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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形式
文化史上某一时代的特征，不仅表现于当时所获得的思想成果，而且也表现于为获得这种成果所使用的思想方法或者说由这些成果体现出来的思想方式及其原则性。"五四"新文学革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基础，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科学"方法"意识的时代觉悟。我们可以从科学思想影响与科技文化传播的视角来考察其中的某些形式特征。在鲁迅小说、新文学批评以及相关的理论建设中，明显地表现出接受了近、现代自然科学影响，所形成的科学性思想原则与思想方法；在思维方式上，也可以与现代科学进行比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有逻辑认同。当然，由于时代局限，也存在着某些难以规避的认识误区。因此，选�"五四"时期，从正、反等多层面来进行具体考察，是富有代表意义和典型价值的。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与《狂人日记》的关系，早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有的观点认为："《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都可以说是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新文学中的形象化体现。"汪应果：《科学与缪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14页。
然而，这仅仅是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着眼，还没有涉及鲁迅通过作品所表达的充满科学理性的思想方法及其原则性，从这个角度解读《狂人日记》，我们会看到些什么呢?"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这是以往所有鲁迅研究时常忽略不谈的一句话，恰恰是这句话，在精练如诗的小说中重复了两次；并且由这种"研究才明白"的运思意象，形成全篇的关键：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们历来注重这"吃人"的结论，却忽视了产生这结论的过程及由此体现出的运思逻辑。由"翻"、"查"历史开始，因"睡不着"而"仔细看"，终至于"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这些都是具体"研究"的形象描写。"狂人"的独语式疯话，可以被看作病态复发的产物，但从"赛先生"的特定象征需要看去，鲁迅安排在这里的一字一句，都充溢着科学理性的运思逻辑。鲁迅不仅看出了"仁义道德"的实质是"吃人"，鲁迅还通过形象描写，指明导致"吃人"结论的思想方法是"研究"。正是从这种"研究才明白"的运思逻辑中，我们可以省察出现代理性批判的科学精神。如果说"狂人"独语式的"吃人"疯话振聋发聩，成为"彻底反封建"的艺术象征；那么，这"研究才明白"的"狂人夜读图"，及其内涵的科学理性精神，同样是震古烁今、弥足珍贵的形象化身。鲁迅在"呐喊""礼教吃人"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他批判封建文化的思想原则"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所谓科学的理性，正是这样一种衡量尺度的具体表现。其本质就在于怀疑、批判的认识态度，与超越、创新的价值趋归，表现为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通过不同的途径追求真知，而绝不停止于已有的认识水平。鲁迅所强调的"研究"，实质上就是一种怀疑和批判；所谓"明白"，标志着对旧的、现存的认识水平的超越。二者的关系，典型地体现了科学实证法则的因果律。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标举的"研究才明白"的运思逻辑，与传统的"论辩常法"划清了界线。近代翻译家、科学启蒙先驱严复说过："中国由来论辩常法，每欲求申一说，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严复：《名学浅说》。
这种征于圣、验于今的思想方法，显然与科学理性背道而驰。所以，"狂人夜读图"的象征意蕴，和"礼教吃人"的思想性命意一样，也展现了鲁迅要表达的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原则。"研究才明白"的运思逻辑，又表现为不同的具体方式，在《狂人日记》中，这可以从思想内容的平行类比与思维模式的揭露、批判两个不同层面来具体深入地加以考察。
鲁迅的人生进化观与生物科学的进化论思想，是以平行类比的方式，交相呼应，共同服务于特定语境中的象征性思想需要。鲁迅这样安排"狂人"对"大哥"的"劝转"：
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这里有对种系发生学说和生物进化论的形象描述。鲁迅以不进化的"虫子
"和进化中的"猴子"，来对照"吃人的人"和"不吃人的人"，已经突破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樊篱。"心思不同"，"何等惭愧"，只有联系于社会人生才能成立，才有意义。在生物学范畴内，是不能揭示社会发展与人生价值规律的。鲁迅以类比表达的思想内容，远远地超越了达尔文与海克尔，在这里，显然不是指人的生理机能的发展、进化，而是指人的思想、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
在鲁迅看来，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应该不断地发展更新，从而显示其有效性与合理性，焕发其生命活力。这是由历史进化与人类文明的客观本质决定的。但是，纵观中国
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几千年来凝滞僵化，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等等。
董仲舒：《楚庄王》。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还是封建意识形态领域中最顽固的堡垒之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信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在《狂人日记》中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精神层次："吃人的事，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这里，否定的重心不仅仅在于"吃人"，更是对封闭保守、顽固僵化的传统思维定式的驳斥与鞭挞。鲁迅指出，要想超越自己，造福子孙，道德教训和思想逻辑都必须改变、进化。"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联系人的生物性本能，批判传统思维习惯的惰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劣根"的遗传基因，不仅仅通�"狂人"之口喊出了礼教"吃人"，还直接针对着"从来如此"的思维模式，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质问，这是科学理性的集中表现，是科技传播作用于文化思辨的时代骄傲。自19世纪以来，各种自然科学方法一直是其他学科进行合理化综合总结的运思模式，"赛先生"的思想光辉照亮了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基础与前途。文言变白话的时代革命，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思维习惯，实质也是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因为"
"五四"作家是把语言跟思维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这使得他们有可能超越一般的语言文字改革专家，而直接影响整个民族精神的发展"。黄子平等：《论"二十世纪中国文�"》，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胡适的把"科学的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也表现了逻辑实证的方法论追求，是符合"五四"科学精神的。思维方式的更新与进步，是本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帮助与导致了在世界形势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时代新思潮的激荡与勃兴，即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以至民族性格等深层文化结构的变革与再造。胡适当年作为"五四"先驱对此有过明确的理论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叫作'评判的态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周作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这就是要对传统文化重新评估，对古籍记载、作品笺注和国故研究中曲解、牵强之陈说表示怀疑，这实际上就是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思想方法。当时对科学精神与方法的倡导是非常热烈的。按照"五四"先驱们的理解，所谓科学的精神或方法，主要包括审核材料的真伪和论证逻辑的严密两方面内容。在近现代科学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影响、启发下，"五四"时代也是我国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思想觉醒并初步成熟的重要时期。例如：
1"比较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他明确地主张"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郑振铎也提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史诗、古代神话，提出"在宋元之前，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过戏剧和小说的大作品"④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等问题，并由此预言："现在却是与西方文学相接触了，这个伟大的接触，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更伟大的时代出现的。"④
2"归纳的考察"方法。胡适写《治学的方法和材料》，郑振铎写《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都是倡导这种方法。郑振铎说："自归纳的考察方法确立后，'无征不信'便成了诸种学者的一个信条。""于是近代思想，乃能大为发展，近代科学乃能立定了它们的基础。""他们不轻下定论，他们下的定论便是集合了许多证据的归纳的结果"。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五四"文学先驱们参考近代西方的逻辑学方法，继承发扬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在其所适应的范围内，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结果。如"新红学"的确立，小说戏曲版本及作者的考订，著述系年的编纂等等。但对于作品本文的分析研究，这种方法尚有很大的局限性。
3"立诚的"审美方法。"五四"先驱非常重视文学的真实和审美的特性，这是更加符合文学本质和科学精神的。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之一，就是要求"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文学研究会高举现实主义旗帜，表现了高度重视文学真实性的时代需要。当时无论胡适、鲁迅、茅盾等，对传统小说、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批判，其主要理由就因为它的失实和"虚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指出杜诗标志着中国文学走向了"成人期"，〖JP2〗原因就是杜诗的内容与意境都"是写实的"。高度重视文学的真实性，已经成为"五四"时代价值重估的一项重要审美原则，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正是从实际出发，崇奉实事求是�"五四"科学精神必然的反映。
二
数学是一种抽象科学，数学的思想方法、思维逻辑，对于我们理解科学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的某些实质性特点，很有启发。事实上也正如毕达哥拉斯的信徒费罗劳所说，凡可认识的东西都有数，如果没有数就不可能用思想去把握或认识任何东西。在"五四"文学批评中，明显的科学意识溢于言表，明确的科学术语随处可见。就其思想形式来说，带有社会政治功利色彩的对立倾向消解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作家掌握的科学知识，对文学思想的直接介入，或者是平行比照甚至于简单依附。其具体表现，往往就是数学和准数学式的逻辑摹写。就这一点而论，创造社作家尤其突出。郁达夫在《介绍一个文学的公式》里，f"代表"认识"与"情绪"。成仿吾更为典型，在《诗之防御战》中，他为了说明"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就"假使：
F为一个对象所给我们的印象的焦点Focus或外包envelope。
f为这印象的焦点或外包所唤起的情绪。那么，这对象的选择，可以把F所唤起的f之大小来决定。用浅显的算式来表出时，便是我们选择材料时，要满足dF＞0一个条件。如果这微分系数小于零时，那便是所谓蛇足"。成仿吾：《诗之防御战》。
成仿吾在这篇知名度较高的"五四"诗论中列出"算式"的目的，在于说明感情对于文学创作中的选材及其语言表达的决定意义。我们不必特别推究成仿吾这里的文学观点本身是否正确，也没有必要考察他的"算式"具有多少数学价值。只有一点应该明确：成仿吾为奠定全篇论纲的理论基础，采用了这种数学逻辑的思想形式。也许，这可以看作是他的"五四"时期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
郭沫若的《残春》发表以后，"摄生"撰文批评这篇小说的情节与结构缺少"climax"(高潮)，因而是不成功的。成仿吾为此写了专文《〈残春〉的批评》，指出有无"climax"不是衡量小说成败的唯一尺度，更不能从传统的结构观念出发，机械地要求所有小说都必须达到"形式上的完备"。他指出：如果"拿一种固定的形式去批评文艺作品，是很容易陷入错误的"。②
③成仿吾：《〈残春〉的批评》。
所以，《残春》虽然没有情节高潮，也不失为一种现代小说体式；而且，还可能使得"情绪""饶有余味"。②
为了申明"情绪"与"climax"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最好是用一种几何作图来详细注解"：在这个图中，他"假设"作品的"内容(即事件)"的发展为横轴，"情绪的变迁"为纵轴；则情绪"随内容之进行"的"渐次变化"就表现为一种抛物线图形。成仿吾的结论是：情绪
必须与内容并增，否则便违背了"文艺的原则"。他进而推论，如果有一个climax即高潮以后之内容，为有害无益的蛇足。③
这里，把高潮当作"有害的"，因而矫枉过正，显然是成仿吾的偏激之见。并且，"内容之进行"所诱起的情绪思潮，也不能完全离开接受者来评判。但是无论如何，成仿吾的动机是正确的，当时他受到法国基友的影响，倡导批评家对创作和作者应该采取感同身受的尊重与真诚的"同情"。
成仿吾：《批评与同情》，见《成仿吾文集》，第116～117页。这种"文艺的原则"思想，很有针对性与建设意义。尤其是他采取几何图形的方式，也相当准确地表达出了他所理解�"情绪"与"高潮"的关系。
应该说，类似于成仿吾套用数学"算式"、"几何图"来"注解"文学，在"五四"文论、诗论中借用数学概念、术语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已经不仅仅是个语言、名词的"移植"问题，而直接关系到对文艺本质的理解：
我们常说好的文学应是普遍好的，但这普遍的只是一个最大的范围，正如算学上的最大公倍数，在这范围之内，尽能容极多的变化，决不是像那不可分的单独数似的不能通融的。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我的诗歌所能表显，所能感动的社会，地域是很小的。但如表显力与感动力的增强率，不小于地域的减缩率，我就并没有失败。刘半农：《半农杂文·寄瓦釜集与周启明》冰心在《山中杂记》中对"幸福"的理解及表达，也借用了数学公式来作为引发情愫的因由
，可谓触景生情。当她看到"黑板上写着的:
35-15
21+10
18-9
64+69方程式"时，"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使她回想起"十五年前"自己的"背乘数表"时代，不由地感叹"人绝对的被书本征服了"，以至于影响到人生观与幸福观。
参见《冰心文集(3)》，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190-191页。
这实质上是科学思维的基本训练作用于思想感情的一种反映。凡此种种，充分体现了数学知识与数理逻辑及其内在的科学精神，对"五四"新文学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显示了"五四"作家知识结构的时代价值与创造活力。在这里，借代、比喻等修辞手法与数学定理法则的运思逻辑融会一体，科学的概念、术语被赋予了新的命意，表现出"五四"新文学作家思想方式、情感归趋上的多元选择和鲜明、形象的科学意识。
是的，科学首先包括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往往成为对"五四"作家创作道路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基础。刘大白在20年代末曾说："我生平最受影响的有三种东西，就是八股，数学和佛经。"他首先肯定了"数学"使自己"养成比较逻辑的头脑"，刘大白：《白屋书信》第3封，1932年5月上海大夏书局印行。后来还批评王士祯、翁方纲的《声调谱》等研究"方法""是非科学的"。刘大白：《旧诗新话》，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5月版，第168页。
追溯这种"科学"式文学评论的源头，陈寅恪的一段逸话也很值得注意。早在1919年，他写下《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八年夏季第二号读竟戏题一绝》："文豪新制爱情衡，公式方程大发明。始悟同乡女医士，挺生不救救苍生。"此诗曾见于吴宓的《己未年日记》，《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8页。
说明在当时还有所流传及影响。"挺生"是一个人名，陈寅恪感于当时有的新文学创作中人物的类型化、脸谱化，和故事情节的模式化、简单化已经初露端倪，就好像"公式方程"的逻辑演示，而缺乏艺术的内在活力。这也许是后来形容文艺作品"概念化"、"公式化"的最初"戏"词，同样反映出一种数理科学的形式观念。
诚如罗素在他的名著《数理哲学导论》中所说，"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数不仅适合数学公式，并且能在恰当的公式中应用于普通的事物"。罗素：《数理哲学导论》，晏书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6月1版，第14页。
对于上述种种数理形式及观念的文学移用，固然不能绝对肯定，但在客观上也应属于通过"恰当的公式"，把"我们的数""应用于普通的事物"的可贵努力。这说明"五四"作家接受科技传播的影响，首先表现于思想形式方面的时代共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创新意义。
"五四"时代的这种科学崇尚及其浓厚的文化氛围，必然会通过社会心理，影响到新文学作家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以及行为方式诸层面。朱自清在创作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后，于1924年8月决定离开温州去宁波任教，预约的课目中就包括"科学概论"。更加富有"科学"意味的是，他在中学任教时，鼓励学生多读多写白话文与"自由命题"写作，充分显示出尊重个性的现代意识，并且要求：
作文簿的第一张要空下来，一面由我们(指学生引者注)把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以便检阅；另一面由他记分数，方法很别致；譬如首格代表九十分到一百分，次格八十分到九十分……如果你第一篇作文得八十五分，他就在次格正中点一点，第二篇如得九十三分，就在首格稍偏下的地方点一点……再把各点用线联结起来，由于点的升降，就可以一目了然知道他自己成绩的进退。季镇淮：《闻朱年谱》
朱自清的这种衡文表达方式，呈现出"五四"时代新文学作家特有的科学态度和明确的数理统计标准。它与"大哥"教"狂人"做"论"时，"打上几个圈"或说"翻天妙手"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思想性的价值内涵，而在于从中所体现的思维逻辑。"赛先生"的理性精神对传统运思习惯的自觉反拨及科学规约，往往就表现为这种定量分析与定性评估的形式对立。
"五四"作家在思想方式上接受数学等科学影响，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运思逻辑，其中也蕴含着相当明确的审美倾向、价值判断或者是一定的道德意识。1921年初，郭沫若发表了新诗《金字塔》，在《女神》初版本中，这首诗篇后有注说："金字塔本是太阳底象征。埃及艺术多取几何学的直线美，其表现浑圆的太阳竟用四面方锥体表现，正其美术之特点。盖取像太阳四方普照之意。"显而易见，诗中的现代天文知识与诗人着意强调的几何图形的美感特征，在这里融会一体，正反映了"赛先生"渗透于"五四"新文学的艺术视角，往往"独具只眼"。这和周作人"拿了文法消遣"，"无事闲读《几何原本》聊以自娱一样"，反映着生活"趣味"上的某种个性化选择，周作人：《雨天的书·文法之趣味》。也可以看作为"五四"时代的一种"科学美感"。的确，作为语言的"公式"、"方程"和"数"，既是新文学作家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创作实践，在有些地方，甚至还能产生某种独到的修饰作用；尤其塑造特定的人物形象，往往焕发�"赛先生"固有的内在神韵：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来如像数学方程式一样规整了。他十点钟就睡，五点钟起床，夜间只睡七个钟点。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钟老仆朗培定要来叫醒他……
郭沫若：《Lobenicht的塔》老单身汉生活的单调、枯燥，毫无应有的情趣与光彩，岂不恰如这一连串数字似的机械而刻板?又如：
……他一面走，一面计算起他的儿女们随着他飘流过的次数。
六岁的大儿……十九次。
四岁的二儿……十次。
岁半的三儿……七次。
中国人的父亲，日本人的母亲，生来便是没有故乡的流氓!……
郭沫若：《橄榄·行路难》
这里，数与量的排比，悲与愤的感叹，交汇一体，相得益彰。数字里面，蕴蓄着饱满的情感力量!以"数"的方式表达着活生生的忧怨。更为重要的是，数理科学的概念术语往往凸现、强化了伦理善恶判断而成为美丑判断的思想前提。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赛先生"通过"五四"作家的知识结构所产生创造出的某种独特的美感价值。《残春》中的主人公"我"在性心理作用下，梦幻般地沉迷在"S姑娘"的半裸体面前，突然"看见我的女人……向我骂道：'你这等于零的人，你这零小数点以下的人!'"参见1922年9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
这里的数学意识非常精确"小数点以下"是"小于零"的意思，正和"等于零"相对应。然而，这种"零"的形象是一种人格价值"定位"，并充满了道德审判的意味。因此，"零"在这里被人格化了，其字里行间的数学意识与运思逻辑又通体闪放着"赛先生"的精神光芒。无独有偶，刘半农在回顾自己"五四"时期的杂文创作时，也这样说："一个人是值不得自己的严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后，虽然未必就等于零，总也是离零不远。"他的"零"概念，显然也是一种人格价值判断。我们尽可以不去详细地辨析其具体内容，但这种数字意识和"零"概念的借用却不能不看作是"五四"时代一种较为普遍的近于"情结"意味的科学习尚，刘半农：《半农杂文(第一册)·自序》。反映了"赛先生"的强大思想影响与美感创造活力。20年代末，刘大白曾向友人谈到"得了一个新发见"：
……是五律和七绝，都是合于黄金律的。因为(8+5=13)∶8=8∶5
，即64略等于65。(7+4=11)∶7=7∶4，即49略等于44。因此，五绝是半黄金律，而七律是倍黄金律。五七言律诗绝句之所以盛行于中国诗坛，非无故也……词调中的"瑞鹧鸪"，把七律分为两节，是最合于黄金律的。刘大白：《白屋书信》第59封，1932年5月上海大夏书局印行。
将长度为1的线段分割为x和(1-x)，并使x∶1=(1-x)∶x。这样的分割被称为"黄金分割"。解方程：x2+x-1=0，取其正根，x=[SX()[KF()5[KF]]-1[]2[SX]]=0.180339，取其近似值0.18作常数用，称"黄金律"或"黄金分割"。黄金律，在伦理学上是指永久不变的道德法则，在数学与美学上则代表一种最佳的比例关系。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在他们的绘画、雕塑和建筑设计中，因为严格遵循着0618黄金律，而使他们的艺术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在实践中，人们还找到了一种最简便的方法：按数列2、3、5、8、13、21……得出2∶3，3∶5，5∶8，8∶13……的比值作为近似值进行设计，以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
具有多重美学意义的黄金分割律对于中国传统诗词的意义，是否真的像刘大白所讲的这样重要而且"盛衰"攸关，恐怕简单的肯定与否定都不足取，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重心。但是，他自觉地遵循数学算式中内涵的科学精神，从"黄金律"的独特形式着眼，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表现出了明确的数学思维逻辑。这说明"五四"作家接受"赛先生"思想影响，在当时可能达到某种具有创新意义的认识领域。
如果说刘大白式的"黄金律思维"，基本上还属于一种直观感悟的话；那么，西谛对《孔雀东南飞》的"怀疑"，则很有些近于科�"实证"的意味了：
"……前言：'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后言：'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在二三年中小姑决不会由扶床而走的孩子，骤长至与新妇同长。即以二三为相乘之数，言新妇在焦仲卿家中已六年……也不能……长至如新妇之长。"
因此，西谛感到这儿的"文词"是"费解"的，西谛：《孔雀东南飞(读书杂记)》，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应该说这是建立在严谨数学计算基础上的理性判断，充分展示了运思逻辑与思想方法的科学性。20年代初"铜元票风潮"中，周作人联系"迦勒底人兼用十进和十二进计算法"，中国人"独自发明一至九进法"，针对"现在改为一元值十一角一分，一角值九分，一分值一枚七八九"，他说"把世界上最单调的数字都变成奇幻的东西，真是非有极度强大的浪漫性不能有这样成绩"。②周作人：《谈虎集·浪漫的生活》。
显然，周作人称"这些单调的数字之浪漫化"，隐寓着社会批评的锋芒，②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数字"、"计算"式的文化反讽。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来看，也和郑振铎一样充满了数理逻辑式的科学性。
也许是由于数理科学的逻辑抽象特点与文学艺术的形象化美感对比鲜明，在1923年夏天的《晨报副刊》上，还发生过一场规模影响不大但论争焦点集中的讨论，直接涉及到数学与"新诗"及"东方文化"的种种关系。缘起是桐柏在杂感《算学与诗人》中首先批评"新诗""附上了中国鬼"，其"特性"就是"整个的不分析的，含糊的不清楚的"，这"就造成中国人的懒的癖气，和不喜欢研究的习惯。于是中国人最反对的是数目字"。并且还"产生一种普遍的见解，以为上等人不爱弄数目字便不要紧，这些讨人厌的东西自然有那等级较低的人会去弄。这是中国人的国粹，所谓什么东方化，无非是讨厌数目字这一句话可以包括净尽"。接着，桐文说"某中学"的"诗社"请了一位"什么先生去讲演"，"这诗社的社员，大都是算学不及格的。这位先生在讲�"，"说是世界的大文学家没有一个不讨厌数目字的，没有一个在学堂里考算学考得及格的"。据此，桐文指出："原来新诗人早就有反对数目字的表示了。因为时间是有数目字的……于是晨、午、晚这些名词得其所哉了。因为日历是有数目字的……于是'柳絮飞时'、'油菜花黄时'便应运而生了"。这不仅"引起了祖宗遗传下来的坏脾气"，而且"满身现着复古的色彩"。桐文的结论是，"抛了代数几何买旧诗集，这是民族灭亡的征候"；"不看代数几何，或代数几何考不及格的少年人，根本上不配做新诗，也不配做什么文学家"。参见1923年8月6日《晨报副刊》。
这里牵涉到古典诗词中表现出的时序美感，其偏激与失误是显而易见的，难怪在短短20天里就有8篇文章发表出来与之商榷。
这8篇文章载于《晨报副刊》：
蹇先艾：《读了〈算学与诗人〉以后》(812)
于守璐：《代数几何考不及格的少年人根本上不配做新诗》(813)
温克威：《桐柏君的〈算学与诗人〉的讨论》(814)
马履：《读〈算学与诗人〉》(818)
品青：《油菜花黄时》(818)
何雪：《读〈算学与诗人〉后的感想》(822)
蔡振德：《读了〈算学与诗人〉后的我见》(825)首先是蹇先艾关于"事实"的辩诬。原来是他们曦社请了徐志摩讲演，"徐先生讲到算学与诗人仅仅说了一句：'Gothe各样学科都好，只是数学不见长；诸君这算学考不及格，也许可以做诗做得好。'"蹇先艾：《读了〈算学与诗人〉以后》，载1923年8月12日《晨报副刊》。
在其他人的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充满了真正的"分析"精神与"研究"态度："代数几何是用智力的，文学是用感情的，二者所依据的东西并不一样，如何会能有因果的关系呢?"于守璐：《代数几何考不及格的少年人根本上不配做新诗》，载1923年8月13日《晨报副刊》。有的指出："凡立论或结论，除自然公理外，通要说理由"，否则就是"武断"。温克威：《桐柏君的〈算学与诗人〉的讨论》，载1923年8月14日《晨报副刊》。总之，大家基本同意由数目字的好恶论定中国人"不喜欢研究"的看法，指斥中国人"太缺乏研究性了"!
③蹇先艾：《读了〈算学与诗人〉以后》，载1923年8月12日《晨报副刊》。
在这里，"数目字"代表着一种科学分析的现代意识，也许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蹇先艾辨白了"事实的不确"以后，紧接着也对"桐柏君提倡算学与诗人这番诚意"表示钦佩，并承认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现代诗人的缺点"。③
可见以"数目字"为标志的数理形式及其逻辑特征，在当时具有超越诗艺美感的时代价值。
三
比科学方法更内蕴的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比较鲁迅式的"两面神思维"和胡适的"
十字真言"，具体进行一些探索性的考察。"两面神"即古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Janus)，
最初是司光明的太阳神，他早晨开天门让白昼降临大地，晚上又把天门关闭。后来他成了司
一切大小门户及过道等"出入口"的神。雅努斯的形象有两副面孔，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一副年轻，另一副年老。他被认为是时间之神，每个月的头几天要纪念他，每年中纪念他的月份至今还称作"January"(一月)。据考证，元旦这个节日从纪元前一世纪起就同纪念雅努斯的节日合在一起了。可见�"两面神"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很重要
的。
"两面神思维"按照正式文献，是1979年美国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A·卢森堡教授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中提升出来的，指的是：同时积极地构想两个(或更多)并存的、
同样起作用的或同样正确的、相反的或对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由于形似于古罗马门神的
同时面朝两个相反的视向而得名。由于"两面神思维"具有若干特性，为我们探求鲁迅心灵
的奥秘，提供了科学的权衡尺度。
首先，"两面神思维"的研究对象表现出互斥性的本质特点。在自然科学领域，"两面神思
维"的对象是相互排斥、对立的两种(或多种)现象、理论或观点。如光的波粒二象性、牛
顿力学理论与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肯定或否定"平行公设"的两种观念等等，一般可用逻辑语文形式地表示为A与A〖TX-〗(非A)。
在鲁迅研究中，研究者通过鲁迅作品里"惯用的、反复出现的词语"，"找出作家独特
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包括范畴)"；然后对其进行多层次的开掘，"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9页。钱理群就运用这种"研究路线"，在"鲁迅最个性化、最具有独创性"也"最充分地显示了鲁迅式的思维"特点的《野草》的"题辞"中，读到如下的"灵魂的宣示"：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
爱者之前作证。
在《野草·墓碣文》中，钱理群又"看到了如下哲学的概括"：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着重号为钱著原文所加)钱理群认为"这里所提出的观念与意象，无不存在于矛盾对立统一的形态中"。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20页。
我们认为这也充分体现了"两面神思维"对象的互斥性特征，和转化这种互斥性的双向性。这里所谓双向性，指的是"两面神思维"对于解决相互排斥的A与A〖TX-〗的矛盾，有着明确的思维方向，可积极主动地去发现二者间的必然联系，实现他们的统一。就其思维方向的特点来看是双向视角即同时关注相反的两个方向，因而区别于反向思维即习惯性思维受阻时沿相反的方向去探索，其本质是一种单向逆行的运思过程。
要具体说明这一点与鲁迅思维模式的关系，必须联系鲁迅创作实际。我们认为不仅《野草》中的"观念与意象"符合"两面神思维"的创造机制，在鲁迅的小说世界里，同样体现了互斥性与双向性的特点。例如：狂人身旁处处闪射着路人似的"吃人"者的目光，看客们欣赏品味着夏瑜的就义，咸亨酒店里的酒客(也包括"小伙计")讥讽嘲笑着孔乙己的迂腐和凄惨，"鲁镇"人鉴赏着祥林嫂的不幸遭际，蓝皮阿五们享受着单四嫂子的苦难，"吉光屯"人对疯子满怀恐惧而又加以迫害，村人、族人以怪异的神色打量着沉默潦倒的魏连殳……
显而易见，无论是觉醒的个人，还是麻木混沌的"群"、"无物之阵"之间，都面对着难以超越的"对立物"，并充分表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拒斥；同时，在这种拒斥与对立中，"自由"作为人的一种最高本质与主体性体现，惨遭否定与消解"吃人"与"被吃"的意象，正是表达这种双向性的思维机制的一种艺术形式。
整合性是"两面神思维"的又一特征。由于这种思维方式追求A与A〖TX-〗的整体认识，用逻辑语言表示即Ω=A∪A〖TX-〗。显然，A与A〖TX-〗之间的统一不是简单的累积组合，而是一种产生新质的整合，即如M·邦格所说，整合意味着在不消融差别性和互补性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整体效应。在鲁迅的小说世界里，也处处表现了这种"整体效应"的艺术魅力。而且，从作家所取的思想态度和客观历史的行为经验交汇产生的艺术映象上看，可以把鲁迅小说里众多艺术形象大致抽取凝聚为"沉默氛围"、"吃人本能"和"荒原心境"三大意象。《呐喊》、《彷徨》中的长篇短章，芸芸众生，林林总总，只不过在不断变幻角度和框架，调整细节与情节，重构与再现这三大意象而已：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充斥着"沉默氛围"的"毒气"与"鬼气"，本能即是"吃人"的社会关系与"荒原"一般寂寥空旷的"无物之阵"，形成了无边无涯无休无止的心理重负。正是这一切的综合交汇从各方面阻扼着人的自由精
神的发展与主体性的生成，尤其是这种发展与生成的艰巨性，通过一代知识者的命运和心灵在"荒原"意象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可以说，洞悉这三大意象的生成及其内在的相互关联，是把握鲁迅小说丰厚意蕴的纲领所在，也是产生其"整体效应"的艺术源泉。
"两面神思维"主要是一种具有一定指向的思维框架和运思结构形式。按照其具体的思维方向，实现其既定的思维目标，往往需要将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等基本思维方法纳入其框架中。它把这些非逻辑的和逻辑的思维方法综合在一起运用，充分发挥各种思维方法的长处以及多种思维方法综合互补的优势，是"两面神思维"的又一特征，简言之，可以叫做互补性。
鲁迅的《野草》里显然呈现着多种思维方法的运作创造。小说也是如此，像《阿Q正传》里主人公摸了小尼姑一把之后，辗转反侧，"很不容易合眼"，老想"女人，女人"。作者写道：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亡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这里，是典型地使用了"演绎"思维方法。至于《狂人日记》中的名句："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可以看出，近于佛禅"顿悟"式的直觉思维，在这里起着较大的作用。
我们讨论鲁迅创作中的"两面神思维"，意在探讨""五四""先驱的艺术成果是怎样生成的，而且要变过去的注重其社会文化内容为注重其思想结构形式的自身。考察这种结构形式的思维模式还不能仅仅满足于作一些类型化的区别：比如指出鲁迅的"以否定辩证法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区别于"以互补辩证法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所谓"中庸之道"体现得很充分)等都还远远不够。这只不过是一种类型化的划分，就像以拟人化为特征的原始的情感思维方式，和以直观猜测为特征的古代朴素辩证思维方式一样，缺乏具体明确的对象特征。近代以机械分析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倒是明确了对象的范围界限，但与现代所谓"辩证思维方式"，在机械分析和辩证综合的问题上，被人们说得那么壁垒森严，而越来越显示出这种类型划分的科学理性的苍白。
我们选取"两面神思维"的尺度，正是要摆脱这些因思维科学尚不成熟所造成的观念混淆；尤其是希望能够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存的创造思维的研究，寻找一个共通的契入角度。思维方式虽然在人们认识事物过程中充当某种接受、加工并处理客体信息的"中介"，但它本身也是在人的认识活动中，通过知识、观念、方法、习惯的逐步积淀、内化、不断完善形成的。其中，知识是构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性成分。构成这种成分的知识要素包括知识的质和量，还有知识之间的组合方式，即知识结构。主体拥有的知识不同，其思维方式就不同。不同的知识面、知识深度和知识结构会影响主体的思维空间，制约主体思维方式的功能。在鲁迅创作中表现出的"两面神思维"不是偶然的，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只有学贯中西，并具备一定自然科学知识素养的鲁迅这一代作家，才有可能达到这种思维水平。鲁迅不是爱因斯坦，文学、哲学与艺术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以，我们也不能把"两面神思维"简单化、绝对化。恰恰相反，我们勾画"两面神思维"的种种特点，及其在鲁迅创作中的反映，只不过为了便于说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存在的那股"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不仅迅猛地影响了""五四""先驱及其同时代作家们的思想精神，也同时有力地制约甚至改变了他们的深层心理结构和创作思维习惯。钱理群认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建立起了以"否定辩证法"为中心的"新的思维模式"。我们这里提出"两面神思维"并加以讨论，只不过为考察这种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的现代变迁，提供一个具体的观照视点，以便认识除了创�"实绩"和"民族魂"精神以外，鲁迅为改善我们民族的思维质量率先作出的贡献。参见《科学探索的奥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8页、362页；《论现代科学的两面神思维方式》，载《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1992年第2期。
""五四""作家们的知识结构，显示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发展与进步，对于提高中国文学的创作水平，改善我们民族的思维方法与质量，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相同或相近的知识结构、求学经历，与相同或相近的自然科学知识的素养，也会导致多样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作为""五四""先驱的周作人，明显地表现出与鲁迅及"两面神思维"不同的情况。而最能说明""五四""先驱在思维方法上的个性差异，又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的，则是胡适的所谓"十字真言"。在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胡适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有关这篇文章及胡适其时的政治思想与立场观点上的错误，李大钊等人当时即有过批判，后来的研究者和史学家也有过反复的驳难。但长期以来的这种批判与驳难，往往把"十字真言"当成唯心主义货色，扣上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帽子，定为反科学或伪科学的东西。现在，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看，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辨析。如果联系现代创造学奠基人奥斯本(Alex
FOsborn)的"BS法"，在比较中辨析二者的特点，会发现科技传播在思维科学、文化交流方面所具有的很多独特价值。所谓"BS法"是奥斯本1941年所著《思考的方法》中提出的"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
method)的简称。这是一种通过群体相互激励引发创造性设想的方法，在美、德、日等国得到广泛推行与逐步改进。
"BS法"与"十字真言"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研讨问题的方法途径大体类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都立足于大胆地畅想假设。显然，这是一种"求异思维"。胡适说，"根据经验的暗示，从活的经验里涌出的直觉，是创造智慧的主要成�"。《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76页。这和奥斯本所讲的激发脑海"风暴"基本属于同一类型。
其次，二者都要求严格地评估、检查"假设"推导而来的结果。奥斯本称之为"反头脑风暴法"。胡适既强调"小心的求证"，又非常重视"细心收集事实"，他还提出对每个论据要问"五个为什么"等严格条件。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当然，胡适的"十字真言"由于只是一种个体思考方法，而"BS法"则是群体思考以引发"全息共"和"连锁反应"，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但作为一种现代思维方法，"十字真言"仍然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胡适就承认"十字真言"渊源于其师杜威(JDoway)的《思维术》，其中"五步法"里"最重要的是第三步提出假设"，可以看作是胡适借以发挥创新的逻辑起点。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实践早已反复抨击与批判了"十字真言"的某种片面性与偏激，什么"假说是愈大胆愈"等等。《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42页。
但从现代思维发展史的角度来考虑，却不能不看到：当1910年杜威在波士顿出版了他的名著《思维术》以后，很久也未能得到实践意义上的推行；而不到10年后却被他的中国弟子提炼、改造成"十字真言"，并用以触动了整个"五四"时期中国学术、思想乃至文化界的"思维神经"。这标志着"五四"先驱们追求"科学的方法"的时代觉悟，初步奠定了我国知识分子逐步走向思维科学化、现代化的基础。"十字真言"的历史意义和真正价值也正在这里，因为在他之前我国学术史上还没有人明白地说过这一点，就连所谓现代创造学的奠基人、美国本土长大的奥斯本提出"BS法"，也比胡适的"十字真言"晚了20年!
从鲁迅到胡适，一代"五四"先驱在创造文艺、思想硕果的同时，也为我们奉献了思维方法革新的成功经验或有益的借鉴。钱理群先生认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的这种贡献，�"应该大书特书的历史功"。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正确地选择并且实现了这样的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的突破与重建，才取得了'五四'文化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本世纪第一次全民族的思想大解放，为本世纪中华民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2页。
这样看来，"五四"文化革命和"五四"新文学革命，说到底也可以看作是一场思维方式的深刻革命。鲁迅在他的小说创作及散文诗里所表现出的博大精深，显然也与这场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有关。掌握并运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先进思维方法，是鲁迅取得创作成功的最根本的科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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