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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侦探小说与科普散文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工商业的初步发展与大都市的兴建及其经济繁荣，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为标志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也迅速兴盛起来，侦探小说一直都被视为个中"翘楚"，是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联系"五四"以后改用白话创作的历史性转变和科技传播的时代精神，这些白话侦探小说到底应该属于"五四"文学的新品种，还是依旧划归"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旧营垒，仍然很值得再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
茅盾
从"五四"时代开始，创作了大量科普散文，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园林栽培了一个崭新品种，
标志着科技文化传播的时代高度。尤其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风雨淘洗，这些作品的历史性思想倾向也许已经显得有些陈旧，但蕴含其中的科技意识和科学精神，仍然烁目生辉。这主要是由于来自西方的科技文化具有迥异于中国传统的思想魅力，所以，才能在创作领域
短时间内完成了西"赛"东渐的艺术转化。先是翻译文学中"福尔摩斯"系列和"茶花女"
形象的风靡一时，接着，各种半文半白，甚至文言体的模仿作品"侦探案"及所谓"东方茶花女"之类的通俗小说应运兴盛。可以说，没有这一批近、现代之交的"新小说"为先导的探索、奠基，就不可能产生"五四"新文学，也难以完成包�"科普散文"在内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化这里的现代性尤其强调科技传播的历史使命和文化建设意义；同时，这也是我们探讨侦探小说等创作"实绩"的主要视点。
一
范伯群认为"要在文学史上"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取一学名，则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为最妥贴。第一是说明这个流派以言情起家，逐步去广泛继承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众多题材，同时也借鉴外国的新样式(例如从公案小说发展为侦探小说)"等等。范伯群：《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6页。
这种观点盲目地从外部形式上来认定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的承继关联，而忽略了二者从思想内容、形象塑造到叙事方法、语言特征诸方面的本质不同。事实上，中国侦探小说直接来源于外国文学的影响，从传统文学的公案小说里是无论如何�"发展"不出来的。
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公案小说(如《包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施公案》等)往往是以封建皇权本位的"青天"式"吏制"为中心"形象"(如包拯、狄仁杰等)，然后为其"配备"一位或几位武艺超群的"大侠"(如展昭、白玉堂、黄三泰等)，而所有"案情"及其侦讯过程，无非是表现"清官"的"廉明"和武侠的"忠勇"而已，并且，最后的结局又往往是"沉冤昭雪"，借助"尚方宝剑"方得以除暴安良，臣民一齐山�"万岁"，感激"皇恩浩荡"等等。这里的价值指归，显然是歌颂封建皇权，"青天"大吏和忠侠义仆，都不过是"纲常"、"伦理"的形象阐释及附庸。尽管"三盗九龙杯"、"狸猫换太子"式的情节变幻，很有点"魔方游戏"式的"积木"效应，但人物关系中的君臣忠义、主仆恩情，却是毫无任何现代人文精神可言的。总之，与"五四"新文学是处处都格格不入的。
公认的以程小青、陆澹安、孙了红、俞天愤为代表的中国侦探小说的情况怎样呢?
首先，这些作品(尤其是转为白话创作后)尽扫表现封建君臣、忠孝节义的思想内容。范伯群
也承认"它不仅动之于读者的'情'，而且还诉诸读者的'智'。它需要读者伴随作品情节的开展，进行一种理智的活动。即在作品提出的种种疑窦面前，运用科学的方法，与作者一起去观察、探究、集证、演绎、归纳和判断"，因此，可以说"侦探小说的特点就在于逻辑推理，对一件扑朔迷离的案情，通过推理来排云驱雾，破除重重疑团，得出合理的答案"。范伯群：《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3页。所以，国外有些侦探小说又名"推理小说"。由此可见，侦探小说就其思想内容的意义来说，其核心则应是"逻辑推理"的科学精神。正是以这种科学精神为本位，决定了侦探小说的人物塑造(无论是霍桑、
包朗，还是李飞、鲁平、柳青等等)，都尽脱忠臣义仆式的封建余臭，而形象地体现了"中
国福尔摩斯式"的科学智慧与个性特征。比如程小青笔下的霍桑就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
摩斯一样，对数理化、天地生等自然科学及心理学、犯罪学和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都有
相当精深的学养造诣。在《血字的研究》里，柯南道尔通过华生称赞福尔摩斯"孜孜不倦地
老是在研究一些科学"，对科学"有着强烈的爱好"。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血字的研究》。程小青曾专门撰文为他的"霍桑"立传，介绍他从小学习"不拘新旧……哲学、心理、化学、物理等等，都是他专心学习的"，而且"总是孜孜不休，不彻底了悟不止"。程小青：《东方福尔摩斯的儿童时代》(即《霍桑的童年》)，载1923年出版《家庭》月刊(江红蕉等主编)。霍桑的科学知识也一再表现于作品的关键情节中。著名的《案中案》里，霍桑曾这样来分析案情：
人们的视觉本是很薄弱的，尤其在不经意或心有所思的当儿所感受的印象，更是淡漠模糊而不足凭信。刑事心理学权威葛洛斯(HGross)曾举示许多采证的实例，指出司法官采取眼见证人的证语有特别审慎的必要……我还记得一个有趣的测验。测验者把一只表给四十六个受验人员，每人限看五秒钟。看过以后，叫每一个人将所看见的表面上的景状用笔描画在纸上那当然只要画一个轮廓罢了。结果只有一个半人的答案是正确的……所�"一目了然"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范伯群：《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89页。
在《血手印》里，霍桑也讲述运用化学知识鉴别证据的办法：用淡亚马尼亚溶液滴在刀痕的渍斑上，五分钟后，如是果汁，斑点变绿；如是血渍就不会变色。在其他侦探小说里，也处处运用着这种科学。如陆澹安的《夜半钟声》："……逸阉所吃的饭菜，我已经请化学家验过，里边果然有一种慢性的麻醉药�"陆澹安：《李飞探案集》，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版。
正是在这样运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侦探小说的故事情节案情审讯过程，处处展示了实事求是、逻辑论证的科学精神。《活尸》里，包朗对霍桑的侦探方法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实地查究一直是我的朋友侦查工作的不二法门。他对事实情况的推测和估计，也都依凭着可靠的事实和物证，处处从实际出发。数十年来，他经历了无数的疑难危险的巨案，他所以往往能绝处逢生，转危为安，就靠着这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参见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出版《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活尸》。
这种科学方法的本质特征便是逻辑推理。在程小青的名篇《江南燕》里，包朗还特意试验了
霍桑的这种侦破能力的科学性。那天他划船回来，刚巧碰上霍桑，就让霍桑判断一下他的行
踪。霍桑不仅一语言中他去划船，而且指明他是去了"黄天荡"。包朗连连称奇。霍桑才解
释说：
……我看你衣裳虽整，但神情疲乏，领口又有汗痕，可见你曾做过剧烈运动，是竞走、踢球、跑步?这些运动你都不喜欢，你平时喜欢柔道，今天练过拳击?但是你以前练拳，一般都解衣宽膊，今天你领迹汗痕，可见非此。我再看你的袜子，上面都是水渍，则想起两周前，许君曾邀你划船，你因事未去，但心里却很不愉快。所以，我料你今日一定要践约去划船的了。
……你的头发本来是膏抹了的。现在，头发竟被吹乱了，可知风力必猛，我猜想你一定去过开阔之地荡桨了，而近处大河，除了黄天荡外，是没有第二处的了。参见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出版《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江南燕》。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霍桑探案"中比比皆是，勿庸赘叙。陆澹安笔下的"李飞"据《棉里针》等作品的交代，也是"在亚东公学、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充满了"科学的睿智"
范伯群：《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285页。。可以说，中国侦探小说主人公的这种"科学性"特点，直接反映了"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科学崇尚，是科技传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折光。脱离了这种"科学知识逻辑推理"式的创作个性，就无法认识中国侦探小说的基本特征，也无法阐释清楚其思想内容的价值归趋和人物形象的深层意蕴。我们只有客观地把握侦探小说注重"科学知识逻辑推理"的"科学性"特征，才能清楚地认识外国文学(主要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和《亚森罗苹探案集》等)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形象塑造等艺术方法的广泛影响。例如从"福尔摩斯华生"脱胎而来的"霍桑包朗"与"鲁平柳青"等人物设置，及其以这一对对固定的中心人物，贯穿于无数个变幻不定的探案故事之中的叙事模式等等。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借鉴"，实在不如向外国侦探小说的"模仿"更为明显突出。这应该看作五四文学革命中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产生的重要创作"实绩"，其思想根柢则直接联系于作为时代"灵魂"之一的"赛先生"。
当然，过犹不及。侦探小说对于"科学"的崇尚和追求，也会出现某种弊端。例如张碧梧的
小说往往把侦讯过程融入当时中国社会还不可能出现的科学机关设计与破译上，让主人公手
握电子激光枪，或者活动于电子游戏场等等。这距离现实生活太远，除了让读者一开眼界，
具有一点起码的"科普"乃至"科�"色彩的知识启蒙意味之外，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又不得要领。但是，我们仍然要肯定"五四"时期侦探小说作家追求现代科技知识、锐意创新的思想活力，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开放型的现代审美意识。那位自称"中国侦探小说，本是在下始创的"俞天愤，②③参见俞天愤：《白巾祸》卷首"特别说明书"，载《红玫瑰》第29期。1924年在《红玫瑰》第1卷第16期发表了《玫瑰女郎》，并创意仿照电影故事的排演，特请人来扮作他的小说里人物，并搭置布景，再现他小说中的规定情景。并花费了很大的物力、财力，拍成一套配图照片，随小说一同刊出。编者赵苕狂还特作按语："天愤对于侦探小说夙思热心提倡，并抱有一种研究之态度，本篇草成后，特按事实扮演，复摄成影片八幅。"
②也许，这可以算作中国"摄影文学(小说)"的滥觞。俞天愤也认为，"西洋侦探小说很有夹入图画的，然而大半是作者和画者理想画成的，要用实地的表现，只怕又要算在下的创作"。③这种摄影小说和侦探小说是不是俞天愤的"创始"，尽管有徐天啸作旁证："中国之有侦探案，实天愤创造也"，徐天啸：《俞天愤》，载1923年1月31日《小说月报》。恐怕仍有待于探讨，但就摄影作为一种现代科技艺术载体形式来说，大胆地应用于侦探小说的插图，不能不佩服这是一种追求科技进步、时代精神鲜明的艺术"创造"。它直接地联系着科技媒体的"移置"应用，也间接地体现了科技文化传播对通俗作家群体在思想上的精神滋养。同时，既然作家和当时人都认为"侦探小说"或"侦探案"是一种"创始"或"创造"，便说明了它是一种充满独立性的"新生事物"，是不是能够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发展"而来，的确是值得推敲并质疑的。
二
中国侦探小说区别于传统公案小说的另一特征是：伴随着创作的不断发展和逐步成熟，其创作理论水平也日益提高从科学的知识、学说，到科学的立场、态度，再到科学的方法论思想等等这正是-种科学理性的反映。程小青可以看作是这一方面的代表。这是由程小青的求学经历和知识结构所决定的。他在广泛涉猎各门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尤其�"侦探学"、"罪犯心理学"刻意进行研究。1924年，他还作为函授生直接受业于美国某大学的函授科，专门进修"罪犯心理学"和"侦探学"。仅从"五四"前后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怎么样试验空气的压力》(1921年3月8卷3号)和《人类学上的新发见》(1922年9月9卷9号)来看，都是以平实简洁的白话文来具体阐释科学知识。同时，《学生杂志》还发表了他的许多译述文章，包括美国红十字会救生队队长W.E.Longfellow著的《泅泳新术》(1921年1月8卷1号)，从仿生学的角度一一介绍了"水鸭觅食"、"莲花"、"泥龟游于浅濑"的潜水功能；又从物理学角度详细分析了"滑雪橇"、"浅水桨"和"风车"的运动原理。其他还有《人类何以不能长生》(A.Bemington原著，载1921年2月8卷2号)，《科学的使命》(Sir
Richard Cregory原著，载1922年6月9卷6号)和《大科学家的少年功绩》(美国乔治·米特原著，载1926年4月13卷4号)等等。
程小青的这种知识结构决定了他在创作中必然会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开放性、科学性等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在《霍桑探案》里，他例举过刑事心理学家葛洛斯(H.Gross)的理论，介绍过法国罪犯学家拉卡萨尼(Lacassagne)的学说，还讲到日本胜水淳行的罪犯社会学……这些侦探理论，直接被程小青吸收并应用于指导他的小说创作。从生活灵感、取材构思，到命名谋篇乃至怎样开头结尾，他都自觉地参照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有关科学理论，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聂克逊的《著作人应知的心理学》和美国韦尔斯的专著《侦探小说技艺论》等等。参见范伯群：《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21～22页。
程小青积极主动地学习、应用西方先进的侦探心理学理论，来指导小说创作，这是一种理性的自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赛先生"的时代精神对五四时期通俗文学的强大冲击和制导作用。以程小青为代表的这种理性自觉及其知识结构，也显然可见，都是传统的公案小说作者所不具备也不可能实现的。
程小青的意义不仅在于他运用科学知识写侦探小说，还在于他经常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写成理论文章，为建立中国的侦探小说理论作出了最初的宝贵贡献。
首先，他强调侦探小说的创作非常"注重学识"，要求"研究科学，不但为防免笑话，还可以借此增加材料。譬如'心理时间'和实际时间的差异形成错觉，应用在'证人'身上，可以成一篇绝妙的侦探小说"。
程小青：《侦探小说作法一得》，载1925年《小说世界》第12卷第6期。程小青发表于20年代中期的这些观点发展到40年代，则更加突出地强调侦探小说具有科学知识的通俗性和教育性：说到我国创作的侦探小说，民国七八年间也曾有过一小页灿烂的纪载。除了拙著霍桑探案以外，有俞天愤的中国新探案，陆澹庵的李飞探案，张碧梧的宋梧奇探案，赵苕狂的胡闲探案，朱的杨芷芳探案，村任的梁培云探案，其他反侦探的还有孙了红的东方侠盗鲁平和何朴斋、俞慕古合著的东方鲁平奇案。其他……还有陈冷血、刘复(刘君原名半侬，除译述的不算，在《中华小说界》上也曾发表过侦探创作)……可惜这许多作家都�"乘兴而作，尽兴而止"……这是侦探小说界上的一种莫大的损失，也是我国通俗教育上的一种缺憾!因为我相信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程小青：《论侦探小说》，载1946年上海艺文书局《新侦探》创刊号。
这是在经历了20多年创作实践以后，程小青对"五四"时期中国侦探小说的一种历史总结。虽然"科学教科书"的说法，往往容易被误解为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弊端，会影响、削弱小说艺术的美感价值，但就当时的创作实际情况来看，侦探小说具有启发科学智慧与普及科学知识的功能，的确是不容置疑的。程小青评价侦探小说注重这种科学的知识性和通俗性，也正是由于"五四"时代精神的科学崇尚所决定的，所以1925年他就指出，创作侦探小
说要求"对于逻辑、心理、生理、化学、数学和实在的侦探科学等，至少也须略窥门径"，
程小青：《侦探小说作法一得》，载1925年《小说世界》第12卷第6期。
这也是侦探小说区别于其他通俗小说的根本特点之一。
第二，注重侦探小说创作构思的逻辑性等科学特征，是程小青现身说法的重要经验。他在为《霍桑探案第二集》写的前言《侦探小说的多方面》中指出：
……写一件复杂的案子，要布置四条线索，内中只有一条可以通到抉发真相的鹄的，其余三条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线，那就必须劳包先生的神了。因为侦探小说的结构方面的艺术，真像是布一个迷阵，作者的笔头，必须带着吸引的力量，把读者引进了迷阵的核心，回旋曲折一时找不到出路，等到最后结束，突然把迷阵的秘门打开，使读者豁然彻悟，那才能算尽了能事。为着要布置的这个迷阵，自不能不需要几条似通非通的线路，这种线路，就须要探案中的辅助人物，如包朗、警官、侦探长等等提示出来。他提出的线路，当然也同样合于逻辑的，不过在某种限度上，总有些阻碍不通，他的见解，差不多代表了一个有健全理智而富好奇心的忠厚的读者，在理论上自然不能有什么违反逻辑之处的。参见1933年1月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出版的《霍桑探案第二集·前言》。
从艺术的功利出发，程小青肯定"侦探小说的质料是侧重于科学化的，它可以扩展人们的理智，培养人们的论理头脑，加强人们的观察力、想像力、分析力、思考力……真像从事于
任何科学研究-般，着重于观察、集证、分析和推理等几点……所以青年人多读几种侦探
小说，在观察、分析、推理、判断方面，往往会感受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有所增进"。
③程小青：《论侦探小说》，载1946年上海艺文书局《新侦探》创刊号。他还引用"胡适博士"的话来证明�"多读几种侦探小说，在研究论理上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③
第三，把侦探小说注重"科学洗礼"、"含有科学意味"的社会功效，与祖国前途、民族命
运相联系，是程小青理论探索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认为，"在素来不注重科学的我国…
…若用冷静的眼光，观察我们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除了儿童、青年和一部分受过科学
洗礼的人外，大多数中年以上的人的好奇心都是很薄弱的"，而"如果把我们的后代的好奇
心也修养到了零度以后，在这个科学先生控制整个世界的时代，我们民族的前途，未免太危险了"!所以，他得出结论："对于含有科学意味的侦探小说，在现代的我国，总也可以同意
有普遍提倡的必要。"
程小青：《论侦探小说》，载1946年上海艺文书局《新侦探》创刊号。
可见，程小青在并不否定侦探小说具有"消遣"功能的同时，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创作侦探小说，可以改善国民素质，从而影响到民族命运的发展前途，尽管还不能尽脱"科学救国"式的思维模式，但在关心祖国前途命运这一点上，与"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宗旨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我们应该肯定侦探小说所具备的新文学性质而与所谓"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划清界限。茅盾在革新《小说月报》时，也已经注意到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福尔摩斯探案》等作品。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创作'的侦探小说，故名为东方福尔摩斯"，③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154页，第155页。也主要是从外国文学影响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尽管由于他改革《小说月报》而"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这顽固派就是当时以小型刊物《礼拜六》为代表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人"，③
但茅盾一直都没有把侦探小说当成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公案小说"，或者在二者之间探寻什么继承、发展的联系或加以贬斥。
其实，程小青在40年代的《论侦探小说》中，已经结合他的创作体会总结过这个问题。
他说："在我国的故籍里面，如唐宋以来笔记小说等，固然有不少记述奇诡异闻的作品，可是
就体裁性质方面说，决不能算做侦探小说。他如流传民间的通俗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和龙图公案等，虽已粗具侦探小说的雏形，但它的内容不合科学原理，结果往往侈述武侠和参杂神怪。这当然也不能算是纯粹的侦探小说。"程小青：《论侦探小说》，载1946年上海艺文书局《新侦探》创刊号。
由此可见，程小青衡量侦探小说的一个根本性原则就是"科学原理"，所以从"赛先生"的五四时代精神出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来不被重视的这批侦探小说，不但未必一定要去"公案小说"那里寻根求源以�"继承"或"发展"，从而难脱"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樊篱；恰恰相反，正是侦探小说从创作到理论，从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到文体形式和叙述语言，都注重于表现科学、尊重科学这个本质特点，决定了它应该是属于"五四"新文学阵营里的一个重要成员。
三
1902年11月创刊的《新小说》杂志，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小说专刊。此后又相继创刊了《绣像小说》(1903)、《新新小说》(1904)、《小说世界》(1905)、《月月小说》(1906)等等，直
至1910年《小说月报》的出版，可以说在出版传媒方面标志着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开端，尤其
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新小说》的创刊号卷首，成为呼唤文学新时代
的理论宣言。不久，《新小说》又提出要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因为中
国的传统小说"全无此三者性质"。参见《小说丛话》，定一语，载1905年4月《新小说》第15号。
当时，被着重倡导的科学小说，主要用来开启民智，传播西方文明，而且是翻译和创作并重。据统计，仅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就被译入17种之多。如鲁迅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卢藉东译的《海底旅行》等等。早期的科学启蒙小说创作，如壮者的《扫迷帚》、嘿生的《玉佛像》、吴趼人的《瞎骗奇闻》等，多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发表，主要内容是倡导、宣传西方科学观念，用科学的现代教育来扫除封建迷信，改造愚昧习俗，同时也寄托了改良主义的"科学救国"式的时代幻想。受这种科学小说创作思想的影响，《绣像小说》比较重视以"开民智"、"新民德"为目的的科普启蒙工作。它在创刊伊始就专门开辟了"益知答问"栏，译载了日本板下龟太郎的《理科游戏》，内容全部是传播西方科学知识。1903年至1907年间，当时的著名新派诗人蒋智由(?-1929，别名观云，号因明子)在《新民丛报》发表了很多科普随笔、小品式的散篇文章，如《说盐》、《说梦》、《利用电线之新法》、《电气探矿法》、《医学发明之一斑》等等，其主旨也是介绍科学知识，让国人了解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后来集为《华年阁杂录》和《华年阁物语》出版。这也许可以视为最早的"科普散文"。但真正的白话科普散文创作，还是到"五四"时期才产生的，并体现出一些鲜明的创作特征。我们讨论《晨报副镌》和《科学》杂志的时候，说到"科学小品"是很有些杂文或"随感录"风格的，因此不能忽视其现实性、思想性和针对性。"科普散文"却不同，它的内容是介绍科技知识，突出的特点是通俗性、准确性和系统性。它既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一种表达形式，又是研究"五�"新文学"实绩"不容忽略的一个新"品种"，从"赛先生"的特定视角来看，尤其耀眼夺目。这不仅因为"五四"时期的期刊杂志已经开始大量地发表科普性文章，也由于"科普散文"这种创作体式在1919年前后已基本成熟定形。其代表作家就是茅盾。
茅盾没有专修自然科学的学历，但他的确是从小就"立志"发愤要学"理工"的。这与他父
母双亲的教养直接相关。他的父亲就讨厌八股，喜欢数学，曾从家中藏书的《古今图书集成
》里找到学数学的书，由浅而深地自学，还自制了一副竹片"算筹"。后来又用茅盾母亲的
"填箱钱"，根据上海《申报》的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坚持自修。他虽然跟
岳父学中医，却也买些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来读。三年卧病中，还"自习小代数、大代数、
几何、微积分"等等，所以，他在临终前的"遗嘱"里特别告诫茅盾弟兄：
中国大势……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②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37页，第23页。
因此，他死后茅盾母亲在挽联中，说丈夫"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自己则"从今
誓守遗言，管教双雏"。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茅盾在"家塾"时期就念过《天文歌略
》、《地理歌略》，从小学到中学，都重视数理化课程，直到晚年的回忆录里，还特别提到
上化学课时作实验而"大开眼界"，和他因学习篆刻而掌握的一项技术：
用两根不太粗也不太细的铜丝相绞，使两股成为一股，同一般的麻绳相似，然后用竹片把这铜丝作为弦，成为弓形就成了。解剖石章时就用这铜丝弦作为锯子，像木匠锯木板一样就能把石章剖开。②
这样亲自动手实践一番，对于辛亥革命以前的一个10岁刚出头的孩子来说，是很需要有些"
科学头脑"的。后来，茅盾为学好数学，又转学到嘉兴中学，也是由于"母亲念念不忘父亲
的遗嘱"，总是想让茅盾"将来能入理工�"。②③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1页，第49页，第173页。
所以，茅盾对嘉兴中学时期的"数学"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那位代数教员说话"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②
尽管茅盾自称"数学不行"，但他的"理工"知识基础还是相当扎实的。因此，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的时候，教授中国历史的陈汉章"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国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茅盾当时就"觉得这是牵强附会"，于下课时有所表示并引起陈汉章的注意。
③
可见，茅盾对"理工"知识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有着明确的鉴别和认真的态度。这种科学立场的原则性，在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承担第一项工作即续译科普读物《人如何得衣》时，也表现出他特有的细致与真诚。接着，他相继译出卡本脱原著的《衣》、《食》、《住》，也都是科普性通俗读物。
或许，正是茅盾的这种身世阅历和知识结构，导致他处处对"理工"等自然科学情有独钟，一旦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他就会尽力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比如为满足《学生杂志
》的需要，茅盾查阅了《我的杂志》(My Magazine)和《儿童百科全书》(Children Encyclopaedia)等多种英美期刊，才选定一篇"科学幻想小说"，译出刊登在1917年的《学生杂志》正月号上。这就是茅盾"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译作"：《三百年后孵化之卵》。正是由于茅盾的译作开路引导，"1918年的《学生杂志》，认真要登科学小说了"。这也是茅盾和主编(朱元善)协商确定的，并由茅盾主动"负责收集材料"。当时他找到一篇美国洛赛尔·彭特(Russell
Bond)著的科学小说，译出后定名为《两月中之建筑谭》，在《学生杂志》上连载了8期。茅盾很重视这篇作品，为了忠实于原著，他特意约请学理工的弟弟沈泽民合译：
泽民主要把技术部分译出来，那时他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了半年，技术方面完全可以译好。许多技术名词他知道，我就不知道。如混凝土，是cement加沙拌成的建筑材料，那时他们学校译成混凝土；又把加钢筋水泥制成的部件，译成钢筋混凝土，也是他们学校里教师译出来的。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191页，第197页。
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很受欢迎。茅盾又和沈泽民合译发表了《理工学生在校记》。
后来，茅盾对他的这些译作，有过认真的回忆和评价。他认为："严格而言，这不是科
学小说，这只是用小说形式叙述科学知识。"②
在"五四"运动以前，这些文白间杂译述的科普性通俗读物，构成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早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为他后来用白话创作科普散文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材料来源、发表阵地、工作条件等各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到1919年至1920年间，茅盾创作的科普散文已经渐趋成熟。可是，对于这部分"五四"新文学"实绩"，我们历来都不够重视，更缺乏相应的专门研究。
四
像鲁迅从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一样，茅盾认为："我们翻开人类文明史一
看，应该见得夹行里有无形的字，便是'科学发达'。一部人类文明史，便满画着科学发达的
痕迹。"②③参见《茅盾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北京第1版，第491页，第475页，第463页。 茅盾创作于1919年至1920年间的科普散文就处处回荡着这种"科学发达"的思想主旋律，并表现出一些个性鲜明的风格特征。首先是风趣、形象的通俗性，把呆板、机械的科学知识论述转换成幽默、生动的文学语言，使人读来感到亲切、简明，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例如《谈天新发见的星》里说："我们地球八个，合着小行星彗星绕着太阳老太爷绕圈子，几百兆年来总是照规矩各人走各人道子，从没有乱过；就是外面的大行星和双星，也从没有一个闯进我们的圈子里来(流星彗星不算)，那就自然没有意外之事了。但万一果然在天边发现了一个新星，他的进行方向是不明白的，我们就不可不担几分忧。所以这个新星的来历，正是我们应当考查的……大家应该提起精神来留留心的呀!"②
在《生物界之奇谈》里，他先以古希腊故事等"传记"，"言极大之乌贼鱼可以碎舟"，"水手以巨缆抛掷，绕其足而曳之，缆断而乌贼不动分毫，其全身之大，可想而知"。这里是以文学笔法，调动读者的想像进行再"创造"，接着实写1874年11月"加拿大渔人在罗琪湾渔得一乌贼，亦至大堪惊"，而"此乌贼现保存于古本哈金(Copenhagen，现译哥本哈根笔者)博物院"
③。这种先"虚"后"实"，虚实映衬，相得益彰的写法，非常适合"奇谈"的笔调和情致，尽管寥寥百余言，也透露出文学大家的创作功力。
其次，茅盾科普散文还处处表现了科学知识的准确性，从历史演化到数据处理，从理论引证
到实验举例，茅盾都追求符合该学科知识的科学规范，有的还达到了标准化、数学化的精确
和细致。在《猴语研究底现在和将来》中，茅盾写道："研究这种猴子发言时所做的动作，
因而推测些意思出来"，"Wcuh是'那是什么东西'的意思，如果说得声音柔和些，便是表
示请求的意思。
Ki-uh是'我要'的意思。
Kri-i?是'哪里'的意思。
Ahr-r-r是'危险'的意思。
Qhui是'要'的意思。
Our-h是'你在哪处'的意思。
Eu-nh是'此地'的意思。
Khi-iu是'看呀'的意思。
Khi-iu-hou是命令'后退'的意思。
Chu-h是'静听'的意思"。
参见《茅盾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北京第1版，第525～526页。
在《家庭与科学》中，茅盾详细介绍"验乳纯度法"：取石膏粉一两，和以牛乳，使成石
膏薄糊，乃试之至极平滑，候其干，记其多少时干透，即知牛乳搀水多少，列表如下：
时间所搀之水时间所搀
之水
二O分75%五小时125%
三O分50%六小时10%
一小时40%七小时75%
二小时25%八小时5%
三小时20%九小时25%
四小时15%十小时0
茅盾还特别解释其中的道理是："因奶质愈多，则阻止石膏粉干之力愈大。"②参见《茅盾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北京第1版，第462页，第435页。
系统性，这是茅盾科普散文的又一个重要特点，而且往往被我们所忽视。在署名雁冰发表于
1919年12月5日出版的《学生杂志》第6卷12号上的《探"极"的潜艇》里，开篇即道：
"我上次说过，世界大战后遗下一大堆的军器，只有飞机还有些用场……我现在要再加一句道，'经西门拉克的努力，潜航艇也变了文明利器，用潜艇探'极'的事业将来也要实现。"
②可见，此篇直接联系"上次说过"的关于"飞机"的一篇。而一个月后出版的同一杂志第7卷第1号上，又刊出了茅盾署名"韦佩"的《沉船?宝藏?探"宝"潜艇!》，开篇就指出："西门拉克第一次的贡献是探'极'的潜艇，上次已经说过，现在讲他第二次的贡献，便是探'宝'的潜艇!"参见1920年1月5日《学生杂志》第7卷第1号。
这里，共同阐发着一个题旨：即怎样转化利用战争"军器"等科学技术，为人类征服自然
、创造财富提供方便。和《探"极"的潜艇》同时发表的《第一次飞渡大西洋的R34号》开
篇也说："我们关于航空事业的进行，飞行的现状，有过好几篇报告了。可是飞行时到底是
怎样的一个情形，飞艇里面到底安不安，这些实地调查的话，却没有说过，现在这一篇就是专讲这些的。"
雁冰：《第一次飞渡大西洋的R34号》，参见1919年12月5日《学生杂志》第6卷第12号。
可见茅盾是在系统地介绍航空知识。其他如《谈天一新发见的星》，也说明茅盾介绍天文学知识的写作构思并非仅此一篇，事实上不久后，他又发表了《天河与人类的关系》载1920年7月5日《学生杂志》第7卷第7号，署名雁冰。。所以，我们应该从介绍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出发，来认识茅盾上述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除了个别篇章以外，茅盾五四时期写的科普散文大都互相照应，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某一学科较为全面的现代知识。
还有一个对于"赛先生"富有挑战意味的问题，那就是怎样认识科学的负面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响起了"科学破产"的呼号，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也很有影响。这反映到茅盾的科普散文里，表现出一种清醒而朴素的辩证认识：
……医药、房屋、衣服，是人造了出来医病防死的，但人又自己造出许多枪炮毒药炸弹来自相残杀，这又都是科学做的事呢!从这里看来，我们又见得科学的发达史中满布上下交错的痕迹向上的是为人类的快乐和安全，向下的是为人类的恐怖和死伤的。
因为人类的进化史中，科学发达史中，的的确确是有这种自相矛盾的条痕的，所以有崇拜科
学的人，也有诅骂科学的人。②③佩韦：《人工降雨》，载1920年4月5日《学生杂志》第7卷第4号。
茅盾接着举例："托尔斯泰是极端诅骂科学的人，他说科学是使人类堕落，是只为贵族设的
"；而"萧伯讷著了一本剧本《人及超人》，第三幕里也有极力攻击近世科学的话，说是杀人
的科学发明多，生人的科学发明少"。②
茅盾的结论是："科学给人类的幸福，到底也不在少数，而且害人的科学，也是人造出来的；我们只好怪人，不好怪科学。"③
这种认识，突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作用于科学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从而区别出科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同意义及作用。这�"五四"时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标志着茅盾的科普散文创作在"赛先生"的时代氛围熏陶下，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总之，茅盾的科普散文应该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尽管它至今还以"散篇"的名目被"附录
"在《茅盾全集》里，但它确实开辟了"五四"新文学的一块崭新园地，并直接启导、联系
着科普文艺创作的新生力量。比如：就在茅盾发表上述作品的《学生杂志》上，顾均正先于1924～1925年间发表了安徒生童话等译作，紧接着于1926年初发表了他的科幻性质的创作"浪语"《无空气国》和《星的进化》，以及译述美国杰姆司都克累(James
Seokley)在华盛顿的无线电讲演《别的宇宙》等等。因此，我们还可以从科普散文入手，进一步探讨三四十年代科普创作的发展与繁荣。
总之，现代中国文学"首创"的侦探小说，直接导源于外国"侦探推理"小说的译介和影响。西方科技文化传播与科学精神的内在制导，是其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思想内容。在艺术表现上，要重视本雅明所指出的："侦探小说的趣味在于它的逻辑结构"。
并且，在本雅明看来，美国作家爱伦·坡"是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技巧创新家之一"，"他是第一位尝试科幻小说、现代宇宙起源学、病理学等方面写作的作家。坡把这种文体视为普遍有效的方法的直接产�"。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恰恰在这一点"上与坡相"一致"，波德莱尔曾宣言"拒绝与科学和哲学结伴的文学只能走向谋杀和自杀，人们理解这一道理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3月第1版，第61页。
可见，无论是爱伦·坡、本雅明还是波德莱尔，都重视并强调创作中的"科学"与"逻辑结构"。这的确反映了侦探小说的艺术特质。相比而言，科普散文是在知识层面及其系统性上，更加侧重于科技传播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时代"效应"，从而成为现代中国科普文艺园地里的第一簇"报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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