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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科技传播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坛，其源头则始于"五四"时期。
一
"五四"新文学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与吸收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思想、创作方法的情况，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一般说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所内含的科学理性精神与"五四"时代倡导科学与民主的社会风尚是基本一致的，由此决定的创作方法、表现技巧等等，与其所表达、展现的思想内容也是一致的、和谐的。这也许是它们的真实性原则能够在新文学运动中持续发展、不断成长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却有很大的不同。当西方世界认为"理性破产"、"科学破产"，因而导致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盛行并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之时，中国的"五四"
先驱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大力倡导科学理性精神，针对社会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封建迷信、愚昧虚妄等等，呼吁"诉之科学法则"，"一遵理性"，达到"迷信斩焉"，"无知妄作之风息焉"的目的。陈独秀：《敬告青年》，载《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月15日。
这确实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共识与民族的心声。在这种社会风气、思想崇尚的影响、制导下，"五四"新文学也必然地注重科学的理性精神，讲求表达的明白清楚，因此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反理性倾向、反传统真实、反逻辑的风格大异其趣。由于中国和西方在理性倾向与美学趣味上的这种根本对立�"五四"时代尽管引进了相当多的一批反理性主义哲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但反映到新文学创作和"五四"作家思想上，恐怕主要还是从中吸取反传统的叛逆精神与重视生命意志的主观力量，来作为批判封建专制和争取个性解放的精神武器；对于那种排斥、淡化理性的思想倾向，则很少真正地接纳与认同。"五四"新文学作家是把西方现代主义反传统反逻辑、重生命意志、重主观精神的实质性内容，纳入了科学理性的思想框架中来消化接受的。所以，"五四"时期真正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品，很难说真正地具备了西方现代派文学那种反理性的思想品格；�"五四"时代强烈的科学崇尚与理性追求，新文学建设初期的开放型视野，又必然导致作家们兼收并蓄地容纳吸收了大量现代派写作技巧、创作手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与近、现代科学联系甚为密切，并在新文学创作中卓有建树。甚至世纪初刚刚出现的未来主义中的科技影响，都在"五四"文坛得到了迅捷的反应。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主义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现代物理学的一系列发现和发明，以及现代机械文明带来的生活节奏加快等等，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未来主义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之一。章锡琛最早在《东方杂志》发表译文介绍未来主义对"现代器械文明之赞美"；章锡琛：《风靡世界之未来主义》，载《东方杂志》第11卷第2号。馥泉的文章指出"未来派的诗，采取工场的喧声、汽车的咆哮等"。馥泉：《不规则的诗派》，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9号。
茅盾则分析未来派产生的原因是"当本世纪初，物质文明骤然进化，科学和机械挟其雷霆之力扫荡社会，人的心里感受其影响。机械是力量愈大愈好，愈速愈好，所以一般人的脑子里也旋转着'力''速'两个字"。茅盾：《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载1922年宁波《时事公报》。1923年，郭沫若发表了《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从"无线的想像"，"信号式的形容法"，"谐声字与数学的记"，"印刷的革命"等艺术形式的角度，介绍了未来派诗歌的"尖端性"。他认为未来主义"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是没有精神的照像机、留音器、极端的物质主义的畸形儿"。载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
"五四"时期，郁达夫、徐志摩、宋春舫等也都介绍、宣传过未来派文学，并且也都充分注意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参见：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郁达夫文
集》第5卷第221、2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徐志摩全集》第6辑载《未来派的诗》(1923年的讲演词)。宋春舫发表于《东方杂志》18卷13号的翻译未来派戏剧"四种"，及刊载于《戏剧》1卷5号的翻译"未来派戏剧二种"等。但是从创作实践来看，除了极为个别的标签式模仿外，1922年6月20日出版的重庆联合县立中学校校友会编的《友声》杂志，刊登姜文光的《自杀的青年》，标明是"未来派戏剧"，但除了"短捷集中"有点像未来派以外，实在谈不上"未来派戏剧"。尤其是文字明白优美，风格典雅清丽，毫无机械"动"感。实在乏善可陈。
恰如鲁迅所说�"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如未来主义……其实又何尝出现。"鲁迅：《〈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载《鲁迅全集》第10卷，第291页。但从"赛先生"对创作方法的决定性作用来看，心理分析(又译精神分析)学说，则应充分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
作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创立的一整套精神病治疗法则与心理学理论体系，心理分析学说既是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思想基础，又形成了现代主义文学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创作流派，具有显著的"方法论"特征，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梦"的艺术处理等方面。
"佛洛德的最大功绩"就是对潜意识领域的开拓，"在心理上确证有无意识"存在。张东荪：《论精神分析》，载1921年2月15日出版的《民铎杂志》第2卷第5号。这标志着近代心理学的进步，打破了以往把意识当作"构成心理之全体"的陈旧观念，杨振声：《谭嗣锐的〈新心理学〉》，载1922年《新潮》第3卷第2号。大大开阔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视野，从而发现了人的精神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个从未认识到的"潜意识"王国，这里潜藏着人的许多隐秘的、本能的欲望，并自然而不自觉地支配着、影响着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既启导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充分认识潜意识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联，如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中曾经明确宣称�"文艺的创作譬如在做梦"，"文艺的批评譬如在做梦的分析"。(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版《沫若文集》10卷188页)穆木天认为"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它要"深汲到最纤纤的潜在意识"。(见《谭诗》，载《创造月刊》1926年3月第1卷第1期。)更在创作实践上影响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五四"作家描写过带有明显心理分析色调的梦幻与梦境。
本来，写梦在中国传统文学里古已有之，但都不是写潜意识的欲望表现，而是现实人生愿望的直接展示。如黄粱美梦、南柯一梦、神鬼托梦、祸福兆梦等等。"五四"新文学中的梦描写，首先完全摒除了传统迷信因素，是对潜意识进行自觉的揭示，因而具有近代心理科学的思想依据，成为一种表达隐秘欲望的现代创作技法。郭沫若在《残春》、《月蚀》、《喀尔美萝姑娘》等篇中，都精当地描写了心理分析式的"梦"。他还具体地解释过《残春》就是通过主人公的梦境来表现"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
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隐生了一种爱恋，但他是有妻子的人，他的爱情当然不能实现，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去了。这便是构成梦境的主要动机。梦中爱牟与S会于笔立山上，这是他在昼间所不能满足的欲望，而在梦中表现了，及到爱牟将去打诊，便是两人的肉体将接触时，而白羊匆匆专来报难。这是爱牟在昼间隐隐感觉着白羊为自己的障碍，故入梦中来拆散他们。妻杀二儿而发狂，是昼间无意识中所感受到的最大的障碍，在梦中消除了的表现。②③郭沫若：《批判与梦》，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116页。
郭沫若的这种"梦"描写，是自觉地按照弗氏心理分析学说来构思的。他在回答别人的批评时说，"梦是昼间被抑制于潜在意识下的欲望或感情强烈的观念之复合体，现于睡眠时监视弛缓了的意识中的假装行列"，所以，"爱牟"的潜在爱欲才能从"梦的隐义"转化为"梦的显相"。②这恰恰说明了《残春》的构思"步骤是谨严的"，③有一定的现代心理科学依据。
早在20年代，赵景深就指出鲁迅小说《弟兄》接受了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用梦境刻露沛君的心情"。赵景深：《鲁迅的〈弟兄〉》，载1927年7月《北新》第1卷第39、40期合刊。
《肥皂》、《离婚》篇虽不写梦，但直接描写潜意识的象征性情节(前者)或传达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规约(后者)，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假道学伪君子的虚荣、卑污，或透视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精神病源，从而把这一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心理分析小说技法，结合并服务于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剖析、批判。这正是鲁迅超出其�"五四"作家的独特成功之处。"五四"新文学作家在梦与潜意识的描写方面进行过多种尝试和探索。《玉君》(杨振声)通过林一存在望仙桥下连做两梦，表现了他在潜意识中既想忠于朋友，成人之美，又希望玉君能够属于自己的微妙的矛盾心态。《风铃》(郁达夫)写质夫在梦中砍掉了少女的手臂，其实是借梦境发泄他潜意识中的嫉妒与恼恨。《一个勤学的学生》(汪敬熙)写丁怡考中后当晚就梦见自己升官发财，买妾享受，等等，揭示了"勤学"动机的潜意识里仍然包藏着封建官僚传统的精神污垢。《黄金》(王鲁彦)中史伯母的梦，更多地显示了民俗文化色彩，�"梦粪染身，主得黄金"，"棺材"与"官"、"财"的谐音等，同样也包含着一定的潜意识因素的转化。如果说这种形象近于人物深层心理的写实，许杰的《暮春》安排主人公在梦境中实现"几十年来期待的初愿"，与青年时代的恋人欢聚，是作者自己明确承认的"白日梦"。许杰：《白日梦给友人的信，代跋》，见《暮春》，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1月版，第85页。其他如王以仁的《神游病者》、叶灵凤的《白日的梦》等，在对梦的描写中所揭示的多与作者生活经历中的愿望、情绪密切的相关，侧重于表达被压抑的潜在情欲和内心要求。
总之，这些作品接受弗氏心理分析学说的程度可能不尽一致，但共同的一点是：都把对人物的心灵世界的探索推进到了潜意识的层面。这当然是弗氏心理科学影响到中国"五四"新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
三
心理分析学说关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划分，在心理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动态的系统结构。本我即人的生物性本能，追求自然本能的宣泄和本能欲望的满足。超我代表着理想和良知，追求道德完善和精神超越。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对抗是以自我为中介的，自我既要适当满足本我的要求，又努力达到超我的认可。所以，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实际上就表现为本我与自我的冲突。这样，人体内部的欲求基本上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是自然本能的、物质的、"肉"的、形而下的欲求；另一面是社会道德的、精神的、"灵"的、形而上的追求。二者相互对立而存在，互相制约而发展。这决定了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本我与自我、潜意识与意识、自然本能欲求与社会道德规范、灵与肉之间的本质对立与激烈冲突。"五四"新文学作家接受了这种观点，遵循心理关系的科学机制，创作出一大批灵肉冲突的双重人格形象。
郁达夫明确指出《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郁达夫：《〈沉沦〉自序》。小说的主人公本我情欲炽烈，但又屡遭嘲侮，于是转化为带有某种变态色彩的性苦闷，而当超我中的道德感和自我理性意识觉醒的时候，他又深感自愧自惭，谴责自己"下流"，甚至自打耳光，决心"下次总不再犯了"。可是当重新受到异性的刺激与诱惑时，他的内心尽管"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结果又"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于是，灵与肉的冲突使他生活在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所引起的"自责心同恐惧心"的折磨中，并陷在这种病态忧郁中不能自拔，最后竟致投海自杀。《沉沦》充满清醒的病态心理解剖意识，成为新文学史上自觉描写灵肉冲突的二重人格形象的优秀名篇。郭沫若的小说中也存在双重"欲求"的描写。《喀尔美萝姑娘》中，那个已有了妻儿的留日学生，单恋一位卖糖食的日本姑娘，但妻子的圣洁又感化着他向善，不断增强他的道德伦理意识；同时，卖糖食姑娘的世俗美所象征的肉欲诱惑，又一再引起他"不可遏抑的淫欲"。引自1925年2月25日上海《东方杂志》第22卷第4期。他在这道德和情欲中间"无法两全"：一方面饱受良心的苛责，骂自己是"恶魔"、"二重人格的生活者"，引自1925年2月25日上海《东方杂志》第22卷第4期。
很想跑去在妻子的脚下忏悔；另一方面却又经常尾随卖糖食姑娘，并在梦中与她幽会，幻想着肉欲的满足。结果，他和《沉沦》中的主人公一样，陷入道德自责与灵魂破毁的绝境。同样，《白日的梦》(许杰)中，主人公也是有了妻子又爱上"春子"姑娘，于是对"春子""极强的性爱"与"道德律"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女娲氏之遗孽》(叶灵凤)则描写了一位与男青年恋爱的有夫之妇。《楼头的烦恼》(周全平)中那位知识青年，在男女交欢的刺激下战胜自责，闯入房东女儿的房间。《微眚》(白采)也是描写暗中爱上青年男学生的中年妇人，还有张资平笔下的某些人物(如《苔莉》中与表嫂私通过的克欧、《梅岭之春》中与叔父偷情失身的保瑛等)，都是在双重"欲求"的情网中作痛苦的挣扎，既有"猿猴似的淫心"，又受到社会道德制约而"兔儿似的胆小"，因而"陷到一个大大的难境里去了"。
郁达夫：《〈沉沦〉自序》。这类人物形象反映了自然本能的情欲性爱与社会道德标准之间的普遍对立和本质矛盾。如果说描写梦和潜意识重在从人的表层意识向深层意识开掘，从而使心理表现更有深度的话，那么，双重"欲求"与灵肉冲突的描绘则重在打破人格的单维结构与静态呈现，有助于更真实地显现人格的多层面性以及深层人性的动态变相，从而区别于古代文学人物性格的单纯性与脸谱化特征(如诸葛亮的智、曹操的奸、关羽的忠、宋江的义等等)。这标志着"赛先生"影响于"五四"新文学中的性格描写，大大地接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社会人生。
四
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是整个心理分析学说的重要基础。"五四"新文学作家既吸收了这种性欲理论的合理因素，又摈弃了其中过分夸大性欲作用的泛性主义文艺观，从而提高了对于性问题的科学认识。在《Lobenicht的塔》中，郭沫若通过正面描写，表现性能量"力比多"的转移，创造了美感与文化。鲁迅在《补天》等创作中也明显地接受了"性欲升华"说的影响，同时他又批评弗洛伊德"执拗"、"偏执"。参见鲁迅：《狗·猫·鼠》，载1926年3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1卷第5期；《"碰壁"之余》，载1925年9月21日《语丝》周刊第45期。
周作人也指出："现代科学上的性知识日渐明了，性爱的价值也日益增高。"周作人：《情诗》，载1922年10月12日《晨报副刊》。
由于"五四"作家对弗洛伊德泛性论文艺观的批判性接受，并在当时得到相当程度的传布与推重，使得性问题成为"五四"文学创作中的热门题材之一；而从"赛先生"的角度看来，又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其中关于变态性心理的描写，符合或涉及弗洛伊德学说中病态原型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同性恋《茫茫夜》(郁达夫)
《飞 絮》(张资平)
亲属(师生)恋《叶罗提之墓》(郭沫若)
《不安定的灵魂》(陈翔鹤)
《木犀》(陶晶孙)
《姊嫁之夜》(叶灵凤)
《飘渺的梦》(向培良)
自性恋《浴》(叶灵凤)
受虐癖《过去》(郁达夫)
《湖边春梦》(田汉)
恋物癖《See！……》(陈翔鹤)
《圣诞之夜)(周全平)
窥体癖《神游病者》(王以仁)
这些作品明显地反映着弗洛伊德"力比多"学说的影响痕迹，某些儿童心理描写，又浸染着"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的思想印记。由于弗氏文艺观的泛性论思想影响，"五四"时期的郭沫若不仅认为《胡笳十八拍》、《织锦回文诗》的作者蔡文姬、苏蕙，都是"歇斯迭里的女人"。③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作者的性格》，见《郭沫若文集》第10卷，第190页。还把《湘累》的创作，视为"对于屈原的一种精神病理学的观察"；
参见鲁迅：《狗·猫·鼠》，载1926年3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1卷第5期；《"碰壁"之余》，载1925年9月21日《语丝》周刊第45期。而《西厢记》在他看来，更简直可以等同于性欲"'离比多'(Libido)的产生"③。郭沫若的这种认识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看，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合理性。
总之，就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而言，所谓科学对创作方法的影响
，还要指出的是：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不同，"五四"作家往往赋予某些现代主义的创作形式以现实主义的社会内容和思想针对性。即使是"梦"，其情节线索、人物形象都比较完整、明晰，其象征、喻义的意向也相对确实而稳定。与之相反，这些创作方法的技巧形式在西方现代派作品中，则往往支离破碎、不可捉摸、含混不清，表现出一种非逻辑、非理性的荒诞感及无意义无价值的终极困惑。"五四"新文学作家基于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生理、心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对西方现代派写作技法的这种创造性改良，又恰恰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科学理性精神，应该说，这仍然是来自"赛先生"的思想制导和潜在规约。
五
纵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等文学方法中的科学影响，应该注意当年梁启超的有关
认识：科学的研究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是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他们把社会当作一个理科试验室，把人类的动作行为，当作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拿他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的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分毫主观的感情作用。参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如果仅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梁启超的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所以，他进而认识到西方的所谓"世纪末情绪"与现代主义思潮源自科学冲击的某种联系：我们从前自己夸嘴，说道靠科学来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学越发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却越发横暴，我们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所以受自然派文学影响的人，总是满腔子的怀疑，满腔子的失望。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就是为此。参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显然，梁启超这里的描述还相当表面化、简单化，不能正确而完整地揭示科技文明影响文艺创作的内在联系。但他牢牢把握"科学"这一现代性视点，注重方法论的创造价值，对于我们考察新文学创作方法中的科学性因素，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至于30年代以来科学思潮对创作方法的影响，仍有所发展、承继。比如"社会剖析派"小说就给予我们很大启示。从单纯的方法论角度来说，"社会剖析"具备不少"准"科学特征：像科学实证一样，要求"对象"必须客观、具体；同时，"剖析"还准确地体现了理论与材料的适应性、一致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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