张家鼎：《对于忠孝家庭剧本一点意见》，载1923年3月31日《晨报副刊》。这是对陈大悲剧作思想的匡正，对于剧中病人受血以后，"居然病立刻就好了"，读者也认为"是出人意外"。可见，从文学创作到读者接受，都具有明确的科学意识。这反映了"五四"新文学中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斗争，与科学启蒙的原则立场往往是结合并行的，而且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氛围。
对于接受了"五四"精神哺育和新文化滋养，在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登上文坛的新一代作家来说，"赛先生"的思想影响显得更为蕴藉内化。在他们的创作中，往往表现为某种观察视点所依赖的现代性理智的创作心态与科学意识。
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里，老舍就多次写到"二支论逻辑学"、"心理学"、"X光"等"专门知识"与"实用科学"，甚至由于诙谐的幽默笔法，还出现了"植物心理学"等等称谓。这里的讽刺力量正是根源自创作风格内在的科学崇尚。《二马》的创作意图在于对不同的国民性格进行比较，客观上暴露中国传统社会的黑暗。小说卷首部分就描绘�"在伦敦的中国人"受歧视受污辱的社会地位，其鲜明、真切的"世界"意识充满了一种悲怆的"现代"感。接着，小说具体展示了由于国家的"强"或"弱"，直接决定了不同国家、民族的现代"人"格。"中国还没出一个惊动世界的科学家"，老舍认为这是没有人看得起中国的原因之一。他指出："有大炮、飞机、科学、知识、财力的洋鬼子"，是不怕"那群摇纸旗、喊正义、争会长、不念书的学生们"的。在作品即将结束的部分，老舍特意安排马威和李子荣两个青年主人公去观赏了"战后才建设的"伦敦北边的"韦林新城"。这是一个充满了现代科学智慧的文明乐园："城中全烧电气，煤炭是不准用的，为的是保持空气的清洁。""城中的一切都近乎自然"，可是这个"自然的保持全仗着科学：电气的利用，新建筑学的方法，花木的保护法，道路的布置，全是科学的"。而且"这种科学利用，把天然的美增加了许多。把全城弄成极自然，极清洁，极优美，极合卫生，不是没有科学知识的所能梦想到的"。接着，老舍富有人生哲理意味地宣告："科学在精神方面是求绝对的真理，因科学错用了而攻击科学，是不懂。人生的享受只有两个：求真理与娱乐。只有科学能够供给这两件。"可以说，这正是一种科学的人生观与幸福观。老舍的思想发展固然不能无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在20年代中期，他到英国任教深受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浸润、濡染，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种科技文化精神的感染、比较之下，他更深切地认识到传统中国文化的落后与陈腐。《二马》的创作风格突出了诙谐与幽默，但客观上对科学知识以及现代西方科技文明的"巡礼"式展现与审美崇尚，是不应该被我们的有关研究一再忽略的。
"赛先生"的思想光辉不仅仅照亮、拓宽了"五四"新文学创作的某些题材领域，还塑造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并不以阶级意识的政治性倾向体现他们的时代价值，而主要表�"五四"作家着意于科学启蒙、呼唤现代理性的自觉追求。尽管有的人物形象艺术上未必完美，但在"赛先生"的科学理性光辉照耀下，却特别夺目引人。
例如魏建功的小说《傻子们》，写到一位被请来"检疫"，并做了"临时医院"院长的"马大夫"。面对疫情，他主张"村里的饮料要注意。所有的井应该加上盖。秽水池要冲洗干净了"，同时，"石灰水，消毒药，家家应该到医院里领去洒"。这引起"聪明人"们的不满，尤其当"疫势正盛的时候，马大夫的父亲年纪算村里最大的，也染了疫气却没能活。马大夫是个傻子，就是由他父亲死后才发觉的"。因为"他立刻把一切服侍病人的家具烧了，甚至于他父亲的尸身也火葬了。他拒绝一切吊客，怕将人家传染起病来。他自己家里到处熏了一次硫黄。他家里人并不希奇这回事，都认为应该"，"所以，马家一家要算最傻的了。"魏建功：《傻子们》，载1922年8月29日至31日《晨报副刊》。无疑，这里的"傻"，恰恰是一种科学的理智，反映着现代社会应具备的人格道德观念。如果我们联系鲁迅笔下的"狂人"和"疯子"，不难发现，"傻子"的称号恰恰来自"聪明人"们真正的精神愚昧。这里所体现的某种象征意味，构成我们解读"五四"新文学的一个特定视角：批判封建伦理道德需要科学理性的思想原则；"狂"、"疯"和"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科学的理性精神和人生态度都是构成"五四"时期现代"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这是以往所有《狂人日记》研究时常忽略不谈的一句话，恰恰是这句话，在精练如诗的小说中重复了两次，第一次出现在第三节开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第二次出现在同一节的结尾部分，是："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并且这种"研究才明白"的运思意象，成为全篇的关键：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们历来都注重这"吃人"的结论，而忽视了产生这结论的前提和过程，及由此体现出的运思逻辑。正是从这种"研究才明白"的运思逻辑中，我们可以省察出现代理性批判的科学精神。如果允许"狂人"独语式的"吃人"疯话振聋发聩，成为"彻底反封建"的艺术象征，那么，这"研究才明白"的"狂人夜读图"，及其内蕴的科学理性精神，同样是震古铄今，弥足珍贵的形象化身!
恩格斯在论述法国的启蒙运动时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引自《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57页。
所谓科学的理性，正是这样一种衡量尺度的具体表现，其本质就在于怀疑、批判的认识态度与超越、创新的价值归趋，表现为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通过不同的途径追求真知，而绝不停止于已有的认识水平。鲁迅所强调�"研究"，实质上就是一种怀疑和批判。所谓"明白"，标志着对旧的、现存的认识水平的超越。二者的关系典型地体现了科学实证法则的因果律，也是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与更新的思想逻辑、精神积习的颠覆。其批判锋芒直接指向陈旧愚腐、毫无创新活力的传统思维方式及其结构关联。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标举的"研究才明白"的运思逻辑，与传统的"论辩常法"划清了界线。近代翻译家、科学启蒙先驱严复认为："中国由来论辩常法，每欲求申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严复：《名学浅说》。这种征于圣、验于今的思想方法，显然与科学理性背道而驰。所以�"狂人夜读图"的象征意蕴，与"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问，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的理性批判精神，突出地展示了鲁迅坚持科学理性批判与创新的思想原则。
以科学理性反对封建迷信、战胜精神愚昧的时代主题，在"五四"新文学中表现得富有生机。叶绍钧作于1920年11月的诗《拜菩萨》，取材于少儿生活，形象由一系列动态画面组成，充满生机勃勃、除旧更新的意境美：
儿学拜菩萨，
拉爷上坐作菩萨。
他自己作种种姿势：
点了烛，
插了香，
合十深深膜拜。
菩萨拜过了，
他站起来，
拔去了香，
吹灭了烛，
更奋举小掌说，
"推倒你这菩萨!"
载《雪朝》，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6月版，第114页。
从"拜"到"推"，是对封建愚昧的嘲弄，通过"奋举小掌"，活现出摧枯拉朽的时代伟力，反衬出偶像迷信的空虚和荒谬。这位小儿，正是成长中的科学理性的艺术化身，诗歌形象里寄寓着五四作家的殷切希望。
呼唤科学理性，克服传统愚昧，这是五四新文学研究中常被忽略但又确实存在的一个重要命题。现代知识反映着客观的规律，科学理性标志着现代"人"的思想觉悟，所谓五四文学中"人"的解放，从"赛先生"的角度看来，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这里。《两孝子》(朴园中的生动描绘，很形象地反映了现代知识与科学理性的这种本质关联。小说写的是当时反孔声浪中比较敏感的"孝道"问题，但能够突破简单化的构思逻辑，让生活中的偶然性强化了科学理性的超伦理意义：张纯甘冒"不孝"的罪名，在母亲生病时不请巫婆请医生，结果母亲终于辞世，他却心安理得。刘文却是处处照着世俗陈规去办，明知请巫婆给父亲治病不对可不敢不请，结果父亲的病却好起来了。这里留给读者的思考很尖锐也很深刻：科学到底可靠不可靠?现实生活中的偶然性能不能代替思想认识上的科学性?茅盾很欣赏这篇小说，称赞它是"那时候比较成功的作品"，能够"写出社会所认为'孝'的儿子只是'形式的虚伪的'，而社会所认为'不孝'的儿子却实在真懂得怎样去'孝'"。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其实，这"实在真懂得怎样去'孝'"的关键，根本上还在于是否树立起科学理性的思想意识，张纯所以能抵制世俗的伦理观念和神巫迷信，原因也在这里。因此，《两孝子》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反对孝道伦理的封建陋习，更重要的是通过两个人物不同的行为方式与思想比照，含蓄地肯定、表达了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质上超越了生活现象中的偶然性，伸张了科学规律的尊严。小说着意表现传统愚昧和现代科学的思想分野，透视着理性、非理性之间的伦理内涵，但这里的人物塑造更多地反映了作家执意对比的两种思想观念，相对淡化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劳动上的应用；另一方面又使科技知识本身被异化，"在这里，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统治的力量"。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1～572页。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对于"五四"新文学来说，表现"机械文明"与现代科技的历史命题，条件尚不成熟，距离还很遥远。但20世纪西方科技文化的生命力及其影响巨大，正是由于五四作家站在"赛先生"的时代高度，才使他们能够透过社会现实，针对科学与技术等问题，获得某种带有历史超越性的独特发现。
茅盾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时，就特别指出："五四"小说已经开始"有意地想描写'近代机器文明'的黑暗面"。《搬后》的作者李渺世是"铁路上的职员"，"他所在的地方又有矿工场"，所以，他对于"近代机器文明""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活的知识，也许并不怎样贫乏"。在"随笔"似的小说《搬后》中，他借菜农"福高"之口叙述了一个洋人"放炮开工"的山洞造成的家庭悲剧："……我还有一个大儿子叫金寿。以先这个孩子力气倒很够使：挑水、浇菜、卖菜，都是他。不知怎的，后来一到洋人山洞里去挖了土，就贱了骨头，倒吐起红来了。七月底就死去了。先生!洋人的山洞里整天要挖挖土，堆堆石头，推推土车，有什么天大的事，他倒说不干了，苦得很……他还怨天怨地的只是不肯去，反倒说要干他的老行套……"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第329页。
"福高"的可悲不仅在于"金寿"之死，还在于他根本意识不到洋人山洞"放炮开工"、"推推土车"的近代机械施工与儿子丧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他的这种愚昧无知，被洋人再次利用，使他把小儿子"银寿"又送进了"洋人的山洞"里，而且很快"黑脸上泛透了黄色"。小说接着明确地写道："山洞里有石灰吗?银寿。""有!很呛人。"正是这种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致使"金寿"丧命、"吉哥也吐血了"，而"银寿"终于无法忍受，就以逃跑表示他对这种生活现实的反抗。在20年代的中国，所谓"近代机器文明"往往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表现出惨无人道的血腥罪恶。这导致工人生存状态的畸形发展，工人自身遭受着日常劳动的折磨，并日益变成了机器的附庸与奴隶。劳动条件的迅速恶化与工人劳动贬值，不仅使大量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还把工人的生命以及家庭投入苦难的深渊。显然，《搬后》的作者对此"缺乏真正的透视和理解"，看不清其"中心点"是根源于当时黑暗的社会制度，所以只能发几声"'人道主义'的旁观者"的哀叹。参见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然而，李渺世的小说客观上揭示了苦难农民的愚昧无知，与他们自身的悲剧命运紧密相关，互为因果。正是由于作者的有关"知识"并不"贫乏"，才能够从暴露近代机器文明黑暗面的角度，拓宽了五四小说的题材领域。同样，在新诗创作中，当时的新文学作家不能明确地认识种种社会现象背后的阶级对立，而把目光集中于暴露"主人的机器"的霸道与罪恶，也常常发出人道主义的叹息。如郑振铎《祈祷》："汽车飞快地驶去，／迫近地驶过坐着五六个女工的手车旁边，几乎把他冲翻。／女工们的脸，因恐怖而变白了。／汽车却从容无事地照着先前的速度驶去了。／我愤怒，我想大声地说话。／但是我不能说什么，／只是合掌地祈祷。""载《雪朝》，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6月版，第135页。署名"钦文"的小说《猫的悲剧》中，借人物闲聊比较当时传为新闻的"绞刑机"和"铲头机"："罪有轻重，刑罚当然也得有轻重，杀头是分尸，绞是全尸，虽然死的慢些。几等几级，如果不分皂白，异罪同罚，难道还可以算是科学进步时代文明的办法?"载《晨报副刊》1923年10月2～4日。这里同样并不正视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表现出作者对近代机械文明的嘲弄与讥刺。
冰心在《山中杂记》里，以"机器与人类幸福"为题，实际提出了"科技"与机械文明的两面性问题。她开笔就告诉小朋友"一定知道机器的用处和好处"，接着"赞叹"地描绘了附近农园中"汽机"的耕地效率，又回忆小时候"最熟见"的"农夫农妇，汗流浃背的蹲在田里"手挥锄、镰的"吃力"和"迟缓的可怜"!这里现代机械化生产与小农经济落后生产方式的对比，使冰心"确信机器是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但是她又写道："休息的时间内，山前耕地的汽机，轧轧的声满天地"，"听着这单调而枯燥，震耳欲聋的铁器声，连续不断，脑筋完全跟着它颠簸了。焦躁加上震动，真使人有疯狂的倾向"!她为同楼的病孩感到"痛苦"，于是认为"机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类的幸福"。
冰心是善于思考的。尽管她当时还不能深化到对环境污染等现代性社会弊病提出问题，可是，冰心已经发现了一种值得玩味的"滑稽：农人运用大机器，而小机器的表，又指挥了农人"。"引自《冰心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第192～193页。这里，恰恰反映着人、自然和现代机械化文明的内在统一。
应该说，只有真正掌握了相应的知识与客观的规律，成为机器的主人，才能摆脱大自然的奴役，从而获得"人类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叶圣陶以下这段正面表达自己对近现代机械文明的切身感受，并具有写实风格的描述文字："高大且阴沉的厂屋在路的两旁，喧响而单调的机器声振荡得人心烦乱，机器油的气味散布于空间，充满着劳工生活的感觉。我向前进行，环顾围绕我身的境界，只觉得我的2也许是人类的2微小和无能。这是那个书局的印刷部。我从窗外望进去，每一架机器都在那里运动。屈伸的杠杆仿佛我们的臂膀，但是运动的迟速却绝对地均匀，没有倦怠的意思。"引自《"先驱者"》，载《叶圣陶集》第5卷，第35页。
这里的机械已是作为对立于人类的某种象征，并使作者超越了社会性的功利价值，领
悟到普遍存在的人与其创造物之间的矛盾性。尽管"五四"时代的叶圣陶并没有在他的创作中展开这一时代命意，但对于刚刚开始描写近代机械文明黑暗面的新文学来说，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思想提升。面对同类问题，徐志摩的有关思考显得沉痛而过分偏激。他在回忆康桥的文章中谈到"西湖白堤上的西泠断桥"时说，"可怜它们早已叫代表近代丑恶精神的汽车公司给踩平了"，而"永远辞别了人间"。尽管我们可以理解徐志摩的主旨在于眷恋"古色"之"纯粹美感的神奇"，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第6页。这绝不能作为理由，导致丑化、贬抑机器所代表的现代科技文明。机械与自然的关系也决非这里所表达的如此绝对、简单而对立。
在暴露社会现实黑暗的"五四""问题小说"中，冰心的《去国》独标一格，称誉一时。其突出的一点就是选择了"科学救国"作为透视社会的聚焦点：朱英士毕业回国效力，认为"以我这样的少年，回到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希望能够大展宏图，并且，他"新发明了一件机器，已经画出图样，还没有从事制造，若是在厂里作事，正是个制造的好机会"。可是，回国后的观察让他彻底绝望，根本无法让他施展在美国学到的现代科学技术。与他共事的其他"技正"，想办一个工厂但没有"资本"，同样是报国无门。面对这种境遇，朱英士终于忍痛离去。他发出由衷的慨叹："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见《冰心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32～33页。这里，被弃离的不能仅仅看作是一名科技人才，小说隐喻着对黑暗社会扼杀科学生机的义愤，也蕴含着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实际上，现代科技意识的觉悟及其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与历史命运，已成为"五四"新文学反�"赛先生"这一时代主题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集中地表达了针对社会现实的申诉与召唤：树立科学的尊严!并由此形成了新文学研究中很少提到的一种"科技忧患"意识，它与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忧患"息息相通，紧密相关。
《终条山的传说》中，鲁迅所谓"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指的是什么?其"绚烂"的光彩来自哪里?"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仅仅从民俗、民间文学等艺术性文化视点来看这篇小说，恐怕还不能真正洞察其全部思想底蕴。如果联系"赛先生"的时代需要，也许可以强调小说潜含的现代科技意识，是在热切地呼唤着开发祖国的地下宝藏，具体形象地表现�"五四"新文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主题。
作品开篇就写在"传说"中愈显得神奇的"伟大的山河"，在"随风呼号"着"哀自身不为俗民赏识"的"命运"。接着，小说落笔于"日常食用的盐池"，特别指出"这是一种宝物"，"现在公有的盐池归官府与外国人协办了"。这里淡化了官僚买办资本的生产关系，而明确地指出西方现代工业生产所代表的科学技术因素，已经渗透到中国黄河中游流域的内地山川。盐池生产属于采矿工业的一种(盐即氯化钠，但"外国人"对盐矿的占有并未餍足。小说的结尾实如画龙点睛：如今，革命告成，终条山变成了一座荒凉的土堆，静宁的卧在盐池西南。外国人游历到此，仔细测量后，断定终条山有一个最富的矿苗。至于那些诚实百姓和忙碌的官府，并不过问这件事，安然度自己平静的光阴。除去黄河积怒的喧号，日夜不息，一切自然物仍静寥无语同它们的百姓一样。"李健吾：《终条山的传说》，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这一段可以比喻为极度精练、蕴含丰厚的高品位"富矿"。我们起码可以在四个层面上"开采"接受：首先是明确的科学视角。小说通篇的"谜底"到此揭穿，终条山的种种怪异传闻(如"金头银身铁尾巴"等等，扑朔迷离，虚实斑驳，也因此得到了意向性"定位"，而区别于其他的同类传说及民俗、谣谚。其次，是"诚实百姓"与"忙碌的官府"在这里并没有作为阶级性或思想性的对立而存在，恰恰相反，小说突出的是他们的共性都"不过问这件事"，从而导致"矿苗"虽然"最富"，却不能被它们的主人发现和"赏识"。第三，是外国人的"游历"与"测量"和"黄河积怒的喧号"。也许，这里寄寓着作者对帝国主义列强觊觎祖国财富的愤懑与痛惜。最后，"如今，革命告成"一句，貌似突兀，其实却照应着"日夜不息，一切自然物仍静寥无语同它们的百姓一样"。这会引发我们的遐思：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各种类似的社会沧桑，对于"日夜不息的"中国历史，究竟起到或应该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百姓"的"静寥无语"固然需要打破"铁屋子"，通过"救救孩子"式的呼吼来"唤醒"，而"一切自然物"怎样才能摆脱"静寥无语"的历史"命运"，得到主人的"赏识"并实现其价值?这才是李健吾这篇小说的关注焦点。总之，小说一方面申诉着"革命告成"后，"最富的矿苗"仍被埋没于"荒凉的土堆"下；一方面又蕴藉深切地召唤着科学技术为实质内容的现代机械文明。尽管这方面的创作很少，在"赛先生"看来却是构成"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民族忧患"与"科技忧患"实质相通。鲁迅出于"科学启蒙"的爱国热忱，早在1903年就写了《中国地质略论》，还与人合作编写《中国矿产志》等等。他当时就充分认识到"石炭"(煤矿"与国家经济消长有密接之关系"，是"足以决盛衰生死之大问题"。中国乃"世界第一石炭国"，"而山西尤盛"。他敏锐觉察到列强"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造图列说，奔走相议"并"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的侵略目的；痛惜"黄神啸吟，白眚舞蹈"。鲁迅：《中国地质略论》，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1页、第13页、第16页。因此，他呼吁"有志富国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鲁迅：《〈中国矿产志〉广告》，见《〈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载唐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3月初版。针对外国人"足迹所至，要索随之，既得矿权，遂伏潜力"的现实，鼓励同胞"结合大群起而兴业"，达到"工业繁兴，机械为用"的目的。
1913年2月，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又明确地要求对"林野""加以保护"，"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鲁迅：《集外集拾遗·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49页。这种思想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环保"意识了，尤其在"赛先生"看来，应该给予适当的重视。因为这联系着鲁迅思想发展与五四新文学创作主题的一个相当富有深化潜力的方面。
总之，张扬科学理性并多方面表现"近代机械文明"的新文学主题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往往引发民族激情的"科技忧患"意识更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但这些主题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还缺乏充分展现的历史条件，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它才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创作成绩。然而追溯其源头，我们不能忘记"五四"作家们的努力。像许地山(落花生写于1941年的最后一篇小说《铁鱼的鳃》，描写"一个最早被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官学生""雷先生"报国无门，"一辈子坎坷不得意"。虽然他多次研制成功"死光镜"、"飞机箭"一类的"利器图样"，"献给军事当局"，但"没有一样被采用过"。面临外敌侵略，他又研制了"游目"和"有能呼吸的鳃"的"铁鱼"2潜艇，目的是"增强中国海军军备"。可是，尽管他把"自己民族的利益""放在头里"，宁愿"辞工"失业，不为外国人效劳，但"当局"和"中国的造船厂"却一点也不理解他，"非得同当权的有点直接或间接的血统或裙带关系，不能得到相当的地位"。否则，他的科学研究"不但是惹人笑话，也许还要派上个罪名"。结果在"逃难"的途中，"雷先生"和他的科研成果"铁鱼的鳃"图样一同坠海身亡。参见叶永烈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科学文艺》，希望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88～198页。这是比"陈英士"离国出走更为凄惨的社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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