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知道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我还是感到震惊。相信对很多一直关心“野牦牛队”，关心藏羚羊，关心环境保护的人也是这样。

　　不久前的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４日，还是一个让“野牦牛队”欢欣雀跃的日子。那天，“野牦牛队”荣获了中国环保最高奖金的“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

　　在北京一直陪着梁银权的野牦牛队编外队员、环保志愿者胡佳的手机几乎成了热线，他们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个祝贺电话。 　　在颁奖典礼现场，野牦牛队的第三任领袖梁银权书记宣布：３０万的奖金将全部用于藏羚羊和可可西里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

　　“野牦牛队”的弟兄们在千里之外观看了颁奖典礼的电视直播。他们因为资金匮乏，整个冬季都没能巡山了。

　　留英人类学学者杨建华给“野牦牛队”发来了这样的贺信：

　　爬冰卧雪，餐风露宿，心悬可可西里，情牵四海内外，七年一日，前仆后继，英雄夙愿终得偿；
　　肝胆相照，宠辱不惊，志在千秋功业，历尽艰难险阻，同仇敌忾，爱憎分明，藏羚有知可同欢。

　　从北京载誉而归的梁银权还没有返回格尔木，就接到了玉树州请他去一趟的电话。四天后，西部工委撤消，“野牦牛队”弟兄并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就在差不多同时，我收到了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寄来的一份材料，材料中说，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进行冬季巡山，清理了一批在可可西里捕捞卤虫的人员，这份材料隐晦地表示，这些捕捞活动和“野牦牛队”有关。“野牦牛队”曾经多次受到类似的指责：出售缴获的藏羚羊皮、在可可西里进行采金等经营性活动。

　　这样截然相反的毁誉，是几年来“野牦牛队”所一直面对的，同时伴随的是 “野牦牛队”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复杂纠葛。半年前———２０００年７月，为了探求其中真相，我和本报摄影记者周浩曾深入可可西里采访?

    就在那次采访中，我认识了“野牦牛队”的队长梁银权，认识了尕玛、日尕，还有很多说不出名字的藏族队员，认识了辍学去当“野牦牛队”“编外队员” 的北京广播学院学生许永松。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畔，“野牦牛队”队员带着我们巡山，亲眼目睹了成千上万的藏羚羊，也见到藏羚羊遭到盗猎分子屠杀的惨烈场面。

　　除了对盗猎者的痛恨，我们从“野牦牛队”队员眼中也看到了一种担忧，从１９９７年以来，为保护藏羚羊立下汗马功劳的“野牦牛队”就始终处于被“撤并”、“解散”的阴影之下。 　　“野牦牛队”是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属下的武装反盗猎队伍，成立于１９９５年。几年来，主要由“临时工”组成的“野牦牛队”，一直是广阔的可可西里无人区主要的反盗猎力量，是藏羚羊等濒危动物的保护神。

　　１９９７年，可可西里成立自然保护区并组建管理局，因种种原因，“野牦牛队”没有被吸收进管理局，但又没有放弃在可可西里的反盗猎活动，于是，可可西里出现了两支管理队伍并存的情况。两支队伍互不服气，互相指责。而撤并、解散“野牦牛队”的说法则从来没有停过。 　　从可可西里回来后，我们对可可西里、对“野牦牛队”的关注也从没有中止过，感谢胡佳，他将他大部分有关“野牦牛队”的邮件，都抄送了一份给我，从这些邮件中，我得以了解“野牦牛队”的各种情况：什么时候进山了，抓住了几名盗猎者，什么记者又去采访了，获了“福特环保奖”，梁银权去北京领奖，直到“撤并”的决定下来，梁银权赶了一千多公里的路到玉树州去，听取关于“撤并”的方案。

　　据称，按照方案，除５名干部回到治多县工作外，“野牦牛队”的其他队员都将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成员。而“野牦牛队”的名称也将不再使用。 　　这样的“撤并”是不是最佳的方案，也许还要等待时间的检验，有一点是肯定的，带有传奇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野牦牛队”将不再活跃在可可西里。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它曾经背负的环保主义旗帜将会倒下，藏羚羊，可可西里，将继续凝聚人们关注的目光。