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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太白》现象"与科学小品
30年代左联成立以后，就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出版《大众文艺》半月刊，多次组织讨论，积极致力于文学的大众化普及工作。到1934年春，针对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鼓吹复兴文言等复古思潮，以左联为核心的上海进步文化界，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文言白话之争。后来，又发展为大众语和拉丁化的论争，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等人都参加了这场笔战。是年8月，论战达到高潮，陈望道等人提议创办"一个以小品文为特色的刊物，着力提倡大众语运动，同时也打击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小品文"。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159页。他请鲁迅、茅盾等人来商议，主张刊物取名《太白》并解释说：一，"太白是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的意思"；二，"太白二字笔划少，符合简化的原则"；三，"太白星在黎明前出现时，名启明星，表示天快亮了，这又暗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②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政治背景鲜明，文学性也非常突出，因而鲁迅、茅盾"十分赞赏"并大力支持的刊物上，"科学小品"如春芽破土，一枝独秀，为30年代中国文坛开辟出一片风姿绰约而思想蕴含又相当丰富的独特艺术景观。一般就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说来，由于受国际共产主运动的影响并伴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作为思想文化旗帜�"赛先生"不可与五四时期同日而语。此时在鲁迅、茅盾等人支持下，由当年译介《资本论》名重一时的陈望道创办《太白》，倡导科普，这是考察左翼文艺运动实在不应疏忽的一个意味深远的历史现象。在茅盾看来，30年代由《太白》杂志大力倡导"科学小品"，不仅"是用故事的形式演述科学的知识"，他当时还以为是一种大众化的"阶梯"，因而是"非常切要的"。
固(茅盾)：《科学的和历史的小品》，载1935年5月《文学》第4卷第5号。
一
《太白》创刊号上，发表了柳的《论科学小品文》和克士(周建人)、贾祖璋、刘薰宇、顾均正写的四篇示范性作品。柳的文章旨在倡导并帮助大家理清、明确科学与小品文的几个关系。首先，他指出"科学小品文是科学与小品文在大众的实践生活的关联中去联姻的"，从而纠正了一般人往往把科学的系统性、理论性与小品文的简练灵活分割、对立起来的看法；尤其是紧紧抓住"大众的实践"这个时代主潮思想制高点，作了精辟的论述：
目前大众需要科学知识，科学需要大众化。而大众实践的生活不许可有长闲的时间去从事科学研究，去读大本头的科学书……他们需要取得一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为了他们的实生活……大众在现状下接受科学的赐与只能是一点一滴的，我们自然也只能是适应这种需要，不然科学大众化就会变为完全无意义的空谈。②③
参见1934年9月20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1期，第8～9页。
接着，柳又进一步指出有人把小品文视作只能言情不能说理，这就像把科学文体看作只应谨严，"不必轻松，明快一样"，都是片面的看法。他认为"小品文的内容，不仅可以统一言情与说理，而且是可以无所不包的"。其"特性是重在片断的缩写，不宜将主题混杂"，而"科学文的谨严性"，也"不是摆出森冷的面孔，而是明晰，缜密，逻辑上的谨严并不反对显豁与趣味"。柳还批�"科学文字的拙劣，常常成为与大众隔离的条件。而小品文，在实质上却是一种最富轻松，明快与趣味的文体，可以调和科学上艰深的理解"。②
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柳"希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与小品文作家切实地取得合作，或者索性大家都来尝试地干一下"。选材"只要与大众生活密切的保着关联，无论就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中，拣取一小片来描写都可以"，语言方面则要求"放弃科学家的语言，极力采用大众常用的语汇"，同时，"还应加上一点幽默，尽量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这样，"不仅小品文吸取了有生命的内容，同时科学也取得了艺术的表达手段，艺术的大众科学作品于是才能诞生。"柳强调说："这正是目前中国大众所要求的"。③
及时地在《太白》创刊号上推出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左翼文艺运动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认识发展与深化，也是具体指导创作实践的宝贵理论探索。其独特的贡献则在于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内容引入了中国现代文学，扩大了创作题材领域，为"白话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奠定了一个富有思想活力的创新方向，也为繁荣30年代以来的新文艺创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精神资源生长点。
由于左翼文化界的理论倡导和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的一致努力，到1935年春，科学小品的创作已获得初步丰收，并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针对新的形势和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太白》继续为繁荣科学小品探索前进的道路，又发表了华道一的《科学小品和大众教育》，开篇就指出："据说去年是一个'杂志年'……科学小品在几种流行的杂志里的发现，应该是这个杂志年中颇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并且，"近来一般人的注意似乎已经不是科学小品值得不值得提倡的问题，而是科学小品的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了。无疑的，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一种进步"。参见1935年2月20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11期，第514页。
华道一针对"中国今日一般科学知识的贫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和"教科书式的学校教育"中，"那些繁复的术语，那些枯涩的文字，那些没有别人讲解就看不下去的解释"，具体指出"科学小品在教育大众上的最大任务，第一在引发他们对于科学的兴趣，第二在告诉他们一种活的科学知识"，这才是"科学小品最大的意义"，"一定先要认清这点，而后才知道我们应当有怎样的形式和内容"。当时也有人署名"悟谦"在《申报》发表文章，批评科学小品"不必要"去写那些"生物的素描"和"对于社会新近发生事件的解答"，以"适应季节"或者"破除迷信"等等。华道一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这些正是"最必要的"，并一一解释：
"生物的素描"虽然"重心在文字艺术"；对于社会新发生事件的解答虽然"重心在于社会一方面"；"适应季节"虽然只是一种"应时点缀"；但我们正是要用较趣味的"文字艺术"来引起读者的兴趣；也正是要用社会上的新事件和适应季节的题材来引起他们的注意，乘机告诉他们一点知识。
华道一认为"这些都是引发科学趣味的最好方法"。他进而明确科学小品虽然重心仍在科学，但"它们异于别的科学论文者就在这一点点趣味"。可见，强调"科学小品"的趣味性，是华道一倡导的又一重要思想。
针对"悟谦先生认为'应该继续地做'的是'拿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地渗透'"等观点，华道一在肯定"这个诚然是极重要的"，"我们可尽力时当然也要尽力"的同时，尖锐地指出"这是学术研究的事，而不是教育大众的事"；而"科学小品是教育大众的，他和普通的学术创作不同"。华道一再次强调"我们的对象只是大众，当我们认清了我们的对象，当我们看到今日一般的科学知识是如何低落时，我们就不能不写浅近一点了"。总之，"科学小品的目的只在使一般读者能懂得，决不是为荣耀我们自己的学术"。参见1935年2月20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11期，第514～515页。
华道一从文艺大众化的时代需要出发，始终牢牢地站稳了读者接受的"大众化"立场，划清了"科学小品"与"学术研究"的界线，明确了创作的科学内容、"趣味"形式和服务对象。
但是，"科学小品"也并非彻底脱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而独立存在。对此，倡导科学知识内容的华道一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比如"破除迷信"，他也看到了其"最大的根源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但讲科学，提高大众的科学认识水平，以便"能给一般读者灌输一点活的科学知识，让社会的科学程度有些微进展"，对于破除迷信来说，总是"可以有一点尽力的地方"，所以"科学小品"是"终不应该放弃"的。参见1935年2月20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11期，第514～515页。
总之，《太白》编辑部始终注意全面而及时地引导、鼓励创作科学小品，不仅在理论建设方面，联系文艺大众化的时代需要而辛勤耕耘，还开辟了园地，扶植新人，培养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第一批科普创作骨干。
那么，"科学小品"的创作情况，具体怎样呢?
二
《太白》半月刊两年间共发表科学小品40篇，内容涉及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心理学、
天文学、物理学、数学以及逻辑学和科学哲学等等，篇幅一般都在一二千字，至多不过三千来字。其中，有的是系列漫谈，如贾祖璋的"生物素描"，依次写了《萤火虫》、《螽斯》、《蜻
蛉》、《蟹》、《雉》、《水仙》、《啄木鸟》、《鲫鱼》、《蜉蝣》、《龟》、《金鱼》和《蚯蚓》。更多的是一题一事，夹叙夹议，有感而发。也有同题创作，同时发表，如第2卷第9期的两篇《金鱼》，令读者在比较欣赏中，增长了知识，眼界大开，体会到自然界的丰富多彩。总之，形象地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旨，但各位作者不同的学识专长及职业选择，反映在作品里，又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基本内容和文字特色。
贾祖璋和周建人(笔名克士)的生物科学小品，在《太白》半月刊出版发行的两卷中引人注
目，坚持始终。尤其是他们的创作量大并显示了某种程度的专业系统性，可以作为一个突出
的特征。周建人的笔调温和细腻，富有乡土色彩和民俗风味。如《桂花树和树上的生物》，
开篇即写：
我幼时住过的房(院)子里有三株桂花树，两株种在卧房窗外的天井里，一株是在客室外面的小园里。它们已经是久年的大树，干上生满了青苔，上部又生着瓦苇。青苔和瓦苇是不会开花只生胞子的植物。瓦苇的根茎埋藏在青苔的下面，只抽出短的带状的叶子。叶背中间黄色的子囊群，集成圆形的小堆，有些像骰子或牌上的点子。不过牌的点子是凹下的，它却凹起。老妪们因此叫它牌草，并且相信只要采得三十二片像牌的一副叶子，可以治疗像痨损那样难治的疾病的。参见1934年12月5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6期，第277页。
由于得到鲁迅的支持和鼓励，周建人在《太白》上依次发表了《白果树》、《记湖州人卖蛟
》、《讲狗》、《乌米饭》、《桂花树和树上的生物》、《关于蜈蚣》、《谈谈头发》、《蚤的生活》以及强调实践价值的《"研究自然不用书"》等。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另一名篇《蜘蛛》，以形象化的描写，生动、细致地介绍了蜘蛛织网、捉虫的情状。作品采取说明、记叙、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写出了蜘蛛的生态、习性和科学研究及观赏实用价值。除了重在宣传生物科学知识这个共同特点外，相比较而言，贾祖璋的文笔更为生动、有趣。
如他的《萤火虫》先写：
满天的繁星在树梢头辉耀着；黑暗中，四周都是黑的树影；只有东面的一池水，在微风中把天上的星，皱作一缕缕的银波，反映出一些光辉来。池边几丝的芦苇和一片稻田，也是黑的；但芦苇在风中摇曳的姿态，却隐约可以辨认。这芦苇底下和田边的草丛，是萤火虫的发祥地。在作了这样优美、朦胧的一番文字铺垫以后，再写萤火虫：它们一个个从草丛中起来，是忽明忽暗的一点点的白光；好似天上的繁星，一个个在那里移动。最有趣的是这些白光虽然乱窜，但也有一些追逐的形迹：有时一个飞在前面，亮了起来，另一个就会向它一直赶去，但前面一个忽然隐没了，或者飞到水面上，与水中的星光混杂了；或者飞入芦苇或稻田里，给那枝叶遮住；于是追逐者失了目标，就迟疑地转换方向飞去。有时反给别个萤火虫作为追逐的目标了……参见1934年9月20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1期，第54～55页，第59页。
善于运用民谚、俗语或者诗歌，借题感兴以烘托情趣，比附形象，是贾祖璋科学小品的又一
特点。他的《鲫鱼》开篇是：
俗语说："杨柳放梢，鲫鱼上钓。"去年冬天没有大冷，开春以来，仅飘过几朵雪，这几天竟是风和日暖，宛然阳春天气了。走路过，看见杨柳枝上的冬芽，已经把外面的鳞片脱去而放出像雀舌那样的嫩叶，不觉就记起了上面两句故乡的俗语和有一年钓鱼的故事。参见1935年4月5日出版《太白》第2卷第2期，第90页。
在《啄木鸟》里，贾祖璋引用了陈标的《啄木儿》："丁丁向晚急还稀，啄遍庭槐未肯归。
终日为君除蠹害，莫嫌无事不频飞。"参见1935年12月5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10期，第494页。《萤火虫》也引用了"质朴的儿歌"："萤火虫，夜夜红；飞到天上捉牙虫，飞到地上捉绿葱。"④参见1934年9月20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1期，第54～55页，第59页。
这样，不仅使科普文字避免了一味说教的沉闷，也往往从一个侧面更加形象、精练地概括了通篇立意的题旨，朗朗上口，读来提神醒目，令人难忘。
及时介绍最新的科学理论，广泛涉猎各自然学科知识，是顾均正和刘薰宇的科学小品的创作
特色。《太白》半月刊大量发表他们的作品，也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和重视。顾均正的《昨天
在那里》，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生动、风趣地解释了"时间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时间和光也有密切的关系"。他说："据科学家的测算，光每秒钟要走三十万公里的路。现
在我们不妨来想一想看……假使有人能比光走得更快，那末他一定可以追上前去，回头来看
见许多颠倒的事情，他能够看见自己由壮年人变做少年人，由少年人变做婴儿。他还能够看
见古代的战场。许多死了的兵士都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弹丸从他们的胸中飞出，射回到敌人
的枪膛里去，一切都像倒映的活动影片一般。"④
在《点状的空间和时间》里，顾均正要言不烦，以短小精练的篇幅概括了"量子论是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不容易理解，而在实用上更为重要的一种学说"，联系"原子和太阳系"的性质，他指出："在过去这世纪，科学家把一切都简单化为'物质和运动'；在现在这世纪，科学家却把一切都简单化为'事件和间隔'"。参见1934年11月5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4期，第186页。应该说，这在今天读来仍然是很有见地的。
正像顾均正在《谈科学单位》里所说："经验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主要区别，是在没有数量的
概念。"参见1934年12月5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6期，第280页。科普创作的难点也往往正在这里，因为数学是一门最为抽象的科学，科学小品则要求文字的形象化以达到生动、风趣和通俗易懂。刘薰宇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值得我们回顾、珍惜的努力。他的《半间楼闲话·一个最大的数》以天方夜谭似的笔调，层层推理，循序渐进地描绘了"九的'九的九乘方'的乘方"这样一个大到难以计量实测的数字。参见1935年1月5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8期，第389页。
在《半间楼闲话·乱点鸳鸯谱》中，他又用给"二十姓青年男女"配婚的风趣叙述，介绍了应用数学中的"排列法"和"组合法"。参见1934年10月20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3期，第148页。而他的《半间楼闲话·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则举证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中的例子，来说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关系。参见1934年11月5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4期，第184～185页。只是比较起来，他的文字有些地方不如贾祖璋、顾均正等人的创作生动、活泼，借用比喻来说明问题的手法也似乎牵强些。
三
《太白》半月刊大力倡导并积极扶�"科学小品"，这种尊重科学的思想态度与原则立场，
直接影响了当时《太白》上随笔、漫话等小品散文的创作风尚，还吸引一些科学工作者如蔡
希陶创作出既富有传奇色彩又兼具科学考察知识性的优美篇章。这是研究30年代文学与科
学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视点。
发表在《太白》1卷12期"漫谈"栏的《"开刀""解剖"之类》(陈子展)，就引用了《科
学》第6卷第1期里的文章，联系自己和家属生病就医的经历，批评"中国解剖学是这样的幼稚，医术又那样的落后，偏有许多旧医拿国医来标榜，真是令人气短"!最后明确地宣传"
将来的医生不但要检查患者的脉搏血压和照爱克司光线，并且还要分析或试验患者的人格和
他的情绪状态，以冀获得致病之真确的原因，而便治疗"。
植物学家蔡希陶当时远在云南边陲从事科学考察，他以写过小说的传神之笔，创作了一系列
描述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的散文，发表在《太白》的"风俗志"栏目里。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
将扑朔迷离的传奇习俗与严谨认真的科学考证结合在一起。如在《四川的巴布凉山人黑骨头和白骨头》中，他指出由于"地广人稀，要求更多的人口来开垦他们的农地，又加
秉性骠悍，所以就发展了农奴制度"。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形态的推断；面�"
他们在什么时候开始和汉人接触"，蔡希陶尚"不得而考"：
……至今有一种可信可疑的传说，说三国时候的诸葛亮曾征服过
他们。孔明当时曾下过杀尽蛮子的决心，不过后来剖开他们的肚腹，只见一肚子的草渣。看
他们与牧畜无异，就饶了他们。传说中还夹着许多山水古迹，但是作者亲临其地去看望，却
不得要领。孔明征蛮当在今日川滇边境一带，有人说三国上的渡泸水就是今日的金沙江，因
为沿江一带，现在常有人发掘古代铜制的军鼓。
参见1935年1月5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8期，第407页。
显然，这里作者的实地考察及推理，本身即是一种科学工作。他在《太白》半月刊共发表
五篇这样的"风俗志"，依次考察了"巴布凉山人"(现在四川的彝、藏族)的"起居饮食"、
"商业和交通"等等。
许钦文的《殉情的鲎》里，也特别谈到去厦门大学"参观生物展览会"，通过认真观察"鲎
的标本"发现："原来嘴巴长在腹部的中间，从嘴边四展，生着六对脚，能曲能伸。脚端各
成钳形，仿佛是虾所有的，可是长得大。第六对脚较长，末端分裂为五，其中有一支特别长
出，另成一个钳形"。许钦文按照他的见闻和对有关生物知识的理解，指出"鲎"应当"归
在蜘蛛类"，"鲎"被做汤吃的"是尾部的肉，就是附着游泳器�"，并且由此联想到，"
动物的性同生活的关系，实在是很复杂而多变化的"：
比如蜜蜂和蚂蚁，雌的都比雄的寿命长，为的是要完成生殖的使命；又如蛾，雄的交尾以后不再进食，不久就毕命，雌的要产完了卵才死去……雄鲎既经交尾，反正生命就要了结，当在用不着逃，同"爱妻"共存亡，何乐而不为呢?雌的还得产子，所以要图生，有着如此重情的'夫君'，共生死本也是甘愿的罢……②参见1935年7月20日出版《太白》第2卷第9期，第397页，第395页。
许钦文的这篇"漫谈"全文不过千字，其注重科学的知识性溢于言表，尤其拟人化的文笔
更加生动形象，也是可以当作"科学小品"来欣赏、品味的。同样，王余杞的《自流井》详细记叙了手工作坊式的传统制盐工业，其中"盐岩"、"油矿石"、"天车"等词汇的夹杂陈述，反映了受近、现代科学影响的痕迹，读来平添几分科普的风味。②
这些"五四"作家把"赛先生"引入创作，积极地参与介绍、普及科学知识，如果可以视
为正面宣传的话，30年代老舍以其夸张、漫画化的幽默笔调，突出地表现学习科学的文字障碍，则是从反面来印证文艺大众化服务于科普创作及科学启蒙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他在这方面留下的作品虽然不多，却处处洋溢着他那独有的思想情趣和创作个性。如在《太白》1卷7期发表的《读书》，形象、诙谐地说明了当时大部分科学类读物的艰涩难懂：
书上满是公式……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有一回，一位朋友给我一本《相对论原理》，他说：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读了两个"配纸"(即英文Page，页的谐音笔者)，我遇了一个公式。我跟它"相对"了两点多钟!往后边一看，公式还多了去啦!我知道和它们"相对"下去，它们也许不在乎，我还活着不呢?
总之，《太白》发表的科学小品，只是它倡导文艺大众化并致力于科学启蒙的成绩之一，而其他文章，尤其是散文、随笔中所表现出的这种科学科普意识的时代自觉，也是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收获和"五四""科学与民主"思想发展、进步的标志。这既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需要，也是中国文学自"白话革命"以来努力与世界文化"接轨"的一个现代化特征。
四
30年代"科学小品"的理论倡导和创作繁荣，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太白》半月刊的有关
文章里，就可以看到围绕科学知识及其理论思想的大众化普及与启蒙，存在着不同观点、不
同要求及目的之间的尖锐分歧和斗争。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当时民族矛盾、阶级斗争
的社会现实和中国艰难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早在创刊伊始，《太白》半月刊就从社会大众的切身需要和长远利益出发，为普及科学知识
奠基铺路，展开了旗帜鲜明、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通过发表的科学小
品指出：
提倡科学，在中国已有几十年，而就是今年，上午报纸上虽登载着月蚀的预告，夜晚全上海还是锣鼓喧阗，火炮连天。学过生理卫生乃至于人体解剖的，一到生得病，仍旧相信阴阳五行，生克治化，甚而至于倒水饭，吞香灰。灾荒来了，活佛，天师，牧师一例请来祈祷。
参见1934年9月20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1期，第58页。
一个月后，《太白》又发表了艾思奇的《神话化的自然科学》，开宗明义，首先批评"板起面孔来谈自然科学，一定会使中国的大众退避三舍"，接着指出"中国没有健全的自然科学，也没有办法自己实行科学的建设……正因为自然科学贫乏，所以科学就常常被人用过分惊异的眼光加以注视"。一旦"生活中走进了传统的思想所不能了解的事物，又不能马上获得科学的世界观，唯一的解救方法就只是极力设法去填补这裂痕，把这新的异物极力溶化在旧的世界观里，把它推进迷信，神话，鬼怪的行列中，自然科学就因此而成为异闻奇�"。参见1934年10月20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3期，第149页。
正是为了批判中国社会的这种精神愚昧和传统的鬼神迷信，鲁迅在《太白》第2卷第5期发表了《中国的科学资料新闻记者先生所供给的》：
毒蛇化鳖"特志之以备生物学家之研究焉。"
乡妇产蛇"因识之以供生理学家之参考焉。"
冤鬼索命"姑记之以俟灵魂学家之见教焉。"
在这里，鲁迅以他特有的犀利笔锋剖示出20世纪中国社会凭借现代传媒而流布的所谓"科学
资料"，竟然是如此的荒唐可笑!这从一个侧面刻画了"阿Q"、"祥林嫂"与依恋着神龛
"烛台"的"闰土"们那心灵深处的愚昧崇拜，更是�"记者先生"孤陋寡闻、不懂装懂而
欺世惑众的严正抨击!这样的"科学资料"，实质上也是阿Q头上"癞疮疤"的一种。鲁迅给
予无情的"曝光"揭露，也可以说是在科学启蒙的思想意义上要"打破铁屋子"，唤醒民族
觉悟，看一看中国社会现实中科学水平的低下、落后，以及新闻媒界毫无科学常识、毫无科
学态度的无耻和愚劣，达到了多么惊人的程度!
鲁迅对《太白》半月刊一直给予明确的思想指导和积极的撰稿支持，在它出版发行的两卷24
期中，共发表富有战斗性和思想性的杂文、随笔等达22篇之多。这在《太白》编委、发起人
和众多"特约撰述"者中，也是少有的。就在刊载艾思奇《神话化的自然科学》这期《太白
》"短论"栏目中，以卷首位置发表了鲁迅化名"公汗"的名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抨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面对日寇入侵，推行"不抵抗主义"，一面制
造所谓"国联"舆论，一面大搞"求神拜佛"借以欺世惑众，导致一些人叹息"中国人失掉
了自信力"。同时，又以昂扬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肯定、赞颂了"中国的脊梁"。后来收
入《且介亭杂文》集时，还特别在"附记"里指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
《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
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作为左翼文化的主帅，鲁
迅敏锐、及时地把握住时代主潮和文化思想斗争的大方向，指导《太白》杂志大力倡导科学
、扶持"科学小品"，也正是与这种社会现实政治形势紧密相联的，甚至可以说它本身正是
左翼文艺运动配合30年代社会政治斗争需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左翼文化界对当时的科
学普及工作十分重视，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比如艾思奇就发现：
异闻奇谈化的科学本身包含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大众的传统观念已发生裂痕，同时又表现大众在努力要将这裂痕弥补起来。也有前进的意义，也有保守的意义。自然，为群众的利益着想是应该使那前进的要素克服了保守的要素，使科学的认识长大起来，冲碎那迷信的外壳。参见1934年10月20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3期，第149页。
左翼文化界对科学知识大众化的重视与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在同一问题上，也往往形成鲜明的
对立和尖锐的斗争。1935年春，"第三种人"杜衡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月蚀引起的话》，说一般民众逢"月蚀"就"放鞭炮决非出于迷信"，而是"出于欺骗"，以便再看见月亮可以"敷衍面子"。鲁迅针锋相对化名"何干"在《太白》1卷12期发表了《骗月亮》，说"民众""还有未经杜衡先生指出的一点：是愚"。如果他们"也可以随机说出一番道理来敷衍过去的"话，"那态度就一定可以'超然'，很难看见骗的痕迹"。从而揭露、嘲讽了当时所谓"第三种人"自居"超然"的骗人手法。
五
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思想原则，探讨科学与文学、自然界与人类
社会的内在关联，是《太白》半月刊的又一重要理论特色。
1934年冬，《太白》1卷7期发表了"辛人"写于日本东京的专论《文学得挽紧科学的手》。
针对"人们通常总把文学跟科学看成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辛人"批评那种"把文学看
做情感的，把科学看做理知"的"意见跟行为"，"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样，"就是把人类的情感跟理知，非常机械地切离开了"。"辛人"指出：
文学跟科学的差别，不是因为文学只是情感的，科学只是理知的，而是因为文学是在具体的形象中去反映并认识现实，科学则在抽象的概念中去反映并认识现实的缘故。就是说，文学跟科学的差异性，主要的是在他们的表现方法上。但是艺术家在产生作品以前，必须深刻地认识现实，科学家在作出结论以前，也必须深刻地认识现实，他们同样地要凭感觉的认识和论理的认识。这就是说，文学跟科学的同一性，主要的是在他们对于现实的认识方法上。
正是从这种认识论的"同一性"出发，文章指责"许多从事文学的人们……对科学采取'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并认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产生，这应该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接着，文章进一步明确了文学也应包括艺术，科学"当然是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说的"，"它们的认识，都应该在实践中去探求，因为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母亲"。并且例举巴尔扎克和左拉都是著名科学家的学生，来说明"艺术家并非天赋的"，"他得跟科学学习"，"要达到真正的成就，文学就得挽紧科学的手"!
这里，强调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性制导作用，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而在
华道一看来，强调实践第一，勇于研究生活实践，还紧密关系着探讨科学研究与发明的认识
规律：
科学的发明大半由于普通的事物。科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件怎样高深而神秘莫测的东西，虽然有许多问题的确比较艰深，但几个原则都是极简单的，而这些原则常藏在日常的生活现象中，只要我们能够时常仔细的去想，我们是不难明白的。牛顿(Isaac
Newton)因为看见苹果落地而发明了许多关于地心吸力的定律；瓦特(Janes Watt)因为烧开水看见水蒸汽冲开壶盖而发明了蒸汽机，阿基米得(Archimedes)因为洗浴觉得身体轻而发明了浮体定律，他们也并不是一定有什么神秘的智力，他们只是肯时常思索，时常研究普通现象的原因而已。参见1935年1月5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8期，第392页。
另一些作品则善于将科学内容从知识的层面引向对社会、人生的现实思考，显示了认识方法
上的理性统一。例如艾思奇在《由爬虫说到人类》里，通过美国电影《金刚》中的"猩猩王
"，引出生物学上划归爬虫类的"雷龙"、"恐龙"族的消亡，指出"依进化论来说"，"生物躯体上的优点，同时也就是它自己的弱点"，如大爬虫的巨体、坚甲和强力，"是它们征服世界的利器，同时也就成了它们自身的累�"。在此基础上，艾思奇转向对人类命运前途的思考：
人类有智慧，能制造工具，能生产，能有意识地改变自然。但工具的生产，使人类不能保持种族的均一，而发生种种的类别，就像用角的牛，不同于用爪牙的虎豹一样，用锄头挖田的农夫和用机器生产的工业家是不同的。工具的生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使一部分人类渐渐成了大爬虫，他们借此征服世界，支配全人类经济……于是就有了恐慌，有了战争……
参见1935年12月5日出版《太白》第1卷第10期，第495～496页。
科学认识的本质是一种理性批判，《太白》发表理论文章和科学小品，也没有满足于简单地
以科学术语词汇取代思想迷信和传统观念，而是注重在思想上继承"五四""赛先生"的理
性思辨精神。比如运用生物学知识，批评所谓"腐草化萤"的同时，还特别强调"重行估定价值的必要"(贾祖璋：《萤火虫》)，并且指出"科学的研究，第一个仇视敌便是'以耳代目'
，和他对抗的便是观察和实验，从观察和实验中得到真凭据"(薰宇：《半间楼闲话》)等等
。柳在《认识论》和《狗口里吐不出象牙来》中，用生动的"对话体"笔调突出描绘人物
的生活阅历、职业特点以说明男女恋爱的心理过程，和生活实践对主观认识的制约性，已经
在或一程度上展示科学哲学意味的抽象情思了。
总之，在白色恐怖严峻、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左翼文化界倡导科学普及，创办《太
白》，培养作者，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都取得突出的成绩。这与五四时期《新青年》张扬"
赛先生"作为思想旗帜不同，而主要表现为科学知识层面的大众化普及和思想启蒙。因此可
以说30年代自然科学的主体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在表现形式上则追求文学的自觉和审美倾
向、情感趣味上的大众化效应。统观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这种"《太白》现
象"不仅联系、启导了科普文艺的多层次、大面积创生与繁荣，也为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革命文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支点它将会打破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区域分割，将所谓"解放区"、"国统区"、"左翼"作家、"民主"作家乃至科学家、文学家与解放前、后等等观念相对消解，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呈现科学一体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制导作用和思想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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