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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识结构与理论觉悟
"五四"作家的知识结构与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最突出地反映了"赛先生"与科技传播的思想影响及历史新貌16世纪，随着耶教东渐，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科技书籍，内容即所谓"格物穷理之论"的"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等。
徐光启：《辨学章疏》，载《徐光启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页。方以智的《通雅》和《物理小识》中已包括了"农书、医学、算测、工器"等自然科学知识。
参见《通雅》卷首之二藏书删书类略，载《方以智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到1861年冯桂芬倡采西学，"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引自《校庐抗议·采西学议》。
虽然非常接近于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也引起了统治阶级的相当重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科举制度造成冲击。1888年京师同文馆设"格物馆"，1895年改为"格致馆"，此后许多学堂的课程中，才陆续设立了众多的自然科学科目。1905年清廷诏令废止科举制度，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逐步得到发展。各地弃书塾，兴学堂，蔚然成风。从1910年到1919年的10年间，学校数量增加了两倍半，学生则增加了近两倍。其中，高等学校84所，普通中学444所，实业学校475所。留日学生仅1906年就达8000余人。
参见《晨报副刊》1922年11月11日载李小峰译(英)罗素著《中国的高等教育》："自一九O五年下令废止旧式考试制度，宣布教育革新的重要后，设立师范学校，用新方法训练师资，对于初等教育的改进和推广，是很有成效的。下列的统计从刁君的'中国的觉醒'中引来，可以看出中国的学校，教员，学生数的增加：
1910年1914年1917年1919年 学校数42，44459，796128，048134，000
教员数185，566200，000326，417326，000
学生数1625，5343849，5544269，1974500，000
知道了这几年正是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年头，那末必定要承认从这数字中所指明的进步是很可惊的了。"另参阅陈元辉：《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版，第39页。如果考虑到这期间的军阀割据、社会动乱和国民经济的贫弱，罗素当年"必定要承认从这数字中所指明的进步"，而且感到"是很可惊的"，就并不费解了。同上。
这反映了西方近、现代教育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冲击、改造中国传统知识结构的强大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五四"作家首先是作为这种"新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出现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的。而且，无论他们以后的思想倾向、文艺态度怎样分歧变化，都无法更移、取代他们在现代知识结构上的这种内在一致性。可以说，"五四"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知识"遗传基因"与其所决定的艺术"造血"功能得到彻底更新改造的一代。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就明确指出：他创作《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1年版。这里，把自然科学知识和文艺思想影响并列齐观，同等重视，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西方科学的知识修养和民主意识的时代觉悟，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生、孕育准备了冲破封建文化束缚、汇入世界文学交流总格局的历史力量。"五四"新文学作家共同承担着这种时代赋予的民族使命，又保持了各不相同的自我选择。闻一多在1923年就指出"《女神》里富有科学底成分"，"诗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和"那讴歌机械底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载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第4号第3页。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决定意义和独特价值以及相关影响等等，应该从历史的或文化的背景位置上，推进到新文学研究的中心焦点来详加考察与评析。
一
考察"五四"新文学中的科学影响与"五四"作家的知识结构，我们首先发现的是：那些堪称创作大师甚或一代宗师的"五四"文学先驱们，不仅普遍学历较高，接受高等教育和出国留学的比率高，而且选择的学科，绝大多数属于自然科学，或选学过自然科学。
作家学历调查依据现行出版的辞书、传记、研究资料等20余种，共计60余人。请看：
鲁迅 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郭沫若 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郁达夫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周作人 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后入立教大学并因近视改习土木工程学。
胡适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
洪深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陶瓷工程专业，后转入哈佛大学专攻文学与戏剧。
田 汉 留学日本，先学海军，后改学教育。
丁西林 英国伯明翰大学专攻物理学与数学，并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张资平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系。
成仿吾 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二部(理工类)，后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枪炮制造专业。
如果考虑到新文学革命中保守主义、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历史意义，也许我们应该把"五四"作家的范围适当地放宽；并且，要充分地估价现代艺术、师范及其他人文学科中所渗透融会的自然科学知识(例如美术中的光学、色彩及颜料知识等)，那么，下面的广角扫描，可能更加有助于我们说明问题。
陈独秀 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
闻一多 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珂罗拉多大学专攻美术。
徐志摩 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系学习银行(金融)学，后去英国入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并获硕士学位。其间他深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
冰心 协和女子大学医科，后入燕京大学改学文科；1923年8月赴美，入威尔斯利大学留学。
郑振铎 1917年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
郑伯奇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学习心理学，毕业后又入研究院。
欧阳予倩 日本明治大学商科。
李叔同 留学日本东京，学美术、音乐(回国后任天津工业专门学校教师)。
夏丐尊 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穆木天 留学日本，先学自然科学，后因近视改学文科。
陈西滢 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胡先 留学美国两次，获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
李金发 法国巴黎帝国美术学校，习美术、雕刻。
陆志韦 早年游学美国，攻读语言学和心理学。
王独清 留法，研究艺术。
朱湘 1917年就学于南京工业学校。
赖和 1909年就学于台北医学校，共5年。
汪静之 1919年就学于安徽第一茶务学校。
白薇 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理预科，学历史教育及心理学等。
滕固 日本帝国大学学习美术考古。
陶晶孙 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林如稷 1921年就读于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
王以仁 早年就读于杭州工业专门学校。
王思玷 早年就读于南京铁道专门学校。
王余杞 早年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
阿英 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
白采 1922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朱大NFDCB1924年入北方交通大学。
石评梅 1919年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
汪仲贤 早年求学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赵景深 早年求学于天津纺织专门学校。
……
五四前后接受了现代师范教育的新文学作家还有：冯沅君、黄庐隐、冯雪峰、潘谟华以及彭家煌、许钦文、许杰、王任叔、徐玉诺等一批乡土小说作者。创作"新潮"小说时的罗家伦、汪敬熙等人，在北京大学就读的专业课程也主要是心理学、生理学。考察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知识结构，与科学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外语。出国留学的五四先驱和创作大师们一般都能掌握一至两门外语，他们往往是创作和翻译齐驱，兼擅其长的。当时在国内求学的五四作家也都具备相当高的外语水平，有的还接受了外语专业训练。如：
宗白华 上海同济德国语学校。
瞿秋白 1917年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不久到北京大学旁听，后入俄文专修馆学习。
废名 192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英国文学系。
凌叔华 燕京大学外文系。
陈炜谟 北京大学英文系。
陈翔鹤 复旦大学英文系。
袁昌英 1916年赴英，入爱丁堡大学英文系。
方光焘 1918年留日，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英语。
耿济之 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
……
当然，留学和专业训练并不能作为考察外语水平的唯一标志。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代表恐怕是茅盾，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又主持改革了《小说月报》，致力于对外国文学作品、文艺思潮及理论的译介，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其他"五四"作家如康白情、杨振声、刘半农等在出国留学之前，也同样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外语水平。我们推重外语在"五四"作家知识结构中的地位，不仅是因为通过外语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文艺，吸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精神滋养；更重要的还在于不同民族语言的融会交流，可以更新作家的运思习惯，改善作家的思想方式，提高创作的思维质量。
显而易见，"五四"作家的知识结构不仅迥异于孔乙己、陈士成们头脑里的圣贤经传，而且从国内的职业训练到国外的高等教育，他们都普遍热诚地接受、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关键部分科学，而外语水平甚至成了可以反映他们的精神面貌的时代标志。鲁迅、胡适等人都对当初接受《天演论》学说的新鲜与振奋，有过生动的记述。参见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胡适：《四十自述》。郭沫若曾说："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我，品评一个学校的高下是以外国教习的有无多寡为标准的，连中学校的物理化学都须得聘请外国教习，至少也须得用外国教本。"他"那时的理想"就是"游学欧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平津上海"。郭沫若：《豕蹄·自叙传幻灭的北征》。
二
以自然科学等西方文化的学历教育为主，"五四"作家形成了现代性科学知识结构，从而为新文学革命与创作接受"赛先生"的影响、制导，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坚实基础及丰厚的生活土壤。因此，还应该从人生经历、文化素养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等方面，对他们所接受的科学影响，概略地予以"抽样"考察。
几乎从幼年时代起，"五四"作家就开始接受近、现代科学知识的濡染与熏陶。冰心小时候经常跟着当海军教官的父亲到"旗台上去看星"，听父亲讲述"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这种简单的天文知识使得冰心"爱星甚于爱月"。冰心：《记事珠》。也许，这可以视为她后来创作各种"繁星"意象的最初动因。郭沫若在接受了时代新潮改良的家塾中，就学习了《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等"上海蒙学教科书"，和"教会学堂出版"的一部《笔算数学》。家塾壁上《东亚舆地全图》的"红黄青绿的各种彩色"，使他的"观感焕然一新"。③
郭沫若：《童年时代》。正是这种世界视野与科学知识启蒙，培养了少年郭沫若朴素而自觉的唯物意识。有一次，同学问先生怕不怕鬼，先生回答：我是"清明在躬，志气如神"，"鬼哪里敢来近我"?郭沫若立即反驳这位先生说，"你的见解还没有升堂入室"，因为"我们学过物理学的人，晓得鬼神这样东西是根本没有的"。
③ 这种对于科学知识的信仰，当时还往往会转化为另一种精神崇奉。胡适原名胡洪，读了《天演论》以后。不仅撰写有关科普文章发表；还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选取"适"字用作自己的表字("适之")与笔名。胡适：《四十自述》。民国初年，天津军医学校的复试中，除了"科学方面的题目"外，还有一道叫做"拓都与么匿"的"国文题"。其实，是严复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中"total
and unit"的对译。据郭沫若回忆，"拓都大约是指社会，么匿是指个人"。郭沫若：《童年时代》。可见当时西方科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冲击，从少年到青年，从交际到考场，从学生到先生，无不极其尊崇科学。这种社会习尚发展到五四时期更加普遍而深入，连那位写《科学精神与整理国故》的毛子水的"书桌上"，也"总只放着一种书"，"或是《毛诗》和《仪礼》的注疏，或是数学和物理的课本"。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第285页。
五四时代的这种科学习尚，还反映在当时的报纸副刊上。比如被周作人称为"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的《晨报副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不仅设立"科学谈"、"地质浅说"等专栏，还从创刊伊始，就以绝大篇幅和频繁连载的形式，大量刊登专家学者的自然科学理论介绍、科学史及科学家传记资料、科普文章等等。难怪当年茅盾就指出"我终觉得我们的时代已经充满了科学的精神，人人都带点先天的科学迷"。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1922年7月10日第13卷第7期。一方面，由于科学自身的不断丰富、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也由于"五四"先驱们认同于现代文化的自觉意识，"赛先生"在五四新文化建设中是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开放系统，五四作家对于科学理论的学习追求与知识修养，也没有在完成学业走出校门后一劳永逸。鲁迅的书账里，就记录着他读过的大量自然科学著作。周作人的广博科学知识，与他20年代的阅读很有关系，比如1925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家无事，《统计学》也翻看得不耐烦了"。周作人：《谈虎集·拜脚商兑》。直到30年代初的《知堂文集序》中，他还"打开天窗说亮话"，认为自己"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
周作人：《知堂文集》，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第1页。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以及张资平等从事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同时，还要学习医学课程，或者直接担负科学技术工作，或者教授经济学。
郭沫若编辑《创造》季刊的同时还在学医；成仿吾曾任长沙铁厂技正；张资平后来在广东一矿场担任技术工作；郁达夫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讲师等，主讲经济学。赖和终生行医，号称"诗医"。正是他的医生职业，使他得以广泛地接触各阶层人民，能够深刻地理解、反映民众的种种疾苦与特征。在这些"五四"作家身上，职业和创作并行不悖，科学与文明相辅相成。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科学显然占有极其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关键性地位。这种知识素养，在有的新文学作家那里，间接地反映出一种严正的科学价值观。1923年底，北京女子学院宿舍失火，学生杨某、廖某被烧伤又因缺钱救治而相继毙命。面对这件非常适合于作阶级分析与政治批评的现实材料，周作人"首先感到的，其一是现在的文科学生缺少科学的常识"。他认为"倘若杨廖二生更多知道一点酒精的性质"，就可避免这种"惨祸"。周作人指出，"这是教育家的责任"。接着，他又"痛切地"抨击了"现代医院制度的缺陷"、拜金主义的"勒索"与"科学家的冷淡"。
在他的文章里，"德先生"的人道主义情怀是通过"赛先生"的理性光芒透射于字里行间，更令人感到精神的温暖与心灵的震撼。 周作人：《谈虎集·女子学院的火》。
"五四"时代产生的这种科学价值观，在当时还往往会形成一种具有时代崇尚的人生理想。这甚至影响到"五四"作家们的生活道路。郭沫若于1924年谈他"来日本的原因"，"最初的志愿是想把《洁光》写成后便进此地的生理学研究室里埋头作终身的研究"。他以为这是"最理想的生活"。他说："我们把纯粹的自然科学的真理作为研究的对象……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真理的探求，我们于自然科学上必能有所贡献，我们大汉民族的文明或者能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上要求得几面新鲜的篇页。"
郭沫若致成仿吾原信，载《三叶集》。1923年，郭沫若曾写专文《歌德对于自然科学之贡献》，并有"附白"明言："如能唤起读者诸君对于自然科学研究之精神时，余一人深心之快乐，自亦非言语所能罄尽。"他在这篇文章里，对"科学上之发现乐与文艺上之创作乐，并一身而兼两之"的歌德，表示了极大的"敬仰"与"羡慕"。
参见1923年3月2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歌德纪念专号》。这典型地反映了"五四"时代崇尚科学的社会风习，对于郭沫若后来于文艺创作之外，广泛地从事考古、文字、历史等方面的科学性研究，其实都潜在地产生了一定的思想影响。在当时成绩斐然或崭露头角的"五四"新文学作家中，也的确有人既坚持了文艺创作，又从事于自然科学研究，如丁西林等；也有人后来放弃创作，献身于自然科学，如蔡希陶等。尤其值得关注并成为"五四"作家之光荣的事，发生在四十年后。作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亚热带植物研究基地的创建者，蔡希陶从50年代起就一直工作在云南边陲。他和同伴们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与云南省级科研成果200多项。在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蔡希陶培育了多个作物品种，为云南人民度过难关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还有一项独特的"贡献"，至今鲜为人知就是吴晗那部引发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剧作《海瑞罢官》，其实得名于蔡希陶。
那是1965年，吴晗请蔡希陶到家中聚餐，并赠送新作《海瑞》给蔡希陶征求意见。蔡希陶读后立即致函好友，直抒己见：
吴晗袁震同志……
海瑞剧本拜读后，觉得很好，很有戏剧性，我来提个不成熟的意见：(1)是剧目，光用"海瑞"二字，带有传记性。而内容只是海瑞做的一件事。是否可改为"海瑞除暴"或"海瑞罢官"等名。具体指出是演的这一案件。(2)末场罢官，是全剧高峰，是否可加强充实一下，更有力地表现海瑞耿介刚直的个性。(3)31页徐介自言自语，想办法救徐瑛，可埋伏下一段话，说以前曾有恩于他，量他不致翻脸。这样与49页"当年得罪王章、老夫救解岂相忘?"有了呼应。(4)第10页李平俊"知县"系"知府"之误。
我对戏完全外行，提的恐怕更是外行，如不对头，请一笑置之。
敬礼 蔡希陶 十二月十日 参见王雨宇：《绿之魂》，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透视当年海瑞的"要害是罢官"的政治判决及种种舆论鼓噪，更凸显出五四作家对科学、民主等时代精神的执著追求与品格涵养，往往一再超越性地自然或不自觉地"触及"社会生活与文化命脉的"要害"。也许，这种偶然性的"巧合"，正体现着或一程度的历史必然。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自幼接受西化教育，向往西方文明。他对科学的崇尚也顺应着五四时代高扬"德"、"赛"先生两大思想旗帜的历史潮流。因此"语丝"时代的林语堂反对国粹，力倡欧化，极力赞美西方科学技术创造的现代物质文明，而痛斥保守主义"国粹"派的精神胜利法。他指出"没有机器文明不是便有精神文明之证"，"有了科学然后有机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才有今日人人欢迎的舶来货品"。
林语堂：《大荒集·机器与精神》，载《林语堂选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林语堂在不少作品中都一再以欣赏的态度，谈论西方科技从轮船到汽车，从核科学到电动玩具以至剃须刀等等，"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尤其赞赏"。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载《林语堂经典名著》第32卷，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他热衷于自然科学的思想倾向处处溢于言表。在晚年的《八十自叙》中，他还表白说："我酷好数学和几何，故我对于科学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选语言学而非现代文学为我的专门科，因为语言是一种科学，最需要科学的头脑在文学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林语堂：《林语堂经典名著》第10卷，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林语堂甚至把代表西方文明的科学推崇至宗教之上，他说："我像一般现代人一样，拥护达尔文及达尔文主义。我想教皇也相信科学进化。继续创造的程序当然是比在七日创造世界的比喻说法更使人感动。"
③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载《林语堂经典名著》第32卷，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175页。 总之，像林语堂这样体现科技传播的时代作用，直接影响到学业选择并能超越自身宗教信仰的作家实在不多。然而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当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西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弊害。这种科学迷信在认识论上盲目而绝对化地推崇理性逻辑，林语堂在30年代写的《生活的艺术》里就指出："人类偷窃了这种科学，把这种机械式的逻辑拿来应用于人类社会，于是研究人事的人们便竭力利用自然律这个严肃的名词。因之我们就有'环境比人类伟大'，及'人类个性可以化成方程式'这类的流行理论。"
参见《生活的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林语堂对此深恶痛绝，他批判"笛卡尔在假定人类的存在必须透过认识的推理来寻求它的实在的证据上，首先就造成了严重的错误。它完全信赖认识的理性，及这种今天仍是近代哲学的基础方法的优越性，结果造成近代哲学差不多退化为数学的一支"。
③这种观点也许稍有偏激，但西方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造成的强烈甚至颠覆性的冲击，使林语堂看到"今日世界之瓦解，可以证明是由于科学的物质主义侵入文学思想的直接结果。人文科学教授已陷入一种境地，只管在人类活动中，求得机械式的公例"。⑤
林语堂：《无所不谈》，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392页。后来，林语堂还批判罗素、怀特海"企图就是要把数学归入逻辑范围，或者整理逻辑，使能容纳数学"而导致"今日西方哲学所以脱离人生的空虚现象"。⑤
他在1943年的长篇政论《啼笑皆非》和小说《奇岛》(1953)、论著《从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中，都大力抨击西方的物质主义。小说《奇岛》实际上是通过写核毁灭来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文化寓言。
三
知识结构既指涉知识诸要素的质与量，也包括各种知识间的组合方式、相互关系。而且特定知识的质与量，只有在与之相联系的特定知识结构中才能实现其价值；脱离了相应的知识结构，任何知识都成为孤立、零散的观念形态，而丧失其现实意义。因此，只有在各种文化知识的相互关联中才能明确科学知识的真正价值。"五四"先驱们的文化素养堪称一代楷模，其中有相当一批作家学贯中西，不仅传统的"国学"功底深厚，而且现代人文科学知识丰富，尤其是深受西方民主精神洗礼，形成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思想联盟。这是科学在"五四"作家知识结构中最直接最本质化的价值特征。著名的科学史学创始人乔治·萨顿说："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
乔治·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陈恒六、刘兵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49页。"五四"新文学先驱们为了改变人的精神，实现人性的解放，在高举民主革命大旗的同时，就非常重视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与科技史知识的启蒙、普及，致力于及时有效地配合现实的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这是科技传播作用于五四新文学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就"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认识到科学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1919年，他肯定"《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鲁迅：《致傅斯年·1919416》，载《鲁迅书信集》(上册)。这反映了鲁迅一贯坚持的现实战斗精神。在鲁迅前期杂文里，他注意运用丰富精湛的自然科学与科技史知识，把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了理论说服力和情绪感染力。如在《坟·寡妇主义》中，他以数学史上著名的俄国女专家柯瓦别列芙斯卡娅的感情生活为例，阐述人性解放与普及"性"教育的重要意义；在《热风·题记》中，他以"血轮之酿成疮疖""证明着病菌尚在"，来说明他"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的希望；在《华盖集》的《春末闲谈》中，他借昆虫学上细腰蜂的"螟蛉"故事，揭露统治阶级愚弄民众的险恶用心；在《十四年的"读经"》里，他以人体"组织变硬"和"大嚼细胞(Fresserzelle)"来形容衰老的国度"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等等。这样的例子在鲁迅后期杂文里还有很多：他举化学史上埃及炼金术的例子，来反击梁实秋的诬蔑(《二心集·"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他以爱迪生发明电灯为例，说明不同的社会对自然科学成果的不同利用(《伪自由书·电的利弊》)；他列举天文学史上伽里略的"日心说"和生物学史上著名的达尔文进化论的确立，证明真理不怕攻击(《伪自由书·止哭文学》)；他举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事例，讽刺国民党当局的阿Q性(《准风月谈·外国也有》)；他举人类学上猿人对于动物的威权，说明暴力的作用(《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等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
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7页。郭沫若早期的"泛神论"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泛神论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他的"五四"诗歌创作"爆发期"，写作《女神》等系列篇章的同时，也写下了《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日本之煤铁问题》、《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等论文，大量引证矿物学、冶金学和经贸知识以及统计学数据，析理抒怀，表现其民族观念、爱国热情及个性主义精神。
原载1919年10月《黑潮》月刊第1卷第2期，转引自《郭沫若佚文集(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总之，五四作家运用他们掌握的科学知识及科技史知识，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文化斗争，是一种普遍现象，是"赛先生"的时代骄傲。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为新文化思想旗帜之一的科学自身的启蒙。众所周知，科学，是以具体的知识形态参与人们的精神建构的。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东西。作为历史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科学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永远是民主等精神文明的客观基础。欧洲文艺复兴就是明证，如果不是一系列自然科学成就打破了神学的宗教愚昧与思想垄断，人本主义的精神解放和思想民主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学的启蒙和普及，与民主的启蒙教育同样重要，本来都属于"五四"新文化灵魂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此，五四先驱们有着明确一致的认识，并做出不少积极而有效的努力。从科普文艺创作的角度来看，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早年译介《地底旅行》、《月界旅行》已为大众所熟知。沈氏兄弟(茅盾、沈泽民)合译《两月中六建筑谭》、《理工学生在校记》等等，都同样表现了五四文学先驱们对科学启蒙教育的重视。直到30年代，茅盾、胡适等人还都对此给予相当热情的关注。1932年胡适借为燕树棠作《黄包车夫》画题词的机会，写了一首科普诗："……赛先生，活菩萨，叫以太给咱送信，叫电气给咱打杂……信科学，总好办，打倒贫穷打倒天，换个世界给你看。"1936年茅盾发表于《新少年》半月刊的中篇小说《少年印刷工》，"遵照夏NFDCA尊的要求，向小读者介绍了印刷技术的知识。这是一种新尝试，即在儿童文学中把文学和传授科学知识结合起来"。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298页。参见1947年11月出版《科学大众》第3卷第2期。 这都是带有示范性质的理论倡导。当然，科普文艺有其自身的特征与创作规律，属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只是从启蒙的角度，来肯定"赛先生"的知识价值。新文学作家普遍尊重知识，自觉地增进、丰富自己的知识，正是一种追求科学价值的现代人生态度，反映了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化认同、学习的时代精神。周作人执笔的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中，"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第三"，即"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③
周作人：《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如果从"赛先生"的启蒙角度看来，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第二"，即"增进知识"。③这就必须强调、突出并表现知识自身具有的独立价值，反映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郁达夫所指的"博识"而不"卖智与炫学"。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当年，赵景深、徐志摩、章锡琛也都谈到过周作人的"博学"。 转引自孙席珍：《论现代中国散文》。后来，周作人自己更明确倡导新文学散文应该"以科学常识为本"，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杂绊儿之二·序》。"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五四时期，他的一部分"美文"和小品杂感，确实能神游千古，打破时空物我的界限，充分消纳、发抒人类智慧的内在魄力，达到他自己所说的"入神忘我"的境界。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其中某些纯粹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或思想观念，往往出现在他的散文名篇里，成为铺垫、引发美感情趣的因由与基础。如《故乡的野菜》："黄花麦果通称鼠菊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稍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134页。另一篇《苍蝇》中写道："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洗礼，知道苍蝇能够传染病菌，因此对于他们很有一种恶感。"周作人：《知堂文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182页。但在《山中杂信》里又说尽管"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也仍"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149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果可以把鲁迅杂文中的知识性概括为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刺"的话，那么，周作人散文里的知识尤其是某些科学知识，则明显地倾向于一种"趣"的追求，而且往往是超脱斗争现实的"情趣"，这发展到30年代就成了"时人所病的趣味"(废名语)，见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第24页。而不是注重政治功利价值的"志趣"。比如他"曾劝告青年可以拿一本文法或几何与爱人共读，作为暑假的消遣"等等。参见开明书店1928年3月初版《发须爪》序文。
科学的这种"消遣"功能，与通俗文学的联系也很紧密。比如在侦探小说中就表现得十分突出。程小青在20年代中期曾指出："我以为侦探小说的本身是科学的，对于情节的叙述，往往适用演绎和归纳的方法，那就逃不出逻辑的范围。"在他看来，"研究科学，不但为防免笑话，还可以借此增加材料。譬如'心理时间'和实际时间的差异形成错觉，应用在'证人'身上，可以成为一篇绝妙的侦探小说"。所以他也十分"注重学识"，要求"对于逻辑、心理、生理、化学、数学和实在的侦探科学等，至少也须略窥门径"。程小青：《侦探小说作法之一得》，载1925年《小说世界》第12卷第6期。应该说，这里的科学已经显示出一定的通俗性美感趣味了。
1921年7月，周作人在一篇题为《胜业》的文章中谈到自己感兴趣也最擅长的是以现代"人类学为中心的研究"。同时，针对中国的现实，他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论点及相应的解释：
……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的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周作人：《谈虎集·妇人运动与常识》。
周作人还是从"人"的生物学理论基础出发，认为对于"人"自身的科学认识，才是谋求解放运动的思想前提，于是他进而推导出一个广泛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格建构框架。第一，为了"知道"人的身心个体，首先要学习"人身生理"、"医学史"及"心理学"尤其"性"与"性心理"。第二，为了多侧面地"知道"人类的本质，要学习"生物学"尤其是进化、遗传诸学说，还要学习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展史及社会学等。第三，为了"知道"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与人所关联的自然现象，要学习"天文"、"地学"、"物理"、"化学"等。第四，为"知道"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工具，还要学习数学、哲学和包括"神话"、"童话"在内的文学艺术等等。②
钱理群：《周作人传》，第264～265页。总之，周作人的这个"人"学知识系统，以现代"人"的个体意识和人类意识为中心，从"生理"的与"心理"的不同层次，和"灵"与"肉"的统一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的生物学、社会学、史学以及美学等本质属性，从而表现出现代"人"格的真正觉悟。周作人的这种见解与倡导，在当时影响所及，实际上也代表着对于"五四"精神中"人的解放"思想的一种时代回应：重建以"认识人自身"为中心的现代科学知识结构，对于坚持并发展"五四"传统具有决定性意义。
② 当时一部分新文学作家从"五四"运动"救亡图存"的政治认识出发，由思想革命转向投身于实际的社会革命时，不仅明确地显示了周作人的独特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更为内在层面上的精神需要。这就是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急需并形成的现代"阶级觉悟"以外，还存在着本世纪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缺的科学"知识"的"觉悟"。而且，五四时代周作人的贡献之一，就是自觉地致力于这种"知识觉悟"的思想启蒙，并直接导致了他的某些具有科学示范意义的文艺批评。比较重要的，如评论郁达夫的《沉沦》和汪静之的《蕙之风》。
废名曾谈起过周作人的一个鲜为人知的观点："科学其实也很道德"。废名：《知堂先生》，载陶明志编《周作人论》，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12月初版。这实在是一个很可重视的五四命题。本来，反对并批判封建的旧道德，倡导并建设民主的新道德，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理解科学与道德的关系。早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便指出："人的理想……是改良人类的关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
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年12月《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24年，周作人在《教训之无用》里坦诚地希望"对于世间'不道德的'文人，我们同圣人一样的尊敬他"。周作人：《知堂文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62页。废名认为"这样的说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观念来，实在是一点规矩也没有，却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ZW(B)⑤
⑥ 废名：《知堂先生》，载陶明志编《周作人论》，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12月初版。 俞平伯甚至把周作人的"心情与行事"的"中庸之妙"的因缘，概括为生理"感觉"。⑤
废名进而指出"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⑥从这个角度来看20年代周作人的"道德"内涵，仍然是紧密地联系于他的"人"格观念体系："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这就是"道德"。正是从这种"道德"的立场出发，当《沉沦》遭受社会非议、新文学面临旧营垒攻击的时候，周作人第一个为郁达夫小说中的性苦闷作出科学的评析。他指出作者的描写实质上"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作品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并"艺术地写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周作人一再突出并"郑重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他明确地反对当时还阴魂不散的封建文艺势力"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对于攻击汪静之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的迂腐之论，周作人同样给予反驳，指出"恃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的献丑"而已。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载1922年11月1日的《晨报副刊》。1923年4月，他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自己"初次"创作的"情诗"《她们·高楼》，并在其"附记"中说："我平常很赞成青年人做情诗……我不怕道学家批评我'有不道德的嫌疑'……蔼理斯在凯沙诺伐(Casanova)论中曾云：'这是一个极古的观察：那最不贞节的诗是最贞节的诗人所写；那些写的最洁净的人，却生活的最不洁净。'我想，至少这后半的话总是对的。"
槐寿：《她们·高楼》，载1923年4月9日《晨报副刊》，诗云："我有过三个恋人。/虽然她们都不知道。/她们无意地都给了我许多：/有的教我爱恋，/有的教我妒忌，/我都感谢她们……""那高楼上的半年，/她给我的多少烦恼。/只如无心的春风，/吹过一棵青青的小草；/她飘然的过去了，/却吹开了我的花朵。"这里，显示了周作人在道德观念上认同于蔼理斯性心理科学思想的一贯立场。
现代知识结构的一致性，内在地决定了"五四"作家尽管政治信念、思想倾向各不相同，但在倡导"人"学理论、唤醒"人"的现代知识觉悟方面，往往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针对"知识就是赃物"的虚无哲学观点，鲁迅于1921年10月23日在《晨报副刊》的"开心话"专栏，以"风声"为名发表了《知识即罪恶》，倡导"拜老师，求智识"，还说"地球是圆的。元质有七十多种。x+y=z，闻所未闻，虽然难，却也以为是人所应该知道的事"。在20年代中期，鲁迅又提出："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
鲁迅：《华盖集·通讯(1925年3月29日)》，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25页。陈西滢在《中国的精神文明》里也说："道理是与智慧相连的。知识也是精神文明的一方面。"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第361页。显然，这里使鲁迅感到"缺乏"的恐怕不是思想性或政治性等直接属于社会现实斗争的内容；而陈西滢强调所谓"精神文明"，也是为了突出地标举"智慧"与"知识"。还有，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人身影射的观照视点，重读一下《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附录的《一群鹅》，也不难发现张资平的这篇小说相当真切地表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严肃性与系统化："农科的初年级每星期还有十几个钟点数理化的学科"，包括"高等代数的习题演习，动物解剖，显微镜下的植物实验，普通物理学实验和化学定性分析"等等。这里的有关叙述，无论作者的旨意何在，作为臧否人物的手段，其知识型标准显而易见，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价值观与道德观意义。我们不能完全无视其源自"五四"新思潮的现代性，同样涵受着科技传播的潜在影响。这在二三十年代，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如果说"五四"落潮后，民族的民主意识和阶级觉悟逐渐高涨已是社会文化主流，其标志便是"五卅"运动的酝酿、爆发，那么从科技传播的角度看来，是否还存在着一脉呼唤"人"的现代知识觉悟的"五四"新文化潜流?周作人广泛吸取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围绕现代"人"、"人性"进行认真而深入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尤其在对妇女、儿童和性心理的研究中，他明确倡导"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一种人生观"。
周作人：《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从现代人格的理论建设出发，在《祖先崇拜》里，他指出："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引自《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187页。恰如他后来所总结："半生所读书中性学书给我影响最大，蔼理斯，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佛耳台，希耳须耳特之流，皆我师也，他们给我的益处比圣经贤传为大，使我心眼开扩，懂得人情物理。"周作人：《瓜豆集·鬼恕川事件》。周作人甚至宣称："如不懂得弗洛伊特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指周作人自己引者注)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引自《周作人自述》，载《燕大月刊》第6卷第1期，1930年3月20日出版。可见现代性心理学知识对于周作人是多么重要，这直接影响到他对新文学的人格道德理论探讨和"五四"时期的文艺批评。还有叶圣陶1922年10月发表了《纵欲与堕胎》，宣布："我们确信要解决人的问题，生物学的诏示总是一种很重要的指导，因为人也是生物"，等等。参见1922年10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现代妇女》社评。
总之，倡导、筹划现代"人"学知识的系统框架，是"五四"新文学理论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道德"意识的健康发展。甚至可以说，"人"的"知识觉"是"人"的发现的前提之一；而科技传播的思想光辉，从根本上看正是"五四"新道德的有力保障，也体现着现代"人"格的本质力量。正是在这种现代"人"格的科学理论基础上，由科学知识结构所决定的五四作家的现代思想观念，必然渗透进文学领域的各个层面，推动着新文学革命的发展，孕育、形成了现代新文学观。
四 从20年代末到三四十年代，除了周建人、夏衍、高士其、贾祖璋、刘薰宇等少数几位是学习理、工等自然科学出身以外，作家学历结构中的"科学"比重很难再与"五四"时期相比，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科技知识、科学方法及科学精神主要通过科学家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得到直接的传播以求普及。高士其、丁文江、竺可祯等科学家积极写作，是科技传播与文学创新相结合的现代典范。30年代以来，左翼文化阵营中的《太白》杂志大力倡导"科学小品"，是文艺大众化服务于科技传播的成功范例。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些科技文化传播的时代进步，科学意识与科学方法深刻地影响、制导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初步自觉。从20年代末期开始，不少文学理论著作都注意到科学的影响，或者借助于对西方有关理论的译介，或者着重于创作方法及文艺思潮中的科学性质，经过三四十年代的长期摸索，逐步迈向创建中国文艺科学理论的漫漫征途。因此，如果说"五四"时期作家学历结构中的科学素养，是现代文学中科技传播的知识基础，那么，20年代末以来，文学(艺)理论著作中的科学成分则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克服时代局限而整体逐步提高的科学理性水平。这些著作和其中涉及科学的章节目是
徐蔚南： 《文学的科学化》，1927年6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与自然同化)，1927年8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周全平：《文艺批评浅谈》(滕底科学的批评)，1927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艺术与自然)，1928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吴 云：《近代文学ABC》(科学精神)，1928年7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叶法无：《文化评价ABC》(科学文化评价)，1928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张崇玖：《文学通论》(科学)，1930年1月，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
张菊林：《现代小说研究》(体验与科学之关系)，1931年1月，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
陈穆如：《小说原理》(小说与科学的关系)，1931年1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陈彝荪：《文艺方法论》(科学的文艺批评论)，1931年10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思明：《文艺批评论》(泰勒所倡导的科学的批评)，1931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张希之：《文学概论》(文学与科学)，1933年1月，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赵景深：《文学概论讲话》(科学批评)，1933年3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工：《文学概论》(文学与心理)，1933年3月，上海广益书局出版。
黎锦明：《文艺批评概说》(科学的美学的基点)，1934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梁实秋：《偏见集》(文学与科学)，1934年7月，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钱歌川：《文学论文集(一)》(文学科学论)，1935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黄嘉德编：《翻译论集》(科学名词审查会物理学名词审查组第一次审查凡例，科学名词审查会化学名词审查组第一次审查说明，科学翻译史)，1940年1月，上海西风社出版。
林焕平：《活的文学》(文学与科学)，1940年3月，香港海燕出版社出版。
李辰冬：《文学与青年》(文艺科学论)，1940年7月，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何 鹏：《文学常识》(文艺与科学)，1941年2月，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
除了以上这些理论专著之外，三四十年代还有为数不多但论述相当深刻的科学性文艺论文，我们将列专章综合讨论。
总之，从"五四"时期到40年代，科学传播由作家的知识形态发展为一定程度的理论自觉，其对文学的影响、渗透，从知识观、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启蒙，转化为对文艺科学的规律探索。然而，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与历史变迁，"科学"这面思想旗帜很快就失去了"五四"时期特有的精神感召力，其自然科学的本意，也往往被作为社会科学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所代替。反映到文学(艺)发展中，自"五四"落潮以后，本体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影响在创作中几乎乏善足陈，其科学思想的传播、流布也像一道源远流长，
但又时隐时现的"季节河"，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40年代"工农兵方向"的时代主潮映衬下，愈益势单力薄，几近形消韵散。除了通过知识分子命运及"科学救国"主题的思想折光才稍有显现外，已很难构成一条扎实、丰满的"史"的考察线索。因此，我们从自然科学的本体属性出发，"五四"时期，侧重于作家、作品来考察科学思想、科技传播的时代影响及其文化整合功能。三四十年代，我们重点围绕刊物、理论著作和典型的代表人物如高士其等，来讨论文学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具体总结科普文艺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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